- 第4节 柳川平助的野望下
-
松井石根虽然也是一个“扩大派”，但至少他还是很清楚中国战场应速战而决，断然不能无限制地扩大战区。柳川平助就不同了，自从组建第10军之后，整个中央省部对于下方作战部队的指挥方面就开始不断出现问题，而这种问题还有另一个方面，甚至中央省部内的许多人都知道，柳川平助和松井石根很早以前关系就一直不好。
柳川平助是荒木贞夫大将为首的皇道派的得力干将，昭和七年（1932年）由骑兵监升任陆军省陆军次官，那个时候由于皇道派和统制派的争斗过于激烈，故而两年后的昭和九年（1934年），柳川平助便在陆军省军务局长永田铁山少将（统制派）针对皇道派的军内调动中，从陆军次官的位置上撤下来，转任日本帝国陆军第1师团长。
虽然在昭和十年（1935年）八月十二日，永田铁山因为撤销了教育总监真崎甚三郎大将（皇道派）的职务，而被相泽三郎中佐（皇道派）在办公室砍死，可柳川平助的职务依然没有能够上来，尽管随后被任命为台湾军司令官，但实际上，这个职位也就比师团长稍高一点而已。
另一方面，尽管以大刀阔斧的风格削弱皇道派的永田铁山少将已死，可是统制派却依然把持着陆军高层主要职务。石原莞尔、东条英机、板垣征四郎一大批少壮派统制派军官正在参谋本部、陆军省、关东军得势，而柳川平助这样的人却被赶得远远的，不但进不了中央省部，甚至连重要的军职都无缘晋得。
以年轻中下级军官为主要力量的皇道派此时对于财阀和军方高层把持着的政府很是不满。在席卷全球的大萧条中，日本国内经济持续低迷的状况不但导致大批工人失去工作，农民几乎得靠卖儿当女过日子。作为工人、农民子女的下级军官们认为这都是腐败贪婪的财阀们把持政府的缘故，只有消灭这些腐败的权贵们，让天皇亲政，才能够带领日本走出困局。
也正是在这种国内矛盾尖锐、统制派与皇道派争斗日趋激烈的情况下，昭和十一年（1936年）二月二十六日，皇道派军官第1师团步兵第1旅团副官香田清贞大尉、步兵第1联队第6中队中队长安藤辉三大尉带领步兵第1旅团、野战重炮兵第7联队第4中队、近卫师团步兵第2旅团第3联队第7中队的1?400多名士兵发动政变，包围了首相官邸、国会议事堂、陆军省、参谋本部、警视厅等军政办公地点，以及部分官员的私宅。这便是在日本历史上影响极为深远的“二二六”事件。
这次兵变中，许多活跃于大正时代的日本政治家内大臣斋藤实、大藏大臣高桥是清、陆军教育总监渡边锭太郎大将等政军界多名高层要员被兵变叛军所杀。随后陆军高层在裕仁天皇的严旨下，镇压了此次政变。叛乱被镇压以后，主要参与军官及北一辉等谋划者被枪决，真崎甚三郎陆军大将被转入预备役。镇叛过程中掌握了实权的统制派以“肃军人事”为名，又对皇道派实施了大规模清洗。而柳川平助也因为在“二二六”事变中曾经奉劝天皇向叛乱军队妥协，加上他本身又是皇道派将领，所以在当年便被勒令退出现役。
如果不是此番上海战局吃紧，松井石根大将所统帅之上海派遣军始终无法取得进展，如果不是因为曾经是骑兵指挥军官的原因，以及极擅长指挥迂回作战，那么柳川平助这被勒令退出现役的皇道派将领根本就不会被起用。对被任命为第10军司令官，甚至柳川平助自己都很感到意外。
由于“二二六”事件后统制派假以“肃军人事”为由，对其长期打压，故而此番在拜领大命出任司令官统帅第10军准备杭州湾作战以来，柳川平助就一直提醒自己必须“发挥得更好一些，一举而战成名”，以给那些掌握着陆军省、参谋本部的统制派们看看，以告诉那些控制着中央省部人事权力的家伙们：“在真枪实弹的战争中，你们这些官僚什么也做不了。”
柳川最终成功了，随着第10军在金山卫的成功登陆，他想要给予中央省部的那些官僚及长期与自己关系不佳的松井石根一个教训的目的，在11月5日这一天成为了现实，但柳川平助并不满足于此，积怨和渴望证明自己的心态使得他开始对自己名义上的上官松井司令官满不在意，甚至就连中央省部也无法驾驭他这匹开始发疯的野马。
在杭州湾上陆之后，柳川并没有遵循松井石根这个方面军司令官的命令，而是立即率领第10军从上海侧翼进行远线迂回。然而对于松井大将和柳川平助来说，此次迂回作战大举获胜，并迫使中国军队在上海战场全面撤退，都带来了一个面子上的问题。
日本中央省部一直以来对上海派遣军的任务给予了极大局限，即“扫灭上海附近之敌，占据上海及其北方地区之要线，保护帝国侨民”。但随着第10军在杭州湾的登陆成功，中央省部的口调又变成了“为了挫伤敌之战争意志，获得结束战争之局势，则将不仅限于扫灭上海附近之敌，并且要求扩大战果”。
对于中央省部的这一口调变化，多田骏参谋次长唯恐扩大战争局面，认为进入苏州、嘉兴一线似无必要，因此未予同意扩大战果的请求。然而下村定作战部长却以对军队行动不可不予以准绳为理由，勉强说服了多田参谋次长，并将其不扩大的意旨以另电说明，这才下达了《临命第六百号》指示“华中方面军的作战地区大体为连接苏州、嘉兴一线以东”。而按照中央省部的这一指示，松井石根大将原本是命令第10军以主力进入松江附近，协助上海派遣军向苏州河南方地区作战，并准备向昆山方面作战。这比参谋本部制定的第10军作战要领方案要积极得多，至少可以形成稍微积极灵活地运用兵力的战略态势。
然而早些时候，参谋本部内部就出现了两种不同的声音：一种主张战事止于上海，通过占领上海来控制华北，迫使中国国民政府妥协；而另一种则主张扩大战争，彻底打垮南京政权，以便能够一劳永逸地解决中日问题。所以这种情况下，参谋本部给予下方军队的约束就变得有些自相矛盾。
更重要的是，要求扩大战争的这种声音不仅仅是来自军部，甚至近卫公爵的内阁中也有这样的叫嚣声。早些时候，日本外相广田弘毅就曾在议会中讲道：“为了使中国反省自己的错误，我们将对它进行决定性打击。惩膺暴支是必然的选择。”显然，整体国民及政府与军部同时陷入到一种歇斯底里样的狂野中时，约束就已经成为了一句空谈。
主张战事止于上海的人物是前参谋本部第一部长石原莞尔少将及其周围的一群人，当然还有陆军省的梅津美治郎次官。作为陆军大学校军刀组毕业生，1928年起就出任关东军参谋的石原莞尔对着中日之间的力量有着清醒的认识。虽然在1931年，他在关东军第一课（作战课）任课长的时候就直接策划了“九一八”事变，开创了“昭和三大下克上”事件之首例，但石原莞尔至少并不如同其他那些大本营参谋一样只知道疯狂的叫嚣。
在日本陆军中，石原莞尔是少数几个能够读懂克劳塞维茨所著《战争论》的军人之一。从1935年调入参谋本部任战争指导课长，又调任主管作战的参谋本部第一部长以来，石原莞尔一直认为日本的主要方向是“北进”而不是“南下”。在石原看来，以全局方向着眼，日本绝不应该拉长战线，和中国爆发全面战争，而是应该主要在满洲站住脚，主要精力应该是放在日本的头号敌人——苏联的身上，而不是虚弱的中国国民政府。
石原莞尔认为，上海地区的战事本就不应该扩大，而是应该通过诱逼南京方面签订和约，进而促使华北自治，逐步蚕食中国，将满洲建立成日本帝国的战争后备基地。如果贸然和中国全面开战，必将在中国掀起全民反日的高潮，从而让日本陷入到长期作战的泥塘之中。而且无论是国际环境，还是日本的战争能力，以及中国的持续作战能力，都对日本不利。故而在没有完成准备的情况下，贸然和中国全面开战，日本必将得不偿失。
然而以石原莞尔为首的“不扩大派”却是遭到了以参谋本部第一部作战课课长武藤章大佐、第三部部长冢田攻少将等人的坚决反对。以武藤章、冢田攻为代表的强硬派们主张给南京国民政府以致命打击，彻底征服中国，从而达到日本帝国的根本目的。作为“大陆政策”的坚定执行者，强硬派始终认同前首相田中义一陆军大将在奏折中所提出的“欲征服世界，必先征服支那；欲征服支那，必先征服满蒙”的观点，认为只有征服中国，才能为日本获得一个决定意义上的机会，才能够让日本成为亚洲地区绝对性的领导者，继而成为世界上的数一数二的大国。
虽然陆军参谋本部共分为五个部：一部是作战部，二部是情报部，三部是运输部，四部是编撰部，五部是总务部。而第一部则就是整个参谋本部的核心，随着9月27日，第一部长石原莞尔辞职并被下放到关东军任关东军参谋副长，第四部长下村定少将接任第一部长的职务之后，整个参谋本部的战略决策便发生了根本转变。
京公网安备11010202007521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