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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6节 崩局之始下

  
  但是随后却又宣称:“但是反观上海方面的作战,预料在最后完成任务之前,今后还不能不花费相当的时间和付出损失,而且这已经成为国内外瞩目之地。如果在上海完全被我方控制之前,北方生变,将发生令人极其忧虑之结果。因此目前刻不容缓的紧急任务就是迅速结束上海战局。”
  
  这一堆华丽的辞藻背后其实只有一句话——日本陆军必须改变目前的战略部署,将华北战场上的机动部队抽调到上海战场上去。国际社会是否会因为上海久攻不下而开始怀疑日军的战力,本国人民会不会在狂热中体会到挫败与死亡的忧虑,其实都是托词。日本陆军的高层很清楚:此消彼长,上海方面如果再不能打开局面的话,松井石根的派遣军最终将在不停的进攻中耗尽最后一丝气力。
  
  不过日本参谋本部深知抱薪救火的愚蠢,因此最终决定新派遣到上海方面的兵团,将不作为上海派遣军的增派部队,而是以之作为另一个军,投入作战之中。10月9日,参谋本部正式决定在杭州湾北岸实施登陆作战,次日又进一步确定在上海西南方向的金山卫附近实施登陆作战,考虑到是从华北方向抽调部队,登陆作战时间初步定于10月30日。而在此期间,上海派遣军方面应该继续保持自己的独立作战计划。
  
  由于制定派遣第10军去上海作战的计划十分突然,所以日本方面在调集作战器材,尤其是有关船舶器材都比较困难,加之还有参谋人员提出杭州湾的水文、气象情况对登陆作战均十分不利。因此在计划制定之初,第10军实施杭州湾登陆作战的计划似乎只是参谋本部的一个空想。
  
  然而参谋本部第三部长冢田攻少将、第一部作战课长武藤章等人却力主实施这个计划。在一番争执之后,虽然预料到会有相当多危险和困难,但考虑到登陆作战后,战略态势的有利一面,参谋本部还是决定坚决实施。
  
  而关于在上海方面重新使用兵力问题,参谋本部决定把现有兵力、从华北调来的部队以及国内已经动员的部队合在一起使用,所以没有直接在国内再次实施动员和派遣更多的兵力。但是由于当时陆军省、参谋部内还留有浓厚的“不扩大”方针的意见,特别是参谋次长多田骏的慎重态度,加上要得到新的预算、进行部队集结、补充必需物资等因素,所以陆军参谋本部采取了宁拙而求速胜的办法,依次实施作战准备。
  
  其实早在10月4日参谋本部就以《临参命第五百五十五号》指示:“第18师团应进行登陆作战训练。”第18师团是根据9月11日的《临参命第一百零二号》准备派到满洲的,20日实施动员完成后,即在北九州集结。而于10月6日参谋本部以《临参命第一百一六号》命令第8师团顶替第18师团到满洲入列关东军司令官属下之后,这个师团事实上已经成为了可以运用于任何战场的机动部队。而关于从华北调兵的问题,10月5日参谋本部就下达命令,调遣两个师团的兵力在平津地区集结,23日又命令1个师团在平津地区集结。所以当参谋本部于10月9日作出调遣决定的时候,第10军的基干力量很快便集结完毕。


  
  就在日本方面磨刀霍霍之际,国民政府内部却出现了严重的战略分歧。中日两国的国力强弱悬殊,因此“九一八”事变后,蒋介石长期对日本采取妥协退让政策,而卢沟桥事变后,蒋介石也一时摸不清日方底细,方针难定,甚至在日记写道:“彼将乘我准备未完之时,逼我屈服乎?”“将与宋哲元为难乎?使华北独立化乎?”“决心应战,此其时乎?”“此时倭无与我开战之利。”这些钱大钧都是知道的。
  
  而在国民政府内外,更有一部分人积极主和,或者设法推迟大战时间。在国民政府内部,以军事委员会常务委员徐永昌为代表,他认为,中日空军力量之比尚不足一比三,抗战准备至少尚须6个月。因此7月14日,徐永昌便致函军政部部长何应钦,主张“和平仍须努力求之”。
  
  而在国民政府的知识阶层中,胡适、蒋梦麟等精英人士也都主张“忍痛求和”,认为“与其战败而求和,不如于大战发生前为之”。为此,胡适两次面见蒋介石。7月30日,他向蒋介石提出“外交路线不可断”。8月5日,他又向蒋介石建议,放弃东三省,承认伪“满洲国”,以此解决中日两国间的一切“悬案”,换取“东亚长期和平”。
  
  可笑的是直到8月6日,胡适还要求在大战之前作一次最大的和平努力。他在面交蒋介石的书面建议中提出:1.近卫内阁可以与谈,机会不可失;2.日本财政有基本困难,有和平希望;3.国家今日之雏形,实建筑在新式中央军力之上,不可轻易毁坏,将来国家解体,更无和平希望。胡适甚至天真地认为只要中国作出让步,就能在中日间维持五十年的和平。
  
  和、战是攸关国家命运、前途的大计,钱大钧深知蒋介石的心里不可能没有矛盾。7月16日,蒋介石邀集各界人士158人在庐山举行谈话会,讨论《应战宣言》。该《宣言》空前坚决地声称:“如果战端一开,就是地无分南北,年无分老幼,无论何人,皆有守土抗战之责任。”但是,对于这份宣言应否发表,何时发表,众议不一,蒋介石自己也犹豫不定。在当天的日记赫然写着:“宣言对倭寇影响为利为害?应再研究。”直到7月19日,蒋介石决定排除阻力,公开发表《应战宣言》,“再不作倭寇回旋之想,一意应战矣”。但是为了减少这份《宣言》的冲击力,蒋介石还是将之改称为“谈话”。
  
  庐山谈话的措辞空前激烈,但是,蒋介石并没有下决心关闭“和平解决”的大门,所以同时表示:“在和平根本绝望之前一秒钟,我们还是希望由和平的外交方法,求得卢事的解决。”因此当国际联盟定于11月3日在布鲁塞尔召开“九国公约”会议,讨论中日战争问题时,蒋介石原先已听取了白崇禧、陈诚等人建议,决定放弃上海,采取持久战策略,全军退到上海外围既设之国防工事固守,抗击消耗日军的决策却发生了动摇。

  
  11月1日夜10时蒋介石偕白崇禧、顾祝同等人乘火车,冒雨来到国民党淞沪前线中央军总部驻地南翔,在一所小学里召集由师长以上将领参加的紧急军事会议。在会上蒋介石说“九国公约”会议对“国家命运关系甚大,我要求你们作更大的努力,在上海战场再支持一个时期,至少10天到两个星期,以便在国际上获得有力的同情和支援”,“上海是政府的一个很重要的经济基地,如果过早地放弃,会使政府的财政和物资受到很大影响”。
  
  会后,宣布撤销原本已经下达的撤退命令,要求各部队继续坚守原先阵地。新命令传到阵地上,官兵上下一片哗然,短短时间内命令两次反复,使得中国守军士气大受影响,一些已经卷好铺盖要走的士兵只好又匆匆返回阵地,淞沪战场之上的部队秩序第一次开始出现了混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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