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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节 十月危城下

  
  果然局势的发展如钱大钧所预料的那样,就在日本陆军第一批增援部队尚未完全开拔的同时,日本参谋本部作战课又进一步作出了动员第18师团的决定,这也就意味着日本政府开始进一步动员后备力量,与中国进入不惜耗损国力的“总体战”阶段。
  
  近代日本陆军的历史基本上可以追溯到1886年到1889年陆军省次官桂太郎、参谋次长川上操六所主持的兵制与军备改革,即1888年5月14日令废除带有地方治安色彩的东京、仙台、名古屋、大阪、广岛、熊本六镇台设置仿照西方近现代陆军编制的6个常备军师团。而其后虽然由于中日甲午战争和日俄战争,日本陆军的师团数量几经扩充,但是到中日战争全面爆发前,日本陆军基本上保持着17个“常设”师团的合理规模。
  
  随着中日战争规模的不断升级,日本政府显然逐步失去理智和耐心,不顾国力的限制开始疯狂膨胀其武装力量。除了复活在1925年撤销的第13师团和第18师团之外,还组建以预备役兵员为主体的“特设”师团,在日本军方新一轮派往上海战场的部队之中,除了第9师团是战前便存在的常备军之外,第18师团、第101师团以及派往中国东北地区“待命”的第13师团均是由预备役兵员组成的后备军。
  
  虽然日本陆军战前只有17个“常设”师团,但是每个师团的退伍老兵均转入预备役,因此战时可以迅速得到扩编成特设师团,也就是说一旦日本的战争机器全力开动,其陆军兵力可以很快由现役的38万人扩充到74万人。
  
  而除了预备役兵外,日本的兵役制度之中还设有后备役兵88万人和补充兵役240万多人,各种兵役人员合计有448万多人。而反观中国,虽然有203万现役兵员,但是预备兵役和后备兵役却一无所有。因此战端一开,中国军队便很快呈现出后续乏力的状态。而日军却可以在迅速整补之后,仍保持旺盛的进攻能力。多年以来的积贫积弱,使得中国在国防动员体制、平战转化体制、军事指挥体制相对于日本均有着不小的差距。在这一点上钱大钧虽然身处高位,也只能报以叹息。
  
  9月9日根据《临参命第九十六号命令》从华北方面军转入上海派遣军的日军10个后备步兵大队开始依次到达战线。上海派遣军司令官松井石根大将立即命令这些后备步兵大队负责掩护登陆点,封闭各师团之间的间隙,并警备后方。而原先在这方面负责警备任务的各部队立即回归原先部队,集中兵力准备开始新一轮的进攻。
  
  9月12日重藤支队从台湾出发并于两天之后在贵阳湾实施登陆,按照上海派遣军司令部的命令,编入第11师团的指挥下作战。而随着第9师团、第13师团、第101师团陆续抵达。整个9月,日军利用其制海权的优势持续增兵淞沪战场,最终在华东战场上形成一个重兵麇集的强大攻击群。


  
  加上先期投入的第3师团、第11师团和日本海军陆战队,到10月初,日本陆军在上海战场已经投入了5个师团又1个混成旅团的庞大兵力,但其实并没有什么大的进展。在沪西的罗店、蕴藻浜等方向,日军的进攻屡屡不能得逞,虽然中国守军部队死伤惨重,浴血山河,但日本人每前进一步也要付出极大的伤亡。
  
  虽然沪西方向让日军死伤众多无法前进,但钱大钧却并不能说淞沪战场就是安全的。现在最让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担心的倒不是沪西战场,而是在于别的方向,比如浦东。
  
  “主任,余姚的第45师刘副师长发来的密电!”侍二组组长酆悌不知什么时候已经来到了凭窗而站的钱大钧的身后。
  
  “嗯?”钱大钧眉头微皱,接过酆悌递来的文件夹。
  
  提笔签收文件后,钱大钧草草看完电文便叫住了正欲转身离去的酆悌。“委员长睡下了吗?”钱大钧稍稍沉吟,最终决定开口询问道。
  
  “还没有!”酆悌意识到这个时候主任的询问并不会没有原因,身为“民国军机处”的成员,他第一时间联想到这也许就跟刘进副师长发来的密电有关。

  
  算起来刘进副师长也是侍从室系统的骨干了,他是在年初才由新编第6师副师长的任上调职为军事委员会委员长侍从室第一处第二组少将参谋的。淞沪会战爆发后,原侍二组组长邵存诚被调到冯玉祥司令长官的第三战区出任参谋长一职,刘进便接任侍二组组长的位置。
  
  由于侍二组主管着军事参谋业务,并与陈布雷主任的侍二处所属第四组一起秉承蒋介石的旨意,综管军政机要,同属侍从室组织的核心,也因此蒋介石一直都对负责军事方面的侍二组是十分注意的。毕竟侍二组主管的业务,几乎包括了军委会所属的各重要部门和其他行政部门,从作战指挥、部队训练、国防装备到交通运输、后勤补给以及人事经理等等。
  
  无论是审阅一些来自各方面的建议和处理事务性的工作,还是代替蒋介石向战区司令长官电话传达重要手令,又或者凡是下面所不能决定或不敢决定的一些报告或请示的文件,都得经过侍二组,由参谋人员研究审核,签注意见送给蒋介石作最后裁定,几乎上传下达的工作都被侍二组所包囊。也正是因为侍二组的特殊性和重要性,所以关于组长和参谋人选,一般都是必须经过蒋介石亲自批准而后任用,没有他的点头和批示,谁也进不了侍二组,更别说是出任组长一职。不过也正是因为身为“天子近臣”,故而曾在侍从室工作过的军官几乎无不官运亨通、仕途坦顺。刘进也不例外,担任侍二组组长不过月许,他就被调往陆军第45师任副师长,所余侍从室一处二组组长一职由酆悌接任。


  
  “真是怕什么来什么!”抬手敲开蒋介石卧室的瞬间,钱大钧低声叹息道。“刘建一发来的情报准确吗?”草草看完了电报之后,穿着睡衣的蒋介石以一口浓重的浙江奉化口音询问道。
  
  刘进调任戴民权的第45师任副师长的调令,是钱大钧亲自根据蒋介石的命令传达的,所以钱大钧很清楚这其中的缘由。曾久驻中原、此时也奉命调来浙江,担任慈溪、余姚至镇海要塞防务,防止日军由镇海、宁波西犯杭州的第45师虽然兵员充足,但毕竟未经过大的战争,加之部队原是由河南息县、汝南、固始、潢川等县的地方团队改编的,所以战斗力极为有限。
  
  为了加强对该部的控制和指挥,除了调侍从室第二组组长刘进为该师少将副师长之外,同时蒋介石还令参谋本部调正在福建指导国防工事的王宏谟为该师少将参谋长,协助刘进整顿第45师。说白了,以侍从室嫡系的刘进和参谋本部的王宏谟为副师长、参谋长,也就是为了架空第45师师长戴民权。
  
  在得到钱大钧肯定的回答后,蒋介石对于戴民权违抗自己的命令,不愿将部队拉到松江一线布防,显得颇是恼怒。书桌上叠放着的那几份由戴笠递呈上来的报告已经可以说明浦东方向目前所潜在的危险了,如果不是担心日军很有可能在浦东方向实施登陆作战,也无需将他戴民权的第45师调至松江一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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