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1节 十月危城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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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的南京本应是秋风送爽、桂花盛放的时节，但是对于大多数南京市民而言，1937年的气候显得是那么异常，这一年的夏天来得格外得早，也异常得炎热，可是刚过了8月，天气便开始变得阴郁起来。连绵的雨季虽然使得人们享受不到阳光的温暖，却也给南京城带来了稍许的安全感，因为也就只有在这样的天气里，实施“越洋爆击”作战的日本海军飞机才不会飞临这座六朝古都的上空，实施那令人发指的无差别轰炸。
然而云层和阴雨终究不能取代一支强大的空军来永远保护中国的天空。从10月上旬开始，随着天空逐渐放晴，被日本政府寄予厚望的海军第1联合航空队便开始频繁出击，不分白天和黑夜地用弹片与轰鸣向仍在抵抗的中国军民施加压力，以期使得这个在东京眼中卑微而虚弱的政权尽早屈服。
空袭对于一座繁华的都市而言无疑是致命的，昔日人流如织的南京此刻到处都是死一般寂静，连红色的砖瓦屋顶都粉刷成了黑色，空荡荡的街道上也只有同样被漆成了黑色的电车还在行驶着。虽然大多数市民都被告知要尽量留在家里，但是各级政府机关都在照常运营着，军人、警察，还有那些自愿组织起来的平民纠察队也在忠实地履行着他们的使命。
此刻身在中央军校122号大楼里的钱大钧对于现在的南京城究竟什么模样是再清楚不过的了。记得战事刚刚开始之时，南京《新民报》曾发表社论说什么“（南京）不是重工业区，不是金融市场，也不是军事重镇，实在够不上敌机的轰炸，南京并不如一般想象之危险”云云之类，结果上海全面开战后的第3天，即1937年8月15日，日本海军便首次对南京进行了“渡洋爆击”作战。当天，20架隶属于日本海军“木更津航空队”的三菱G3M96式陆基轰炸机组成的机群对南京实施了大规模空袭，炸毁民房若干，伤及平民无数。而这一天却还只是日本人对南京进行的“渡洋爆击”作战的第一天。
从9月19日这天起，日本方面又开始对南京城实施无差别空袭，医院、水厂、电厂一切军用民用目标尽皆成为日机轰炸的对象。仅仅在9月25日这天，日本海军、陆军航空队便出动飞机约百架，从上午9点半开始，对南京进行了长达7个小时的猛烈轰炸。此次空袭造成逾千名南京市民伤亡，更使得大片城区化作废墟。
也正是从这一天起，南京，这座中国的首都第一次感觉到了战争的逼近。而随着日军空袭密度的增加，有人已经开始隐隐约约地担心起不过300公里之外的淞沪战火是不是会烧临到南京城下。
平心而论，钱大钧也深知此刻淞沪方面的战局的确很不好，自从8月13日上海方面的保安部队和日本海军“上海特别陆战队”全面交火以来，这场双方都志在必得的战争就如同雪球样越滚越大。在张治中将军率部围歼虹口区等处的日本陆战队未果的情况下，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数次增兵上海方向，精锐的德械第36师、第87师、第88师等部队悉数奔赴大上海。
而日本方面在一片“惩膺暴支”的狂妄叫嚣声中，也从国内动员了藤田进中将的名古屋第3师团、山室宗武中将的善通寺第11师团组成“上海派遣军”，由陆军大将松井石根统一指挥，开赴上海。随着日本陆军“上海派遣军”于8月底在沪西的吴淞口、川沙等地登陆，一时间中日两军的精锐部队如同对撞的火车般不可避免地在繁华的沪西地区展开了一场殊死搏杀。
此时站在窗前望着笼罩在一片黑暗之中的古都南京，钱大钧的心情糟糕到了极点。比起遥远的华北战场来，上海方面的战局对于目前中华民国政府而言显得更为令人揪心。自卢沟桥事变以来，中日两军数以十万计的主力兵团已经在华北、华东两条战线上同时展开进行主力会战。
不过与上海方面的胶着相比，华北战场之上日本陆军的进展似乎颇为顺利。7月底，平、津相继失陷。8月下旬，南口、张家口、宣化也落入敌手，晋北门户洞开。9、10月份，在日军强大攻势下，平汉线中国守军大面积溃退，保定、石家庄不守，山西方面也全线吃紧，太原成为危城。
日本陆军满心期待的平汉路主力大决战却始终没有出现。但是根据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所颁布的《国军作战指导计划》，华北战场上的中国军队基本达到“在平汉路正面与日军相持，实施柔性攻击，晋鲁两个侧面则利用山地固守，对正面日军构成掎角之势”的战略构想。
而自日本陆军“上海派遣军”于9月初猛攻吴淞、宝山、狮子林一线以来，这场战争的规模也逐渐朝着失控的方向发展。战事的不利迫使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频频从内地抽调更多的部队前去增援淞沪战场，无论是川军、桂军、滇军，还是中央嫡系，在“一寸山河一寸血，百万青年百万军”的口号下，他们同举着“抗日救亡”的大旗，义无反顾地奔赴淞沪前线。
就在越来越多的中国军队从各方赶往大上海的同时，9月1日，日本陆军参谋本部下令加速动员早已经在集结中的第101师团、独立工兵第11联队等部队。5天之后，即9月6日，日本海军军令部长伏见宫博恭王大将在上午时分，专门为海军用兵问题进宫觐见裕仁，奏称：“上海陆上的战斗迟迟无进展，必须增强陆军兵力。”
伏见宫的这一奏称，事实上是日本陆海两军的共识。9月4日，日本陆军参谋本部、海军军令部举行联席恳谈会，陆海两军的首脑们一致通过了“在华北给中国军以最大打击，进入保定一线；在上海附近，以击退敌人的胜利结束战局，其时间大概是十月下旬至十一月初之间”的决议。
面对执掌日本海军的四大世袭亲王之一的建议，天皇裕仁立即宣布召见陆军参谋总长闲院宫载仁亲王大将前来商谈。而事实上老而弥辣的日本陆军首脑闲院宫早在参谋本部进行研讨之后便已着手准备增兵上海，于是在当天下午的晋谒中立即奏称：“内定增派第9师团、第13师团、第101师团及台湾守备部队前往上海，（同时）派遣4个后备步兵大队到上海。”在日本海陆军的沆瀣一气之下，日军增兵上海的工作迅速展开。而战争的规模也与所有善良人们的祈望向背，逐步走向无限扩大的深渊。
9月7日，日本陆军参谋本部决定台湾守备队于9月9日实施全面动员，组建重藤支队，归属上海派遣军建制下，火速驰援上海。重藤支队从名义上看似乎是一支小部队，事实上却几乎囊括了日本在中国台湾地区驻军的所有机动部队。在台湾守备司令部的作战指挥机关领导下，日本陆军的台湾步兵第1及第2联队、台湾山炮兵联队、台湾第1及第2卫生队、台湾临时自动车队、台湾第1及第2输送监视队悉数出动。而从支队长由重藤千秋少将出任便可以看出，所谓“重藤支队”其实际战斗力不弱于日本陆军一个混成旅团。
根据《临参命第九十七号命令》将重藤支队派往上海战场的同时，日本陆军参谋本部又根据《临参命第九十六号命令》从华北方面军抽调后备步兵10个大队、炮兵两个中队、工兵两个中队、野战重炮兵第10联队的1个大队、高射炮队（乙）5队，增援上海。在钱大钧这样的职业军人眼中，这些繁琐的番号本身便蕴涵着无比重要的信息。
如果说就近动员台湾驻军驰援上海意味着东京方面也意识到上海战局已经危急到来不及从本土抽调兵力的话，那么众多后备部队从华北战场转移到上海则意味着，在连日的鏖战中气焰嚣张的日本陆军也开始无法承受巨大的伤亡，迫切需要补充新鲜血液。在前线的将士浴血奋战，给予入侵者以迎头痛击的同时，钱大钧在9月初便开始担心，一旦日军的增援陆续抵达，上海战区的形势必然更为严峻；而一旦把持着日本军队的那些老少战争狂们将注意力转向上海，那么未来出现华东战场的敌人数量必然呈几何速度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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