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对于全球民主的流失能做什么呢？由于在社会科学中，识时务者需要乐观，因此回应“不是很乐观”可能听起来有些奇怪。但这至少在下一个或两个十年里是正确的。例如设计一个对所有国家都负责的全球政府与银行的乌托邦方案是一个遥远的梦。我们能够想象即使没有全球政府下的某种最低水平的全球公平吗？这些问题已经被哲学家讨论过。我在这里的目的是一个非常有限的，关于调查一些填补对全球政府的警告的实际方法，尤其是在经济决策的背景下。

　　更别提实现全球民主了，努力向一个没有民主历史的国家移植民主都很危险。这样的移植会引发战争或者闹出笑话。后者没有比罗里•斯图尔特在战争中对伊拉克引人入胜的报道更加生动了。2003年8月，英国人斯图尔特被任命为伊拉克南方阿马拉的代理地方长官，作为临时管理当局的一部分，来帮助重塑被萨达姆的独裁与乔治•布什的战争所毁灭的公民社会与民主。在就职之后，他不得不接待一位“美式民主专家”，这位专家空降至没有法律的沼泽地来向当地的牧师与军阀解释民主。他在白板纸上的一侧画了一个长方形，用来代表议会，然后在它下方是四个垂直的长方形，它们代表议会的附属委员会。“他在画一条狗。”酋长说。

　　言归正传，全球化的进程将会继续，国家间的民主将会继续遭受侵害，这些不会有任何疑问。在这之前的一段时间，以上的讨论将给我们提出全球政府与银行的问题。在此期间，我们可以加强全球组织的民主结构，例如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以及世界贸易组织。虽然是很小的举措，但却非常重要，因为它们能对全球稳定做出贡献，即使就目标本身而言，它们在道义上都是令人满意的。讽刺地是，这个教训与西雅图和华盛顿的抗议者以及工业化国家内的一些极端保守团体所想要的——解散这些组织——有很大的差别。相反，我们需要重构这些组织并承认它们如今可以发挥特别重要的作用。在前一章，我就提出，我们迫切需要一个协调国家政策来对抗贫困与不平等的组织。

　　这个过程当然会被劫持，以便使这些组织成为强大国家手中的指挥棒。另一方面，通过移除这些组织，强权就会弱化的想法是幼稚的。我们需要这些柔和的组织，但是那些致力于全球民主的组织将总是需要我们警惕的。有足够的证据表明，在某种程度上能够用国际组织谋求自身好处时，强大国家的政客才认为它们是有价值的。2000年1月20日，参议员杰西•赫尔姆斯，可以说是代表美国最重要的国会声音，告诉联合国理事会的成员：如果联合国尊重美国人民的权利，并作为一个有效的外交工具服务于他们，那么联合国就会赢得和值得他们的尊重与支持。但是联合国试图把它们假定的权力强加给美国人民，而不考虑他们关于对质的一致请求，我直言相告——最终美国会“退出联合国”（附加的强调，但这也是我对赫尔姆斯将会想这么做的预感）。赫尔姆斯后来表达了对“超国家组织”（supranationalinstitutions）的厌恶，其中包括已创立的国际刑事法庭（internationalcriminalcourt）。对这种言论破坏最大的是，从世界作为一个整体的观点来看，任何赫尔姆斯认可的组织将立即受到质疑。

　　我们需要做的工作是，至少在那些被认为在世界经济或国际关系中起到斡旋作用的国际组织里，给予不论富有或是贫穷的国家以平等的话语权。这种横向的公平在绝大多数组织里通过两个路径中的至少一个被违背。首先，存在一个公开的渠道，在这个渠道中，对这些组织贡献更多的国家将会被赋予更高份额的投票权。这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与世界银行里是真实存在的。第二条路径则是通过减少决策制定的透明度。我们可以通过观察一个国家内部的政策制定，来理解这条路径对于民主的重要性。在某种合理的程度上，如果决策制定的过程对所有人都可见，那么任何组织或者游说团队想要劫持决策制定的议程都会变得困难。大财团与军方通常与政府比较亲近，相比于印度，它们能够在巴基斯坦促成自身更多的利益，原因很简单，印度政府对审查更为开放，这对国际组织同样适用。凭借着向这些组织贡献高级管理人员与金钱，大国与强势国家将有更大的权力来利用这些组织。因此如果这些决定发生在不透明的墙之后，大国与强势国家将极可能为了符合自身利益而改变议事日程。以世界贸易组织为例，尽管它的确遵守着一国一票的重要原则，但仍被广泛地当作强大与富有国家的保护区。这就是由于一些分析家称作的“休息室”（greenroom）效应造成的——也即是，在幕后发生的事情。在休息室里，将对所有成员国公开并用来讨论和投票的议事日程被提前开始，许多最终的结果在这一阶段被决定了。如果世界贸易组织打算变成一个更民主的组织，那么它绝对不能允许其“休息室”被少数国家霸占。

　　这个问题不会比起草国际劳动标准更加明显了。这些标准表面上为了发展中国家的工人设计。但讽刺地是，对该种标准最大的反对就来自那些贫穷国家，这样的反对不仅来自它们的政府而且来自工会与草根工人。第三世界的担忧是合理的。这些标准倾向于采取的形式——以及越来越多利用贸易制裁的谈判强加的这些标准——接近于工业化国家内的贸易保护团体所寻求的形式。考虑到富裕国家的游说团体在国际组织的权力走廊中拥有更大的使用权，以上情况并不令人感到惊讶。

　　大多数让人感到惊讶的是这种对国际组织的批判。更富有国家（贡献更多资金的国家）在这些组织中实践着更大的表决权，对这种行为质疑的事实听起来是蛮横的，但却简单地表明了我们仍然离全球民主有多远。比尔•盖茨没有基于他对政府国库贡献了更多而在美国选举中获得多重的选票，这一点也不显得蛮横。实际上，建议他拥有更多的投票听起来才是蛮横的。这是因为单个国家内部的民主是一个稳固得多的概念。是到了该严肃考虑我们如何保证给不同国家更加平等的投票权，而不考虑他们的财富。金钱本身提供了许多优势；民主的一个基本原理在于我们不应该通过给予富裕国家额外的表决权来向这种优势妥协。

　　在上述同样的安理会演说中，赫尔姆斯抱怨道，在依靠美国纳税人辛苦赚得的钱而生存的同时，联合国官员居然厚颜无耻地宣布“像斐济与孟加拉国这样的国家担负起了美国在维护和平方面的重担”。坦白讲，他生气不是因为一些联合国官员说了些可能不正确的话，而是因为像斐济与孟加拉国那样的小国被给予了如此的重要性。每个国家应该拥有相同话语权的观念即使作为一个想法都不能被接受。

　　幸运的是，观点发生变化了。跨国公司如今开始考虑环境责任以及尊重劳动标准的重要性了，即使这意味着企业利润的削减。这似乎违背了关于跨国公司的古老信念以及教科书上对于跨国公司的描述。当一人一票的观点首先产生时，富有的封建地主一定会受到震动，并向这种公然的不公平以及由它引起的决策制定过程中的混乱叫嚣，但是这种单个国家内部的民主原则将不再显得奇怪。

　　随着重构国际组织的呼声从西雅图与华盛顿的大街上、以及国会委员会（例如不久前由艾伦•梅尔泽率领的一个）中减退，这为我们彻底想清楚一些问题提供了好时机，不仅仅通过经济效率以及更高成本效率的观点，而且要通过代表穷人的观点来想清楚这些问题。为了全球稳定，经济效率以及国际关系中的美德起见，我们必须尽力给予国际组织一个更大的民主结构。这可能不是为了每一个国家单独的利益，但一定是为了所有国家的共同利益，它将作为最终目标的一小步朝着传播全球民主观念前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