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化令人口与资源集中，由此可以形成巨大的生产力，但也会生成巨大的破坏力。长期以来，在功利主义者的不断宣扬之下，人们关注得更多的是城市的有利方面，而忽视城市的不利影响。

　　马克思认为：“城市本身体现了人口、生产、工具、资本、享乐和需求的集中；而在乡村所看到的却是完全相反的景象，是资源的孤立和分散。”西方城市在规模不断扩张中，终于恶化到“大到难以收拾”的地步，由此导致日趋严重的“城市病”，形成了环境污染、交通拥堵等人与物、人与自然的对立，更为严重的是形成人与人、人与社会的对立。发展中国家在推进城市化的过程中，引起了城市与农村的对立，形成了所谓的“二元经济”与“二元社会”。

　　城乡“二元”对立与博弈的结局是，农村城市化，农民市民化，城市不断向外拓展地盘，向内席卷资源，蚕食农村，消灭农民。与此同时，城市与市民在产业化、市场化、商品化的洪流中，被冲刷、打磨成为一个异质社会，即城市各种族、各阶层在一定程度上处于彼此隔离的状态，这种状态在美国被称为“种族马赛克”。具体地说，各种族、民族以同质形式居住在特定的街区，彼此间以“拼图”形式存在。

　　在“马赛克”或曰“拼图”城市中，最不忍看到的就是“城市伤疤”——贫民窟的出现与扩散。在美国，贫穷的黑人和其他少数民族源源不断地涌进城市，引起了后来的种族骚动和20世纪60年代的“城市危机”。黑人大规模地向城市流动，城市病日益严重，从而使城市越来越不适宜居住，生活优裕的白人不断从中心城区迁走，由此出现了城市郊区化，或逆城市化现象。到20世纪70年代，美国的纽约、底特律、克利夫兰、芝加哥、波士顿等诸多城市（尤其是老市区）都出现了不同程度的衰落现象。

　　城市越大，人均负担就越重，如此一来令政府不堪重负。1981-1982年，纽约市区人均负担为2732美元，而郊区则仅为1547美元。拥有100万以上人口的城市较之拥有10万-25万人口的城市和2.5万之下人口的小镇，其人均负担分别高出50%-100%。丹尼尔•埃拉热：《美国城市建设》，汉米尔顿出版公司1987年版，第39页。由此，政府开支巨大，入不敷出，只好靠举债度日。上世纪70年代，纽约市因债务太多宣布财政破产，不久匹兹堡也陷入了相同的窘境。如今，美国地方政府总负债高达2万亿美元，2011年可能有50-100个城市宣告破产，地方市政债券违约情况将会大量出现，涉及金额可能高达上千亿美元，并对总规模近3万亿美元的市政债券市场造成冲击。

　　在那些紧步发达国家后尘的发展中国家（如印度、巴西与南非等）中，贫民窟已经成为诸多城市的顽疾，生活环境脏乱差，黄赌毒应有尽有。巴西里约热内卢的贫民窟的人口约占全市总人口的25%。在诸多非洲与拉美国家，城市建成区的70%-80%都是贫民窟。美国《史密森学会会刊》记者约翰•兰开斯特在走访孟买最大的贫民窟——达拉维后这样写道：“达拉维出现在我们面前，就像一个巨大的废物堆。”兰开斯特的结论是：“这里是城市中的地狱！”世界银行在2009年的世界发展年报中称，新加坡是全球消除贫民窟最成功的国家，然而新加坡只是“弹丸之国”，其经验没有多大推广价值。因此，对于诸多效法西方城市化的发展中国家来说，城市化基本上是失败的。

　　联合国人类居住规划署1996年发布的《伊斯坦布尔宣言》强调：我们的城市必须成为人类能够过上有尊严、健康、安全、幸福和充满希望的美满生活的地方。显然，对诸多发展中国家的城市来说，这更多是一个愿景。据联合国人类居住规划署报道，目前全球有近10亿人居住在生存条件恶劣的贫民窟中，相当于世界总人口的1/6，全球城市人口的1/3，预计到2020年居住在城市的贫民窟中的人数将增至14亿。

　　西方城市化与工业化是同步推进的，为了给企业提供充裕的劳动力，通过土地兼并（最为野蛮的就是“圈地运动”），将农民驱赶到城市，或通过人为拉大城乡发展差距，将农民吸引到城市，在城市中形成廉价劳动力“蓄水池”——贫民窟，众多的“无业游民”由此成为任由资本宰割的羔羊。但是，失去土地的农民并没有完全依照统治者、资本所设计的路径发展，城市的社会矛盾尖锐，动荡加剧，1789年法国大革命正是在这一经济与社会基础上发生的。如今，发达国家早已实现了城市化，进入后工业社会。但是历史积淀下来的社会矛盾，一直在周期性潜滋暗长。在法国巴黎，大规模骚乱在2005年11月和2007年11月发生。发起骚乱的群体多为穆斯林后裔，失业和贫困如幽灵一般长期困扰着这一社会阶层。

　　西方的城市化模式，在发达国家的实践并不成功，在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实践则不断落入失败。美国环境政治学创始人之一、旧金山大学社会科学学院院长约埃尔•卡西奥拉博士指出，“整个西方工业文明的社会秩序都建立在对经济增长无限追求的基础上，但是，无限追求经济增长的后果却是非常危险的；从生态学角度来讲，无限的经济增长是不可能的，其短期内的后果可能是灾难性的，长期来讲对地球上所有生物——包括人类和非人类都会是非常严重的”。从环境角度看，西方工业文明的价值观基础是行不通的。如果全世界现有的63亿人——未来25年将达到80亿至100亿人——都追求经济的无限增长，那么经济增长的末日将更快到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