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任何没有偏见的人士都会认为，相比我们的祖辈父辈，今天我们中的绝大多数人的的确确过上了“好日子”：充裕的消费物品，便捷的社会服务，一切凭票供应的“紧日子”、吃不饱穿不暖的“苦日子”已经成为一个遥远的传说。即便是所谓“弱势一族”，在衣食住行上——与过往比较——也有了绝对性改善，为基本温饱犯愁的底层民众正越来越少，“中产阶级”越来越多地拥有自己的住房和汽车，适逢节假日，竟然也可以像当初的日本人那样出门甚至出国旅游，尽管国际观感一直不太好。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在一切近乎都成为商品、一切近乎都有了价格的情形下，那些“先富一族”，更是过着天堂般的生活，享受帝王般要风得风、要雨得雨的无上荣光。

　　然而，放眼世界，伊拉克、阿富汗战火不断，一些非洲、中东、拉美国家动荡不已，民不聊生，朝不保夕，过着“非人般的日子”；发达国家债务居高不下，美国、欧洲、日本经济一派愁云惨雾，诸多学者专家警告，这些多年来习惯大手大脚花钱的国家或将面临群体性破产，节衣缩食过“紧日子”在所难免；相比之下，新兴市场风头正盛，风景中国这边更好，中国承揽“金砖四国”峰会，集体向世界展示的，实际上就是自己的“好日子”。

　　饮水思源，我们的“好日子”源于和平，来自发展。和平是前人为我们争取来的，是靠解放战争、朝鲜战争打出来的，是用“宁要核子，不要裤子”战略换来的。正是有了和平的保证，我们才有新的战略抉择——以经济为中心，聚精会神搞建设，一心一意谋发展。我们的发展是靠“宁可少活十年，也要拿下大油田”的精神干出来的，是改革开放带来的，是广泛参与国际分工挣来的，是利用市场经济的魔法从大地、空中呼唤出来的。市场经济运用“看不见的手”将应有尽有的商品与服务变换出来，并错落有致地呈现在消费者面前。今天中国，只要您有钱，您就是爷，不仅香车，连香车边的美女，都可以搬回家。

　　自鸦片战争以来，中国屡屡遭受屈辱，“为中华之崛起”便成了中国精英们的梦。但是，摆脱“苦日子”、过上“好日子”则是普罗大众的梦。过去，电灯电话，楼上楼下，一度是中国大众的梦。今天，越来越多的中等家庭的梦想又提高到新的高度——生活小康，有车有房；和睦家庭，长幼有序；老人长寿无恙，子女龙凤呈祥。随着经济增长，社会繁荣，“中国梦”也在越来越多的中国人当中得以实现，而做起“中国梦”的中国人也越来越多，不仅有旭日阳刚，还有芙蓉凤姐……

　　然而，在“好日子”的华丽桌布下，不妙的因素犹如温室里的细菌一样迅速地潜滋暗长。透视中国人的“好日子”，首先是近一两代人苦干、实干，也不排除一些巧干，干出来的，也就是我们不断歌颂的改革开放的伟大成就，依照经济学的名词可以称作“挣现”；其次是我们继承了祖祖辈辈的基业，或有秦皇汉武、唐宗宋祖、顺治康熙等祖上的阴功，让我们拥有令诸多国家艳羡不已的地大物博，只是我们用市场经济的魔法，如大搞房地产，将其“变现”出来，属于“吃祖宗饭”；第三部分是对资源与环境的破坏、对主权的让渡而换来的，是“贴现”来的，属于“断子孙路”，竟然也记在我们自己的功劳簿上，真是惭愧！我们享受经济繁荣的荣耀，也应当、实际上也必须承担历史的责任与过错。

　　不久前，本人随领导到西欧诸国进行学术交流，发觉一个很有意思的问题。英、法等老牌殖民国家，经济日渐萎靡，社会矛盾重重。环视大街小巷，各色人等众多，来自不同国家，受着不同的宗教、文化习俗制约，众口难调，共同体建设艰难，国家负担沉重，蹒跚踟蹰而行，艰难吃力异常；相比之下，德国昔日殖民地甚少，一战后几近完全被剥夺。祸兮福之所伏。该国民族成分不如英法复杂，文化认同强，共同体认同与建设简单、便捷，想过“好日子”无法搞寄生投机，要靠自己创造，在实体经济中创造，因此在地区经济一体化局势下，经济平稳发展，居民生活蒸蒸日上。下午尤其傍晚时分，随处可见的酒吧内外，载歌载舞，到处洋溢着祥和、安逸、快乐的氛围。以至于今日的欧洲人不断谈论，欧洲正成为德国人的欧洲。德国人用强大的制造业替代了昔日的军队、战车，将欧洲诸国逐一纳入自己的经济版图、国际分工链。英国有专家感慨，当年希特勒的雄心壮志，竟然被科尔（力主欧洲一体化、实现国家统一的德国前总理）实现了。

　　欧洲之行，清晰地印证了一个简朴的命题——“出来混总是要还的”。上帝的归上帝，凯撒的归凯撒。我们享受的“好日子”，本不完全属于我们，我们用变现、贴现的方式，把属于前人与后人的财富，拿过来自己消费，拿过来炫耀性挥霍，这笔账早晚是要算的。

　　二

　　中国人讲求“孝道”，因此算我们帐的不一定是我们的后人，他们可怜之处就是要为他们祖辈、父辈的愚蠢行为埋单，饱尝他们祖辈、父辈不负责任的奢侈与挥霍而留下的苦果——拥堵的街道、有毒的食品、枯竭的资源、污染的环境、浑浊的空气、混沌的夜空……尤其是严重的社会对立。

　　真正要算我们帐的应当是我们的竞争对手，一大批穿西装而非军装的敌人。多年来，这些对手在中国攻城略地，巧妙布局，像毛细血管一样，深入中国经济体内，他们所做的，表面看上去是为中国经济成长提供养分，为中国现代化建设添砖加瓦，实际却是使中国的企业——这一经济细胞，越来越依赖他们的血脉，依附于他们在全球分工中所编制的利益网络，这种依赖与依附十分危险。在经济金融化与信息化的背景下，敌手们可以利用他们的网络和我们的依附，轻轻敲击键盘就顺利而便捷地搬走中国的财富。

　　实体经济蕴藏财富，制造业创造财富。中国是当今世界第一制造大国，因此由强大的“中国制造”所支撑的人民币理应“最值钱”。然而，实际情形是，日趋攀升的通货膨胀（尽管统计方式一再轻描淡写地“修正”），使人民币购买力不断缩水。经常出国的人士都清楚，美国等西方国家的无论是奢侈品还是一般消费品（很多都是“中国制造”的），都比中国便宜得多，质量往往还好得多。美国人的恩格尔系数也比中国人低得多。中国通货膨胀多半来自中国人民银行的货币超发，而货币超发源自美元结汇占款。中国是在用实际财富交换美元纸张或电子符号，外贸越多，换汇越多，流失的财富就越大，通货膨胀就越严重。这便是人民币越来越不值钱的根本原因，同时，也是我们的“好日子”不断打折扣的主要原因。

　　人民币与美元的挂钩，原本是中国外贸需要的偶然或权宜之计，但是外贸与金融利益集团壮大后，人民币成为“美元票”或“美元券”便成为必然。外贸与金融利益集团为了自己的一点蝇头小利（大约5%甚或更低），不惜将95%的财富输送给美国，输送给华尔街。

　　美国全称美利坚合众国，实际上它既非共和，亦非联邦，而是没有“帝国主义”之名的帝国。帝国的特性决定其要不断扩张，或以军事、政治方式扩张地盘，或以资本方式扩张市场，或二者盖皆有之，从而建立起“宗主——殖民”或“中心——边缘”的体系，否则就会衰落甚至解体。现代金融是“第二国防”。全球化下美国越来越倚重金融扩张。美国金融扩张表面花样繁多且不断翻新，但是实质就是中世纪威尼斯的犹太商人所惯用的伎俩与把戏，制造泡沫——形成跟风——急速撤资——泡沫破灭——廉价收购，这种把戏从威尼斯演到西班牙，再到荷兰，到英国，以及到美国纽约，再通过华尔街操纵政权，经由美国强权在整个世界重复上演。

　　在工业化兴盛时期，美国政权的基础是工业资产阶级。工业资本家需要有消费能力的工人，如此产品才能变为商品，才能实现剩余价值，所以劳资相生相伴，“福特主义”一度成为美国精神。但是，华尔街所代表的金融资本主义利用强大的财力，借助全球化，控制并改造了工业资本，击败了强大的游说集团——劳联产联，由此主导、操纵了美国政权。相应地，美国霸权的经济支柱也由产业资本主导的国际分工，全面转向金融资本主导的国际大循环。

　　由产业资本支撑的美元，本质上要求汇率稳定，以便适应生产周期对成本控制与核算的需要。但是，金融资本厌恶汇率稳定、金融稳定，像细菌厌恶真空一样。由金融资本支撑的美元，本质上要求汇率动荡、资本市场动荡、金融动荡，因为只有动荡才有投机获取暴利的机会。因此，由华尔街涉足的国际金融市场、由美元主导的国际金融，根本不可能实现稳定。

　　全球化实质是资本全球化、金融全球化，它掏空了美国产业，却无比强化了华尔街的金融力量。美国霸权愈发依赖由金融资本支撑的美元国际大循环。在这一美元资本大循环中，华尔街是“心脏”，美联储借助美国强大的综合国力来调节“血压”，输出高能“血液”——实质为廉价纸张与电子符号，即美元，经由与发展中国家、新兴市场的经济“细胞”交换，换回优质商品、服务以及增值利润，供美国人消费、享用。如此循环往复，美国人借此过着养尊处优的“好日子”。这是个一本万利的买卖，美国当然要全力保证美元“高能”的神话，全力确保国际循环的畅通。因此，凡是阻碍美元循环的——如本币国际化、交易结算改用非美元——即是美国的对手与敌人，必须加以清除；凡是促进美元循环的——对应的就是金融自由化与金融开放——便积极支持和鼓励。为疏通、加速美元大循环，美国会动员各种力量，必要时甚至动用国家专政机器，利诱或力压实施。

　　因此，在美元主导或以美元为交换媒介的情势下，中国越是扩大、深化金融开放，被美元绑架、裹挟越深，财富流失也就越严重。近年来，正是通过中美对话机制，以及美国在华培植的代理人的配合，内外联动，上下其手，中国金融不断对美国开放，美元进出中国的渠道日益畅通，中国财富由此正以几何速度流失，流向美国，流向华尔街。这就是中国人民勤劳而不富裕的祸根日本在战后通过18年（1955-1973年）的高速（年均约10%）经济增长，人均财富接近并最终赶超美国；相反，中国经历改革开放30年，年均增长速度与当年日本相当，但是迄今中国人均财富只是美国人的一个零头。美国在发生金融与经济危机之际，依然给“最懒惰的人”（美国人自己称呼）提供医疗保险，与此同时，在咏唱“太平盛世”、高调要搭救美国的中国，那些绝对是世上“最质朴善良的人”竟然出现喝水困难。，是人民币越来越不值钱的本源，是中国“好日子”难以延续的关键所在。因此，不切断人民币与美元的挂钩，不斩断中国金融利益集团与华尔街的“勾结”随着博源基金会在香港的成立以及无所顾忌在内地的非法运作，中国金融利益集团与华尔街的勾结已经明目张胆。，中国的“好日子”就难以持续。看看拉美、苏东、东南亚的教训，摆在中国人面前的绝对不是“好日子”的延续，而是“紧日子”、“苦日子”的到来。

　　三

　　“钱多”而“人傻”当然不是好兆头。中国在肌肉尚未强健时，不断炫耀财富（积累大笔外汇储备，到海外高调大笔投资等）是危险的。试做一个文学性表述：倘若武大郎没有娶得潘金莲，完全可以设想，这个忠厚老实的小人物应当可以在做小买卖、温饱无忧中颐养天年。这个“三寸丁谷树皮”既没有能力吸引、也没有能力保护那个“旷世美娇娘”。因此，合乎逻辑的推理，武大郎娶了潘金莲，绝对是祸而不是福。近几十年来，中国通过挣现、变现、贴现而“暴富”，但是中国没有能力来消化、运用这些财富，持续不断地购买美国证券资产，而使自己落入“美元陷阱”，就是无能的最好体现。很简单，我们尚没有足够的能力——智力、气力、综合实力——保护自己的财富。

　　全球化下，敌手越来越隐蔽，越来越像“我们”，甚至比朋友更加“我们”。当敌手穿着军装的时候，我们尚能保持戒备。当敌手换上便装时，我们便掉以轻心，熟视无睹。当敌手穿上西装后，我们竟然给予红地毯，镁光灯，“坐，请坐，请上坐；茶，敬茶，敬香茶”，加以伺候。中美某次对话就是集中体现。国人无从知晓在这次对话中，中国到底丧失了多少国家利益、多少国家主权？大众往往只是从事后结果——在一个个不断扩大、深化的金融开放中、在人民币不断升值与企业日趋艰难中，感知中国的巨大让步。我们本以为在加入WTO谈判中我们已经“让步到底”，但是当美国对中国制造的轮胎实施惩罚后，我们才知道，中国当初竟然授予了美国所谓“特别保护”条款。由此，中国只能打掉牙齿往肚子里咽。

　　我们似乎正在玩火！即在利益集团的诱导下，大力推进经济金融化、自由化与国际化。金融资本主义是全人类的灾难。经济金融化，不仅使一般商品与服务，而且连债权与债务，都具有了价格，具有了流动性。如此，在市场化、私有化与国际化的旗帜下，将国家财富“流转”成为私人财富，将中国财富“流转”成为外国财富。工农是立国之本，实体经济是财富之源，经济金融化是舍本逐末，使国民经济加速泡沫化。金融利益集团主导的经济金融化、金融自由化令国民经济虚热实冷，加速中国经济泡沫化，加速中国财富外流，如此最终必将掏空中国。

　　鸦片战争重挫了中国人的自信，甲午战争使崇洋媚外无以复加。新中国成立后，我们一度挺直了腰杆，“独立自主地干工业、干农业、干技术革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有声有色。但是，曾几何时，一部分“先知先觉”的中国精英，又引领中国大众拜倒在西方脚下，尤其是在经济与金融领域，对西方尤其是美国的迷信与崇拜几近癫狂。由于干部人事制度的吊诡，一大批“香蕉人”走上了经济领导岗位，他们一手拿着西方经济学教科书，一手拿着统计数据，按图索骥，有模有样地在中国搞起宏观调控。然而，西方经济学教科书有问题，中国统计数据也有问题，如此宏观调控当然会有问题，失败几乎是必然的，有效则是偶然的。这就是当前中国房价以及通货膨胀越调越高，国民经济泡沫越调越大的本源所在。

　　我们当然要警惕敌手破坏我们的“好日子”，但是，阻碍我们“好日子”延续或不能让更多人过上“好日子”的，往往是我们自己。工业资本主义所激发的物质主义，役使我们无止境地追求时尚，滥用子孙后代的资源；金融资本主义所激发的金钱主义，驱使我们像金融大鳄一样贪婪无度，像华尔街肥猫一样无德无良；而自由资本主义所激发的个人主义，迫使我们逐一抛弃集体利益、民族利益与国家利益，摧毁和否定“我们”，最终使共同体碎片化、虚无化。畸形的物质主义、金钱主义、个人主义的牢笼愈发坚固，末日心态的魅影越走越近，理想主义的家园则渐行渐远，“好日子”当然也就愈发成了镜花水月。

　　透视当今中国，不安全感、焦虑感越来越重，工作压力以及城市生活压力越来越大；两极分化、社会层级固化愈发严重，官二代、富二代、穷二代、农二代日益凸显。在股市低迷、房市高亢的情形下，中产阶层不断萎缩，上升通道日趋狭窄，下流情形日益严重。在下岗失业与通货膨胀的夹击下，大众幸福指数滑落，痛苦指数飙升。数十年前，100元可以很好地养活一大家人；数年前，100元可以购足三口之家一星期的生活用品；如今，100元只能供1-2人看1场电影，或给小孩买3次麦当劳，或只能买猪肉5斤。健康良性的经济社会发展必然是“人贵物贱”，相反，“物贵人贱”必定是病态恶性的。中国经济社会正偏离良性，走上恶性，所以越来越多的人的“好日子”如撒手的气球，而“紧日子”、“苦日子”恰是压城的乌云。

　　在中国，草根一族、弱势群体的“紧日子”、“苦日子”比中产阶层以上的“好日子”存在的要顽固、久远得多。“老大（工人）靠了边，老二（农民）分了田，老九（知识分子）上了天，不三不四挣了钱”，这一顺口溜是中国改革开放初期社会现状的贴切描述。几十年过去了，老大、老二多半成为弱势群体，老九中的大学生很多也加入了这一行列。他们什么时候能过上“好日子”，不得而知。在社会利益阶层日益固化的情形下，他们当中能脱贫致富过上“好日子”的，只能用概率论匡算，确定论永远不属于他们。

　　媒体的焦点早就远离了他们，官员的兴奋点也不会是他们。当今中国，一大政治怪相是“上层不作为，下层胡为”。高官们纷纷摆出一副蹲在墙上的姿态，怀抱胳膊、冷眼旁观的心态，对日趋突出的社会矛盾、大众疾苦漠不关心；中下级官员终日里跑官、捞钱、吃喝玩乐，末日心态严重。更有一些别有用心者，效法前苏联、俄罗斯的政客，借政治改革、尊重普世价值之名，欲翻天覆地，从而使自己的不法所得合法化。

　　金融风险，经济风险，政治风险……风险越积越多；资源危机，环境危机，道德危机，社会危机……危机迫在眉睫。危机与风险相互交织，稍有不慎，便有翻身落马的危险。中国的“好日子”面临严重威胁。

　　鲁迅先生曾经警告：曾经阔绰的要复古，正在阔绰的要维持现状，尚未阔绰的则要革命。这个道理并不复杂深奥，只是对两千多年前孔夫子语录“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贫而患不安”的一种诠释。但是，语录与警告具有鲜明而切实的意义：不发展危险，不均衡发展更加危险。

　　有道是，天下顺治在民富，天下和静在民乐，天下可忧在民穷，天下可危在民怨。胡锦涛总书记在纪念建党九十周年时语重心长地说：各级领导干部都要牢记，我们手中的权力是人民赋予的，只能用来为人民谋利益。各级党政机关和干部要坚持工作重心下移，经常深入实际、深入基层、深入群众，做到知民情、解民忧、暖民心。要高度重视并切实做好新形势下群众工作，坚持问政于民、问需于民、问计于民，真诚倾听群众呼声，真实反映群众愿望，真情关心群众疾苦。总书记的话语如雷贯耳，各级官员政要必须切实“为人民服务”、“对人民负责”、“受人民监督”。

　　应编辑要求，笔者在为拙著作序时，心情沮丧，笔调沉重，自以为，依照目前的势头与惯性，中国经济的巨轮，撞上危机之冰山，在所难免，一切修正实质都乃裱糊，充其量只是在“泰坦尼克”的甲板上调整一下座椅靠背，让自己暂时舒服一点而已。但是，从欧洲交流归来，适逢中国共产党建党九十周年纪念，胡锦涛总书记的中肯讲话，使笔者沮丧的心情顿时积极起来——中国共产党再次展现出自己的先进性：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坚持真理，修正错误。不过，日本著名汉学家副岛种臣对中国有如此至深至妙的评价：盖中国之积习，往往有可行之法，而绝无行法之人；往往有绝妙之言，而绝无践言之事。国家副主席习近平曾经在《求是》上撰文，一针见血，当前党和国家各项方针政策的“关键在于落实”。

　　笔者殷切期盼、衷心祝愿我们的国家繁荣昌盛，民族独立自强，百姓富足安康，今天的“好日子”会永远持续，未来更多的穷苦人摆脱“苦日子”，过上“好日子”！笔者殷切期待读者在指正拙著谬误同时，也能心想事成！

　　2011年7月于紫竹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