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和劳拉·斯凯勒决定自驾旅行三个星期，庆祝我们高中毕业。我们并不确定毕业对我们意味着什么，可我们知道必须庆祝一番，所以我们说好先做喜欢的事，然后就去赚钱。我给我的乳白色雪佛兰汽车换了新轮胎，然后我们便尖叫着出发了，很高兴在继续做女招待和秋天去上大专之前，我们把一切都甩到了身后。

在动身前的两个星期，我们把所有事情都计划好了，就在这时，史蒂夫突然写信来说他从印度回来了，正在俄勒冈州某地重新适应美国的生活。我很高兴收到他的消息，并且在回信中告诉他我和劳拉很快要去旅行了，要穿越西北部地区。让我惊讶的是，史蒂夫竟然又写信来邀请我们去找他。

我和劳拉从旧金山出发，从一号高速公路沿着加利福尼亚海岸一路向北。我们的第一站是加州尤里卡。由于我们决定沿海岸线行进，使得本就遥远的路途变得更漫长了，不过我们一路上经过了几座风景如画的渔业城镇，这些地方可以和威尔士海港媲美。我看了很多迪兰·托马斯的书，我想正因为如此，威尔士海港才会出现在我的脑海里。那些人类努力的历史让我们的自驾旅程变得丰富多彩，因此，对这种完全陌生的生活方式，我产生了强烈的好奇。

加州北部海岸线崎岖不平，有一种罕见的美。激流撕扯着陆地，颇为原始和狂野，海浪以磅礴之势卷向陡峭的悬崖和突出的锋利岩石。我们找到一处临水沙滩，边上还有个安全的地方可以停车，于是我们停下来游泳。那年春天我一直洗冷水浴，所以我可以带着纯粹的渴望，直接走进大海，迎接那将我全身包围的冰冷。这是一种全新的自由，如同生出了翅膀，又如同一段奇幻经历，仿佛赤身裸体着游进了北太平洋，那里是一片温柔曼妙的水域。

我们在尤里卡和我们的姐姐们待在一起，她们在洪堡州立大学读书，和她们的男朋友住在那里。我们待了四天，到潮湿的荒野里远足，在这座可爱的大学城里漫步，和家人度过美好时光，然后我们前往俄勒冈州，去万象归一农场找史蒂夫。我现在记不清我们是否半路上停车在露营地过夜了，只记得我们从洪堡向内陆行驶，不再走蜿蜒的沿海高速，而是沿着宽敞畅通的公路飞快地驾车，我们都松了口气。我还记得在穿过俄勒冈州州界时我们还有点儿兴奋。

我们在下午三点左右到了目的地附近，不过接下来该怎么走我们就不得而知了，于是我和劳拉轮流使用加油站的付费电话给农场打电话。每次都是一个叫阿卜哈的女人接电话，她的声音听来犹如天籁。然后她会把电话交给她的丈夫罗伯特，他就告诉我们从最新的迷路地点如何走。我们打了六次电话，罗伯特都很有耐心，每次和我们通话时都很亲切。最后，我们终于找到了路。

我们开车驶过万象归一农场长长的车道，听到碎石被汽车厚轮胎碾压得到处乱窜。我们在一大片深绿色大树下沿着车痕行驶，忽然间，眼前的一切都笼罩在明媚的阳光下，起伏的群山映入眼帘，山间有小片蕾丝般的树木，看上去就像一个个黑点，而我们头顶上则是一片蔚蓝的天空。

我们到达农场时正好轮到劳拉开车。她坐在驾驶座上，左腿蜷曲在身下，身体前倾，仔细注视前方又长又有阴凉的车道。她那份女性的细致时常让我好奇身为她是个什么感觉。她那双蓝色的大眼睛有时忧心忡忡的，声音很高很温柔，所以看起来好像她永远不会生气。而她的确不爱生气。不过她也没有什么说服力。（她后来成了一名幼儿教师。）劳拉是个大骨架、身材匀称的年轻女子，美丽的面容上带着小女孩似的可爱。她或许可以为早期德国制表匠带来源源不断的灵感。没准她的曾曾曾祖母曾经就是这样一位缪斯女神。劳拉的面庞阳光灿烂，她性格谨慎，但对自己有一点没自信，这是因为她个子太高，体格又壮实，根本无从隐藏。不过这就是引我们发笑之处，就像每到准点，悠扬钟声的声波一样。别无选择，只能笑笑笑。我和劳拉爱笑，而且我们经常笑。

我们按照指示把车停在一棵大树的北面，然后走下车伸了个懒腰。我们分别站在车身两边，视线越过车顶，扬着眉毛，看着彼此。劳拉是在取笑我，总是不停地挑眉毛。她知道，要再见到史蒂夫了，我心里因此乐开了花。关上引擎，再次走在广袤的土地上，感觉真是棒极了。空气中夹杂着大自然的新鲜气味，芳香宜人，在阳光的照耀下，尘埃闪闪发亮。那股香味令我至今记忆犹新。我们环顾未来一周的家，看到了一个古老且已风化退色的谷仓、一个大菜园和一头大奶牛。后来我们了解到，在罗伯特买下农场时，也买下了这头奶牛。住的地方则在南边。

罗伯特·弗里德兰亲自出来迎接我们。他检查了我们住在农场所需的所有东西，还略带幽默地说明了一条规矩：黎明时分起床，在一棵大树下和大家一起打坐静修，还要帮忙干活。当时被称为希塔·拉姆的罗伯特比我想象的还要和善，不过我也表现得非常得体，毕竟我只见过他几次，以前他和史蒂夫来我工作的咖啡馆找过我，也在瑞德学院见过，每次见面时间都很短。我让罗伯特放心，告诉他史蒂夫已经给我讲过农场的规矩了，而且我们非常开心能做力所能及的事，也愿意打坐静修。

随后罗伯特指指山那边的一个谷仓，告诉我们，在那个谷仓的大厅后面靠右有个小房间，我们就住在那里。身为失读症患者，我有些分不清左右，只好极力分辨，然后我们拖着背包和睡袋走了过去。

那个谷仓如同洞穴一般，我们在里面的主室看到了史蒂夫，他躺在他的蓝色睡袋里，看起来情况很糟。我从未见过他这样。“嗨，”他呻吟着说，“我得了寄生虫病。”他病得很厉害，态度依旧很冷淡。我感觉他对我去那里有点矛盾情绪，我多少有些恼火，毕竟是他邀请我来的。我希望见到我来他会很高兴，不过就算他很高兴，他也不会表现出来。然而，他表现得足够和善，并且鼓励我们到处走走，去见见农场的人。

我和劳拉都很害羞，不过我们还是去了厨房找阿卜哈。在我们来到农场的第一天傍晚，我们帮忙在草地上铺了五颜六色的毯子，以便晚饭使用。我们还拿出了巨大的沙拉碗，随后每个人都坐在毯子上，像野餐似的，用筷子吃沙拉。我好奇地发现这里每顿饭都会供应三到四种不同的沙拉，而且特别提倡以烤干鸡蛋甜面包为主食，并且提倡吃杏仁奶油，而不是花生酱。整个农场的人都是绝对素食主义者，崇尚非黏液形成食品——非黏液饮食。这些食物有助于人的情感、身体、智力和精神合为一体，这里的人坚持这种饮食方式。那天晚上一起吃饭的大约有十八个人，有些人在农场居住，有些人则在那里工作，还有些人和我们一样，只是来农场小住。史蒂夫病得厉害，没来和大家一起吃饭，所以我可以用自己的方式更自由地和别人交流。大家说起来没完没了，我很享受这充满温情的无拘无束和大家谈论白天工作时的活跃气氛。和这些年龄不超过三十岁的人坐在一起，我感觉非常开心。

那天晚饭后，我和劳拉回到谷仓，铺好了我们的睡袋。我强烈意识到史蒂夫就睡在距我不到二十英尺的地方。我和劳拉轻声聊起了白天的经历，以免打扰到他。后来劳拉睡着了，而谷仓似乎有了生命，因为周围响起了极微小的陌生声音：小动物的叫声、木板的嘎吱声，还有人们不时走进来时的轻轻脚步声。我听到他们准备上床休息，想象他们在这幢一目了然的通风建筑里，点燃小蜡烛，打坐静修。我躺了很长时间都没睡着，感受着这个巨大的建筑，仿佛它也是我身体的一部分。

第二天我和劳拉在厨房里帮忙，和阿卜哈以及另外两个女人把加了莳萝的腌黄瓜放进罐子里。我们就像电影里的临时演员。二十世纪四十年代的厨房都很干净，井井有条，会刷很多层蛋壳色的瓷漆。阿卜哈有很多闪闪发光的玻璃罐，都放在墙壁高处的架子上，里面装着谷物、意大利面、豆类、扁豆、海菜、干果和蔬菜，种类繁多，储备充裕，看起来非常漂亮，摆放得很有秩序，全都是源自大地的礼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