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那一段时间里，接触较多的文艺界人士就是诗人艾青（注45）和作家李又然（注46）同志。他们俩既是同乡又是同学，长期在一起。在广西土改时，他们俩又分在一起，所以两人总是形影不离。在麻子畲第一次我和他们相遇时，艾青劈头便问我是否认识薛传谋和薛传廉。我很惊讶他们怎么会认识我大哥和大姐的。话匣子就这样打开了。原来，大概是在1938—1941年间，他们和我大哥、大姐都在当时作为抗日大后方的广西桂林工作过，我大哥传谋是从上海、太行山、武汉转到桂林，在夏衍领导下的《救亡日报》社里工作。而我大姐传廉当时还是一个高中学生，由于大哥的关系，让她在课余时参加一些抗日救亡运动中的宣传工作。我大姐在演剧方面有一点天赋和爱好，尽管她从未接受这方面的训练，但她是个胆大敢于实践、记忆力又强的女学生。一些“大厚本”的话剧，什么《蜕变》《日出》（注47）等，她都敢演。在马路边上，也敢站在人群中扯着嗓子演讲一番。因而她在那个小城里名声在外。这样，在当时文艺界工作的朋友都会彼此相识。当他们第一次看见我时，觉得脸有些熟，似曾相识，当打听到我的名字之后，他们就立刻想起我哥和姐来，毕竟一家人的长相总有许多相似之处。当然谁也没想到会在邕宁地区土改工作中，认识了薛家“传”字辈最小的妹妹。当时艾青、李又然大约比我要年长20岁。在我心目中，像对待长辈那样尊敬他们，或许是由于这种相识的背景，他们也十分关心我。

艾青和李又然同志工作的村子离麻子畲并不远，隔不了多长时间，他们总要到团部或中队部开个会或研究一些工作，一般在开完会或晚饭后，总有一点自由活动的休息时间，他们就会叫我一块去散步。傍晚时刻，我们喜欢沿着邕江江岸漫步，欣赏着日落的美景，凝望着变幻莫测、多姿多彩的晚霞。邕江并不是很知名，然而对我们这些久居城市的人们来讲，她的一切让我们感到很亲切，很满足，很富有诗情画意。邕江的两岸长满了茂密的深绿色的大树和野草，江水不算很清，流速也不湍急。而星星点点的小船、竹筏子，一串串的拖船，不停地在江面上浮动，由远而近，由近而远……顺着蜿蜒曲折的邕江，缓缓地消逝在朦胧无边的晚霞之中。这是一幅多么令人神往、流连忘返的风景画！

我们偶然也会在太阳还没有落山、一天工作又比较劳累的情况下，来到村边找一棵遮阳的大树，身靠树干，席地而坐，松弛一下连日的疲劳。有时还能看到远处的牛群，慢吞吞地走上回栏的小道，沿路还不停地摇着尾巴，嘴里还在不停地咀嚼着。牛群中还有一些可爱有趣的小牛犊，在母牛周围蹭了又蹭，真是一幅别具风格的景致。我们凝视着这一切极平凡而又充满田园气息的自然美。就在那一瞬间，艾青同志很快从口袋里掏出一个拍纸本，一支铅笔在他手中很快地转动着。他只用简单的几笔，就勾勒出那只“会笑”的小牛犊，十分传神。我原来只知道他是一位知名的大诗人，怎么也不曾料到他会有那么深的速写功底！他们便淡淡地讲述了过去在浙江、在法国学画的片断；也会谈起他们两人在法国相处的艰苦岁月。有时也不免讲到他们一块在延安的点点滴滴，叙述十分平淡、谦逊，但可窥见他们不平淡的奋斗经历。最后，自然还提到了艾青的“艾”字的来历。原来他本姓蒋，名海澄，浙江人，但他对蒋氏家族十分反感，加上浙江还出了一个蒋介石，因而气不打一处来。一怒之下，就在“蒋”字上的草头下打了一个“×”，这就成了“艾”字了。他们经常讲着一些既是轻描淡写又是真实动听的故事。从他们的身上，人们看到了一个知名人士能淡泊名利，放下架子，同大家无拘无束地交流、聊天，感到一个革命文艺战士在平凡中的伟大。他们同群众亲切相处，既是出于一个人民作家吸取生活素材的职业需要，也充分体现出他们个人的素养。这对我自然是一种难得的身教。

当然，他们时而也要问问我的家庭背景，我的经历，甚至还要“追究”我为什么这么瘦弱。有一次，他们问我是否见过邕江对岸的集市？我据实说从未去过。他们掐指一算，那天正逢“趁墟”的日子，于是决定马上出发，带我去看一次热闹。我们走到岸边的土码头上，挤上了一艘小小的渡船，两名船工，一名船工撑竹篙，一名船工划桨，摇摇晃晃就到了对岸。岸上是一条窄长小街，街边是一排排矮小的土屋，有卖杂货的、日用品的，有开小饭馆的，店不多人不少。在街尽头空旷地上还摆了不少地摊，大都是附近村民从家里拿来的鸡蛋、家禽，河里捞上的鲜鱼、小虾，山上采集的野菜、山货，以及柴火、木炭等，花样不少。所不同的是村民大都是用粮食来进行交易的。看了一圈后，他们两位叫我一块到小店里吃一碗牛腩粉。我十分犹豫，站着不动，因为囊中空空不好说。他们立刻说，不要管那个“小政治家”（指那个批评过张定和的同学），会批评你有资产阶级思想，好吗？！你这种身体需要吃一点“油腥”啦，否则会趴下，什么都干不成了。我不好再多说什么，只能顺从地吃了一小碗牛腩粉。这也算是我在土改中难得尝到的一次“油腥”吧。

当时同我们一块到江岸散步的还有团部下属的中队长、广西作家陆地同志（注48）。在散步、聊天中，更多的时间是我全神贯注地听他们的谈话。他们多是交流着各自在村里工作中的所见所闻。或许因为我这一段时间一直在门诊室里忙碌，没有机会到别的村里亲自参加土改，听了既觉得十分新奇，也未免在思想深处带有几分遗憾。他们早就察觉了我的心思，不等我发问，他们会尽量详细地、形象地把所见所闻告诉我。

土改工作接近尾声，工作仍在紧张进行，各人都在为做好结束工作而忙碌，再也没有时间散步、聊天了。就在那个时候，在我药房的药品台上放了一张纸条，是他们留给我的。内容我记不那么清楚了，大意是：在动荡中度过的岁月会给人们增加阅历，对外界有了更多的接触和了解……这一切并非是坏事。它可以使人更能分辨是非，使人更坚强。应该学会把这些写下来。没有写作的技巧，不必在意。要知道马再瘦、再弱，也是一匹站在那里，不失骨气，不失骄傲的马。慢慢“调养”“磨炼”下去，总有一日千里的那一天。我当时还不能深悟其中的含义。回想起来，这就是长者们留给我的一份鼓励和期盼吧。也许这是我今天写这篇“土改岁月”的一份动力。土改中在和这些知名的文艺大师们短暂的接触中，给我留下的关怀和教诲是一生使我受益的。回北京后，由于各人在不同的时期，碰上了不同的遭遇，从此难得再有什么往来，而且有的还遭遇到了悲剧性的命运。然而这一段忘年友情，却给我留下了富有教益和愉快的回忆。

除了以上所提及的一些文艺界人士外，我在团部还有机会接触到一些早期参加革命的老同志。他们通常是在晚饭后的傍晚时刻，给我们这些青年的学生和年轻干部，讲述他们自己那许多感人的经历和动人的故事。例如：他们在延安的抗大、鲁艺的艰苦学习和生活状况；一些青年知识分子如何从全国各地投入到革命熔炉，锻炼成长的历程；还介绍了不少在延安的中央首长，特别是毛主席是怎样关心办好抗大、办好陕北公学，是怎样给大家做报告等。这使大家体会到，当年参加革命的前辈们，是如何在艰难困苦的环境下，牺牲、奋斗，以百折不挠的精神，才取得了全国的解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