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过在北京集中学习，重点解决了以上思想认识后，1951年8月下旬，大家高高兴兴地扛着行李，登上了南下的列车。前门火车站挤满了欢送的人群。令人意外的，竟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董必武（注29）同志亲临火车站，他老人家充满着热切的期盼向每一节车厢的同志们挥手送别。

从北京到武汉的火车上，兴奋的同学们笑声不断，但也有不少是第一次乘火车离开北京、离开家的，有一位低一年级的燕京同学，当火车离开丰台站时，他竟然落下了“思乡”“思家”的眼泪。在他看来，丰台已是离家很远很远的地方了。当大家发现后，都逗他，取笑他，一直逗到他破涕为笑为止，真是一群开心的“大孩子”呀!

一昼夜的行程，我们到达了武汉市——中共中南局的所在地。整列车的乘客都在那里下车，刚下车就受到了当地政府热情的接待。我们在中南局早已准备好的一处空着的大厂房内下榻。据说那是新中国成立前一家英商的打包厂，当然条件比较差，大家都在厂房里打通铺。不过，大家早就有了吃苦的思想准备，只是觉得挺新鲜的。学习时都集中在中南局大礼堂内听报告，讨论时则分散组织，有时还在“大通铺”上讨论。我们在那里停留的时间并不长，主要任务是学习土改政策及有关条例、细则。除了中南局的领导作一些一般性报告外，主要由中南局土改委员会杜润生同志作系列的报告。主要讲的是中南地区农村形势。他操着一口山西口音的普通话，情况掌握得又细又全，分析得头头是道，加上风趣和幽默，大家听得十分过瘾，不停称赞他“不愧为中国农业专家”。听完报告后总是由清华社会系的吴景超（注31）教授上台，代表大家感谢一番。同时组织小组讨论，“消化”报告内容。最后，才公布全体参加土改工作的成员和组织领导的名单，以及工作地区的安排。我们参加土改的队伍分成两大部分。第一土改团分配到柳州地区工作，主要由北大、辅仁法学院的全体师生和一部分政协民主人士、社会名流组成。第二土改团则安排在邕宁地区工作，有清华和燕京法学院的全体师生，也安排了一批民主人士和社会名人，还有以协和医院为主组成的医疗队。土改团的负责人是由各系统领队联合组成的。由当地（广西）的负责人担任一把手，其他系统的负责人则分别担任副职或党团领导工作。我记得第二土改团的团长是广西的刘宏同志（后来是谢芳春），副团长由胡绳（注32）、田汉（注33）担任，吕森（注34）（清华）和刘文兰（注35）（燕京）同志还担任了相应的领导职务。一切安排妥当之后，我们继续南下，第二土改团直接乘车去南宁市。

离开汉口之前，同学们都想出去看看这座古老的商业城市的风貌，尝尝那里的特色小吃。因为我小时曾在汉口住过，加上气候闷热，所以没有兴趣再出去逛街了。没想到老同学贺宝晏还忘不了当年想在汉口“吃豆皮”的故事。他们班上的上海男同学，早就打听到中山路西端有一家汉口最具特色的豆皮小吃。大家都不想放过良机，去品尝一番，已经尝过的同学也表示“值得一尝”。贺宝晏等几位北方的同学都为之动心。心动不如行动，因为时间不多了。不巧正准备出发之际，天上乌云密布，随即下起了倾盆大雨。到了汉口却不能“到此一游”，也没有“到此一尝”。现在半个多世纪过去了，他始终没有尝到汉口豆皮的味道，至今仍给他留下了难忘的悬念。

乘火车从汉口到柳州，一路上寂静无奇，车速又不快，“咣当”“咣当”地晃悠着前进。从柳州到南宁这段路程虽不长，但是行走的时间比从汉口到柳州还长，因为这段路刚刚修好，不少同学——大部分是一些坐不住的男同学，都跳下来，跟着车走，走累了再上车坐坐，坐烦了又下来……铁路两侧长满了亚热带植物，茂密的大树，一眼看不透，说明我们已经进入了亚热带地区。而这条铁路正是刚从密密的丛林中开辟出来的。铁路就好像被层层绿树包了起来，抬头只能从树隙中看到透过来的几缕阳光，时而吹过一阵热而爽的风。两侧的树木我们都不认识，但当驶进有田、有茅舍的地方，就看到不少大榕树、椰子树，还有不少芭蕉树、木瓜树和菠萝树。如果不是我们看见了这些果实，也不会认得这些树的。一路上我们这一群青年人兴奋极了、新鲜极了，我们好像在童话般的意境中漫步，穿越着无尽的“绿色海洋”。当时，我们觉得说了半天土改，但连一点土改的边也没沾上。除了一路上欣赏着亚热带风情，同同学们不断地侃大山，车厢里只是一片欢笑和开心。当时大家觉得去土改、去革命、去体验生活，真有诗意、真浪漫，太好啦。这是一条难忘的绿色的路呵！

火车终于“爬”到了邕江（注36）沿岸，那里长着许多“大叶小蕉”的香蕉树，密密的丛林已甩在车后面了，前面一片嫩绿，像是一片片半透明的翡翠向我们摇曳着，美极了!这就是南宁（注37），我们终于到达了目的地。

我们集中住在南宁市的近郊区一个叫心圩的村里，在一个茅草的竹棚里学习如何开展土改工作的具体步骤和工作方法，还听取了当地详细情况的介绍。在那里我们用了比较长的时间，了解和学习一些完全陌生的工作方法，一套完全陌生的新鲜词汇。大家都非常认真，用心地去听、去记，直到基本弄懂为止。因为只有这样，大家才能独立、自信地开展工作。整套土改工作的程序大致如下：

进村之后，工作组的每一个成员首先要实行“三同”，即要同贫苦农民同吃、同住、同劳动。经过一段“三同”之后，摸清村里的情况，发现村里的积极分子。这个过程比较长，事实上也是一个发动群众、宣传群众的过程。然后对积极分子进行比较、培养，经多方考察和工作组内部的讨论，确定“根子”——他（她）应该是土改运动中可依靠、可培养的骨干分子。发现“根子”之后，就要“扎根”，即要对其不断培养，不断提高其觉悟，放手使其承担任务。这时再让“根子”去发动群众，让“根子”去组织贫苦农民，这叫“串连”。在“扎根”“串连”的过程中，认定并明确村里的剥削者——地主。在“串连”的过程中，对地主要背靠背地揭发其罪行，算剥削账，并归纳有关他们的所有材料进行分析。一般来讲，一个村里往往不只是一个地主；而工作组要引导群众只选择其中罪大恶极的恶霸地主进行斗争，只有当材料确认无误后才能确定斗争的对象。这时就要依靠积极分子组织群众消除顾虑，去面对面地倒苦水，进行说理斗争，目的是要通过斗争会的形式，使广大农民懂得地主的罪恶所在，说明剥削者不耕地而掌握着劳动者的命运，而劳动者既没有地也吃不饱，祖祖辈辈被剥削的不公平、不合理的事实。这就使广大劳动农民懂得了土改的目的，懂得劳动人民坐天下的合理性。由此动员大家，要做到劳动农民是土地的主人，就要摧毁封建剥削制度；并懂得被剥削者只有牢牢掌握政权，才能把剥削者改造为自食其力的人。

这一套新理论，过去在农民头脑里世世代代都没有想过、见过，也没有听过。因为农村的交通阻塞、信息不通，再加上受封建思想的压制，老百姓十分闭塞。这就是为什么要花很长时间去做思想发动工作的缘故。一般来讲，越是贫下中农，越是仇大苦深的劳动农民，对土改的概念接受得越快，而在运动中比较积极、自觉的，往往都是村里的骨干分子。这一阶段的工作是决定整个土改工作成败的关键。因此在学习时，团队领导再三强调进村后必须坚决做好第一阶段的工作。这一段工作用的时间最长，也最艰苦，必须要用心、认真去对待才行。

随后，便进入划分阶级成分的阶段。侧重让我们弄清划分阶级成分的政策，以及具体划分的界线，掌握住划分阶级成分的方式方法。特别提出要划分地主同富农的区别，要执行保护工商业的政策，分清小土地出租者同富裕中农的区别等。领导着重强调如果政策掌握不稳，工作做得不细，会造成不良后果。除地主、富农外，除工商业者和小土地出租者外，其他的阶级成分都属于劳动农民内部的阶级划分。因此，划分阶级的政策和方法都要交代给农民，让他们自己掌握好这把“尺子”去衡量自己，去衡量村里的每一户农民。方法是充分讨论，三榜定案。在讨论过程中要充分发扬民主，强调畅所欲言，同时组织积极分子深入到各家各户分头讨论。因为这是关系到农民切身利益的一个重要环节，讨论会非常热烈。有时也会出现一些争执，这时就要加强顾全大局、不能搞绝对平均主义的教育。通过自报—讨论—公议后，出一榜公布，再根据公布的情况，再次核实材料，再讨论；再自报公议，再公布出榜。这样反复三次才能最后定案。因为大家明白，如果搞得不准、不细，容易搞乱阶级阵营，容易影响农民的积极性。所以，每发一榜，都要认真、深入到农民群众中搜集意见、集中意见，找出解决问题的方法，直至方案成熟、各方基本满意，才算结束这一阶段的工作。

下一步的工作就是进入没收地主的土地，征收富农多余的土地，然后将土地按照村里人均土地拥有量的大致水平，分给无地和少地的贫下中农。这时强调不搞绝对平均主义，如耕地不能按人头平均分配，因为各户劳动力的情况是有区别的。另外，并非要把原有土地混合起来分配。基本办法是：中农的地不动，其他贫下中农、雇农，根据其原有耕地状况，分配新的土地。当然还要充分考虑到原有土地地理位置、肥瘠状况、水源、环境、原有土地种植历史等因素，经过综合分析才能制订出分配方案的建议。这项工作比较细致、复杂，要通过全村的农民充分讨论才能定案。这时还要交代一个政策，就是对地主、富农仍旧要分配一份土地给他们，使其通过劳动变成自食其力的劳动者。另外，在分配土地、浮财以及房屋之前，还要组织一次“报上当”的活动，也就是说有个别农民在土改前夕，曾经接受过地主或富农的馈赠。因为一个村里，人们往往有各种关系，如同家共姓，或有千丝万缕的亲戚朋友关系等。为了避免土改中被斗争的窘境，地主们常常会出于拉拢关系的考虑，而主动赠送浮财，或分散浮财。而通过“报上当”这个活动，使受赠者解脱“负担”，也可以使大家能更合理地分配地主、富农的财产给应得的劳动人民。这一阶段的工作，基本上要让广大农民看到并拿到土改的胜利果实。接着就要帮助农民在村里建立政权，以保证胜利果实不会丢失，也是为了防止剥削者反攻倒算。

如果前一段工作做得比较扎实，农村的建政工作也相对顺利。因为村里的积极分子在整个土改运动中已经涌现出来了，在群众中也已拥有一定的威信。如果对这些人的觉悟水平、工作能力、群众关系以及本人的品德等方面都有了较深入的了解，则在建政、建党，以及建立农会、青年团、民兵、妇女会等项工作方面，都会比较顺利。一般情况下，领头人的担子就会落到工作组进村后发现和培养的“根子”的肩上（个别也有例外的）。等到这些工作结束后，工作组的任务就可以告一段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