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1950年燕园的风物人情给我留下的回忆是如此深刻，如此激发着我的情感；然而燕园墙外的巨大变化却震撼着我的思想，潜移默化地改造着我的价值观、世界观。新中国成立前后的许多重大历史事件，震动了神州大地，也震动了整个世界。其实，首都的变化早已引起燕园墙内悄悄地变化，只不过我开始时也察觉不多罢了。但是后来发生的几件大事，却猛烈地冲击着每一个青年的燕园学子和师长们，而且深深地吸引了我。

有一天，社会系的同学们聚在老师家中的客厅里，聚精会神地聆听着翦伯赞老师，还有严景耀（注4）、雷洁琼（注5）等老师的谈话。他们是那么兴奋，热情向我们介绍1949年9月21日在北京召开的全国第一次政治协商会议的盛况。不但告诉我们参加会议的人物和讨论的内容，还拿出不同样式的国旗、国徽方案，并详细说明这些图样象征着什么？还解释为什么采用“义勇军进行曲”作为国歌等，并告诉我们1949年10月1日将在天安门宣布成立中华人民共和国。师生们十分兴奋地度过了这难忘的一席夜谈。这时，我才知道，我们系里竟有这么多老师都是受国家、人民尊敬的政协委员，而且他们都曾为祖国的解放做出过许多贡献。我第一次为国家大事而振奋，而激动！

从那时起，我除了努力学好所选的课程外，开始挤出更多的时间关心课堂以外的事情，并开始阅读各种有关抗战时期、解放战争时期的小说和书籍，如《新儿女英雄传》（注6）《赵一曼的故事》（注7）《青年近卫军》（注8）《西行漫记》（注9）……这些书过去没有看过，从那时起就很快被我迷上了。一到周末我们还会同一些同学到清华大学看《白毛女》（注10）《刘胡兰》（注11）等歌剧或话剧。它们崭新的内容、崭新的唱腔和表演方式，使我觉得既朴实又感人，这一切生动活泼而潜移默化的教育，也使我思想的深处在不断地变化着。

与此同时，还有两件实事也在我们身边发生了。1950年春天，学校里分了一块菜地给我们社会系一年级的新生，让我们五个人一块在那片不算很大的地里种菜、种瓜，我们每周要到菜地里浇水、除草、施肥，劳动一两次。燕京大学其他的院系和邻近的清华大学也都这样地发动和组织同学自己学种一部分蔬菜。这件事虽小，但对我们这些从未接触过土地的年轻人来说，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我也知道撒下种子，让它发芽、长出来并不难，但要让它长得“茁壮”“像样”倒并不容易。不仅要有一点种植的知识，更要我们精心地呵护它。我们要时刻惦记着它是“渴”啦，还是“涝”啦；是否会被风刮倒，或是否被虫子咬了？终于菜是长起来了，但都不那么“光彩夺目”。这让我们知道干什么事，包括农民、工人所干的“力气活”都不是那么容易的。

另一件实事是让我们到校园附近的农民居住区，给失学的农家孩子上课。这是我生平第一次给别人上课。这些孩子家境贫困、衣衫褴褛、浑身脏兮兮的，还有些难闻的气味。他们人数不多，程度不齐，挤在一间破旧的土屋里，充满好奇地、挤眉弄眼地等待着我们给他们上课。让我教的是小学三年级和五年级的班，他们分开坐在两侧，我只能给一侧的孩子讲算术，让另一侧的孩子做作业；隔一会儿再交换地讲课和布置作业，搞得我手忙脚乱。这虽然纯粹是尽义务，但我的确从心底里挺乐意为此而忙碌。因为这让我有机会接触社会，认识到一墙之隔的差异竟然这么大，老百姓要解决的困难实在太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