离延安更近了

早在抗战胜利前夕，1945年7月1日，黄炎培、褚辅成、冷遹、傅斯年、左舜生、章伯钧等6位国民参政员从重庆飞抵延安，回来后黄炎培写成《延安归来》一书。由于这次参加访问的，都是社会著名人士，当时所谓的“社会贤达”；而且又是经过国民政府同意的，因此大家都认为书中内容可信度极高，2万册书，很快就销售一空。当时，在上海，凡是心系国事的人，很多都看过这本书，而且成为街头巷尾，家庭饭桌上的谈话主题之一。

除了黄炎培这些民主人士、社会贤达等人员的传播之外，一些杂志更具有战斗性。

抗战胜利后，从大后方重庆等地回来一大批“文化人”，他们同留在上海的文化工作者结合起来，办起了一批杂志。其中影响较大的有：唐弢、柯灵主编的《周报》，郑振铎主编的《民主》周刊，黎澍主编的《文萃》周刊；储安平主编的《观察》半月刊等。这些刊物基本上是以政论性文章为主，《文萃》《观察》也经常发表一些文艺作品。这几份刊物都是我经常看的。为这些刊物撰稿的有马叙伦、马寅初、周建人、许广平、郭沫若、茅盾、田汉、胡绳、吴晗、沈钧儒、臧克家等，还经常能看到乔木的国际时事评论。此乔木非在延安的胡乔木，而是在香港的乔冠华，笔名乔木，时有南北乔木之称，还有丁聪配发的漫画，都十分引人注目。这些刊物创刊时间大体在1945年9月到1946年9月，但由于其进步倾向，敢讲实话，国民党将其视为文化战线上的大敌，先后都被查禁。其中《周刊》《民主》都在出版一年左右就被国民党查禁，《文萃》《观察》也只存活了两年左右。但人民的声音是封锁不住的。

当时上海的文化界、出版界很是活跃。各种演讲活动，文艺演出很频繁。我曾听过郭沫若的诗朗诵——高尔基的《海燕》，当他以诗人的饱含激情的语调念出第一句：“在苍茫的大海上，狂风卷集着乌云。在乌云和大海之间，海燕像黑色的闪电，在高傲地飞翔”，整个会场就鸦雀无声，而当最后那句经典的诗句：“让暴风雨来得更猛烈些吧”结束时，更是激起全场听众暴风雨般的掌声。

人们都在期待着，让这猛烈的暴风雨把那些污泥浊水统统扫光！

文艺界也十分活跃。话剧舞台较多的是一些现实主义题材的演出。抗战胜利还不过两个多月，著名剧作家陈白尘，在强烈的现实情况刺激下，只用了20多天时间，写出了被称为“中国版的《钦差大臣》”的三幕政治讽刺喜剧《升官图》。剧中描写两个逃避官方追捕的强盗所做的黄粱美梦。梦中，他们成为一个小县城的知县和秘书长，同县里各局局长一起，与满口“仁义道德”“廉洁奉公”的省长沆瀣一气，贪赃枉法，无恶不作，活生生的一幅官场百丑图，对国民党官场的腐败现象进行了无情的揭露、辛辣的讽刺和有力的鞭挞。1946年2月起，在重庆连演40多场，轰动一时，在上海演出时，我也去看了。

剧场中笑声过后，更使人深思何时才能吏治清明？使群丑无处藏身，彻底暴露于阳光之下，成为人人得以诛之的过街老鼠。

电影界出了一批结合现实的好电影。其中以蔡楚生、郑君里编导的《一江春水向东流》影响最大。电影以八年抗战为背景，以一个小人物张忠良抗战八年中的经历为主线，描绘了张忠良（陶金饰）从心系抗战，不惜抛妻离子，长途跋涉，奔赴重庆，到最后成为接收大员，回到上海，沉湎于纸醉灯谜的花天酒地之中，以致其妻素芬（白杨饰）得知真相后，投河自尽。

放映过程中，可以听得到观众的唏嘘之声，人们为素芬的悲惨命运而不平，也为张忠良的变质而愤慨。但走出影院，人们更会思考为什么会导致这样的结局，更增强了对国民党政权的不满。这部电影创造了国产影片卖座的最高纪录，当时被誉为“中国电影发展途程上的一支指路标”。几位主角：陶金、白杨、舒绣文、上官云珠、吴茵，从此成为全国极具影响力的影星。

新中国成立后，该剧的编导蔡楚生先后任文化部电影局艺术委员会主任和电影局副局长、中国电影工作者联谊会和中国电影工作者协会主席；郑君里曾执导都是由赵丹任主角的《林则徐》和《聂耳》，赢得了很高的评价。

那时，在进步学生中流传的一些歌曲，像《古怪歌》：“往年古怪少呀，今年古怪多”。其实，所谓“古怪”者，也都是现实状况的反映。“田里种石头，灶里长青草”，这就是当时部分地区农村现状的写真；“清早走进城，看见狗咬人，只许他们汪汪叫，不许人用嘴来讲话”，这更是国民党特务横行、欺凌百姓的写照。还有像《你这个坏东西》，歌词通俗明了的大白话开始：“你你你，你这个坏东西”，接着就历数坏东西的罪状。

中国的出路何在？中国的前途又在哪里？人们思索着，期盼着新的曙光的到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