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婆家原系大家族

我妈妈张文澍是鄞县人，现在宁波的鄞江区。外婆家比较有钱，在宁波的情况我不清楚，但到上海后，当时在闸北有一整条弄堂、好几十栋楼房都是外婆家的。外公我没见过，早已亡故，所以没有任何印象。

当时的闸北不是租界，离市区较远，小学时，我们去外婆家，都要打电话召出租车。那时上海最有名的出租汽车公司是祥生出租车公司。祥生的老板黄祥生也是宁波乡下人，13岁跑到上海来谋生，开始在饭店里打工，做招待，做了10多年才开始做出租车业务。祥生的发展与崛起，也是当年一个上海淘金梦的圆梦过程。祥生电话号码是40000，非常好记，当年取“四万万同胞”之意。

外婆家对年幼的我们是另外一种乐园，回外婆家也就成了一件乐事。

在闸北时，外婆家的房子同我们成都路宝裕坊的房子面积差不多，不过就是他们是一家住，我们则是几家合住，可见外婆的家庭情况很是宽裕。可惜，抗战时，外婆家整条弄堂的房子都毁于战火，外婆家搬到城里，离我们成都路住处不到一站路。但住房面积要小得多，不到100平方米了。

外婆是一位非常慈祥的老太太，虔诚的佛教徒，逢到佛教的重大节日，都要到寺院去烧香许愿，这一点和祖母很像。

外婆家族的亲戚也多，很热闹，可能因为条件稍好，加上外婆的和善，所以氛围也好。我们小孩子特别喜欢到外婆家去。

外婆育有两子三女，我母亲是老大。在三个姐妹中她文化程度最低，用现在的话她就是全职太太。我母亲信佛，但没有外婆那样虔诚。她虽然成长在经济条件较为优越的环境中，但她操持家务却崇俭戒奢，这也是很多宁波人的家风，无论多么富足，家风却一脉相承。

我夫人李璀明祖籍也是宁波，幼时家境也很好，同样秉承这种风格。我岳父李大耀，新中国成立前是美孚公司宁波地区的“大班”，他们住的江北岸清泉坊4号，1号、2号是蒋经国住的，新中国成立后被海军接收了。后来我夫人回宁波时，想去看看老家，但弄堂口的警卫不让进了，因为有海军首长住着。我岳父1964年病故，我们把岳母接过来赡养，晚年，她得了老年痴呆症，1986年病故。

我们兄妹5人结婚，都是从简办理，不事铺张。母亲从来没有提出什么要求。母亲宽厚待人，邻居或亲友有困难时，她都乐于相助。新中国成立后，她积极参加里弄和工商联组织的文化学习和政治学习，丝毫看不出年轻时出身之类的问题。所以，直到我妹妹学校的红卫兵找到家里大闹之前，上海的红卫兵并没有为难他们，可见她身上应该是找不到“富贵人家的小姐”的特征或习气。

母亲对子女教育不骄不宠，我们兄妹5人，没有一个是在上海上大学的，她都高高兴兴把我们送走。我们兄弟也各自独立，有一点可以预见：即使没有政治运动，我们也不会成为“啃老族”。

1962年，我小弟贻诚北大毕业。那时我们3个兄妹都已留京工作，母亲也已年逾花甲，健康也大不如前，内心确实是希望小弟留在身边，但听说小弟要留校考研究生时，她在同爸商量后，仍然支持小弟进一步深造。

1963年，小妹贻直从北京矿业学院毕业了，这是我家兄妹中最后一个大学毕业生了。但妈仍没有向组织上提出过要求照顾的意见，最后小妹也留在外地工作了。

“文革”后期起，她长期卧床，爸也年逾古稀，家里确实有很多具体事务要我们子女承担，但她始终没有向子女所在单位提过任何要求。从1958年起，一直到1982年妈妈临终时，24年间，我们兄妹5人没有一个能长期侍奉身旁，和父亲一样，她老年时，成为一个“多子女的孤老太婆”。思念及此，我们兄妹们都感到内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