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谋反，假谋反？

明朝立国之后，官场架构基本沿用汉唐旧制，以宰相辅政，用三省六部来维持整个国家的运转。但明太祖朱元璋本人的权力欲极强，他执政以后，很不满意宰相的权力过大，唯恐出现元朝末年“宰相专权”“臣操威福”的局面。为此，他逐渐生出废除宰相之心。废相是一件大事，其难度远甚于增加一个新的部门，毕竟宰相制度从秦朝开始已经存在了一千多年。胡惟庸案是朱元璋一手炮制的谋逆大案，以其历时长、牵扯范围广、涉及人数多而成为明初官场上避无可避的一个话题。胡惟庸死后，宰相这个古老的官职也随之消亡，皇权统治达到一个新的高峰。

胡惟庸是安徽人，在政坛上属于淮西集团的一员。明朝开国的功勋当中，找不到他的身影，因为当时他只不过是一个没有什么特色的低级文官。洪武三年（1370年），胡惟庸的官运突然间有了起色，他以太常寺卿这样分管礼仪祭祀的清水官员直接进入政务中枢——中书省。胡惟庸的高升离不开淮西集团“董事长”李善长的安排。

当时宰相李善长因病在家休息，中书省的大权落到杨宪的手中。偏偏杨宪不但不是淮西集团的人，而且与他的对头刘基走得很近，更令李善长不放心的是，这个杨宪还是朱元璋最为信赖的秘密机构——检校的成员。对此，李善长很不甘心，他希望能有一个淮西集团出身的文官来帮助自己重新掌控中书省的力量。胡惟庸适逢其会，成为李善长看重的一枚棋子。

可以说，将胡惟庸推荐给朱元璋是李善长临退休时重要的一个布局。

洪武四年（1371年）正月，李善长正式退休，一直被朱元璋用来牵制他的汪广洋升任右丞，胡惟庸接替了汪广洋，任中书左丞。虽然胡惟庸早在元至元十五年就投奔到朱元璋麾下，但是直到此时，他才有资格进入朱元璋的法眼。相比较汪广洋的刻意低调，胡惟庸显得非常活跃。他小心翼翼地取悦朱元璋，得到的宠遇一日高于一日，渐渐不把顶头上司汪广洋放在眼里；他还积极梳理了李善长留下的人脉关系，工作上也比汪广洋更有建树。

朱元璋对汪广洋的“在其位不谋其政”很是不满，于洪武六年（1373年）正月将其免职，胡惟庸成为中书省的最高领导者。可能是觉得自己在朝堂根基还是浅，胡惟庸继续讨好已经致仕的李善长，将自己的侄女许配给老上司的侄子。有了这层关系，胡惟庸笼络李善长的旧部更加顺理成章。

西方有句谚语,“上帝欲使其灭亡，必先使其疯狂”。胡惟庸独揽大权之后，也免不了得意忘形。对于胡惟庸的一举一动，朱元璋看得清清楚楚。他正要借助胡惟庸之手，帮自己除去一些对朱家江山有危险的“倒刺”。

朱元璋要将所有的倒刺一一拔去，但是拔刺需要过程，更讲究次序。像廖永忠这样头脑欠发达的武将杀之容易，但是像刘基和徐达这样的智者就不能用同样的方法对付。既然胡惟庸任宰相之后变得猖狂，大可利用一番。何况胡惟庸还是个善于揣摩圣意的家伙，只要朱元璋稍稍暗示，他就能领会。

于是出现了胡惟庸诱使徐达家的守门人福寿谋害徐达的一幕。不过福寿没有被诱惑，反而举报他。徐达行事谨慎，不肯张扬此事，朱元璋也就装作不知道。

刘基之死与胡惟庸也有关系。原来当初李善长退位，朱元璋要选定新的宰相时，曾经问计于刘基，请他谈谈汪广洋、杨宪、胡惟庸等人谁有宰相之才。刘基当时否定了三个人，还说宰相就是一个帝国的驾车人，胡惟庸若是当了宰相，定会翻车。这段密谈不知被谁传到了胡惟庸的耳中，他就此恨上了刘基。

刘基退休之后，一直在老家度日，还给自己选了一块墓地，准备就此终老。胡惟庸指使刑部尚书吴云弹劾刘基，说他选了一块有王气的地方修墓，居心不良。刘基听说之后，不顾年老体弱，马上进京请罪，来京之后就病倒了。

胡惟庸请了医生前去探病。刘基遵照医嘱服药之后不久就死了。刘基的儿子刘璟坚信父亲是被胡惟庸毒杀的，但是朱元璋却没有深究此事。

眼看着胡惟庸在宰相的位子上收受贿赂、任意处置官员甚至截留对自己不利的奏章，朱元璋都没有任何表示。至于敢上疏弹劾胡惟庸的官员，朱元璋干脆交给胡惟庸自己去处理。洪武九年起，朱元璋更是直接撤销了副宰相的设置，使胡惟庸成为帝国的独相。乍看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高位，可是胡惟庸若是肯多想一步，一定能看出自己的主子不可能会放权至此。

在朱元璋的刻意放纵之下，胡惟庸的胃口越来越大，与此同时，朱元璋也认为一个刺一个刺拔起来太慢了，是时候榨干胡惟庸最后的价值了。没有了皇上的包庇，胡惟庸的很多缺陷一一暴露出来。洪武十三年（1380年），胡惟庸为自己惹上一个大麻烦。正月初二，百官上朝，只有胡惟庸神色反常。原来前几天他儿子在大街上闲逛的时候，胯下马突然受惊狂奔，撞在一辆马车上，车主没事，胡公子却当场死亡。交通事故的当事人如果都是平民那就比较好办，追尾全责，胡公子算是白死了。可是死的人是当朝宰相家的公子哥儿，事情就麻烦了。胡府的家人分头行动，有人拿住了坐车的人，有人骑快马去向家主通报。胡惟庸听说儿子横死当街，丧失了理智，在大街上就对车主拳脚相加。在没有人阻拦的情况下，胡相竟然打死人了！

当今皇上最不喜欢权贵欺负老百姓了。胡惟庸身为百官之首不能以身作则，竟然带头违反禁令，绝对触了朱元璋的霉头。胡惟庸想了很多办法遮掩自己的罪责，但他知道皇上“明察秋毫”——不知道哪个行人就是皇上安排的锦衣卫密探，所以当街打死人的事情肯定遮掩不住。他当夜就找到自己的死党御史中丞涂节和御史大夫陈宁商议此事，两个人都没有给出好的解决办法。没有办法就只能等待圣裁——看看皇上是什么意思了。

谁都没有料到，根本不用朱元璋发话，胡惟庸小集团内部的御史中丞涂节就“叛变”了。原来涂节的政治嗅觉很灵敏，当他得知胡惟庸打死人，就想到了最坏的结果——皇上要趁机整治胡惟庸及其跟班，他害怕自己被胡惟庸牵连，就想通过揭发别人来保全自己。

涂节捅出一桩惊天秘闻——说三年前刘伯温之死是胡惟庸造成的！涂节的告密绝不仅仅是胡惟庸杀一个人还是两个人的区别。在明朝，当街打死一个平民和蓄意谋害一位勋贵的性质是不同的。后者的死如果运作得当，可以达到很多不可告人的目的。

朱元璋果断地抓住这件事，将胡惟庸、陈宁和涂节三个人都送进诏狱，三堂会审，让他们招认到底还做过哪些错事。这就是朱元璋等来的好时机，利用胡惟庸搅起一场大案，顺势拔除一些不容易定罪的功臣们。简单的杀人罪、帮凶罪当然不足以做成大案，那就来一场“谋反案”吧。

于是胡惟庸、陈宁被赐死，涂节因为品德恶劣、出卖朋友被当街斩首。其他对朱家江山有妨碍的人陆陆续续地被牵扯进来，株连者达到一万五千余人。洪武二十三年李善长被杀还是因为胡惟庸一案，人们才发现参加这桩谋反案的竟然达到三万多人，其中包括开国功臣当中的一位国公、十二位侯爵，有品级的官员不计其数。朱元璋在赐死胡惟庸之后，还顺手抹掉了宰相这个职位，一千多年的宰相制度就此终结。即便明朝后来的内阁首辅权势通天，终究还是少了一个宰相的名分。没有了宰相，中书省也随之消失于历史舞台，原本中书省的职权下放到六部，而六部都直接听命于皇帝。

胡惟庸死了五年之后，大明朝又出现了一位“造反”的武将，他的名字叫蓝玉。

蓝玉是名将常遇春的妻弟，很有军事才华。明朝刚刚开国的时候，徐达、李文忠、邓愈、冯胜等名将辈出，掩盖了蓝玉的光芒。徐达病死之后，蓝玉的名字才越来越耀眼。

洪武二十一年（1388年），朱元璋决定再一次发动对北元的战争，彻底消灭这股阴魂不散的势力。他命蓝玉为此次军事行动的总指挥，肃清沙漠中的敌对势力。蓝玉率领大军经过艰苦卓绝的战斗之后取得了捕鱼儿海大捷，大破北元。此役使蓝玉名震天下，成为和徐达、常遇春一样的无敌战神。

捕鱼儿海一战是蓝玉人生的至高点，也是他走下坡路的起点。他的下坡路走得非常“顺利”，班师回朝的途中，蓝玉就犯了一个大错，凌辱了元主的妃子，这位王妃不堪羞辱自杀了。这件事让朱元璋十分恼火，但是看在蓝玉刚立下赫赫战功的份儿上没有找他的麻烦。

蓝玉以为皇上对他的作为默许了，做起事情来更是肆无忌惮。他在军队中任用亲信，安插自己的势力，让朱元璋更加不满。不过朱元璋还是隐忍不发，他是在等待蓝玉犯更大的错误。

蓝玉果然不让皇上失望，错误接二连三地犯，关于他的混账言论每天都会准确无误地放到朱元璋的案头。朱元璋册立朱允炆为皇太孙的时候，加封冯胜、傅友德为太子太师，念及蓝玉功劳，给了他一个太子太傅的官衔。蓝玉不但没有领旨谢恩，反而叫嚣着“怎么才是太傅，难道我就不配做太师吗”？

蓝玉再是粗豪，也能感受到皇帝对于他的疏离。私底下，他曾指着朱元璋的轿子对同僚说：“他已经怀疑我了。”这话很快就传到了朱元璋的耳朵里。

洪武二十六年（1393年）二月，锦衣卫指挥使蒋瓛告发蓝玉谋反。朱元璋马上下令捉拿相关人员归案。于是除了主犯蓝玉之外，鹤寿侯张翼、普定侯陈垣、景川侯曹震、舳舻侯朱寿、东莞伯何荣、吏都尚书詹徽和户部侍郎傅友文等人被一网打尽。一群明王朝的高官显贵以阶下囚的身份出现在刑部大堂，他们被一一正法，家属也未能幸免。一位公爵、十三位侯爵、两位伯爵以及各级官员、家属共计一万五千余人人头落地。

“蓝玉案”简直就是“胡惟庸案”的一次补充，上次的漏网之鱼再难侥幸逃脱。两次撒网，使得洪武年间的功臣宿将们死的死、免的免，再没有大臣能直接威胁到朱氏子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