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不怕被笑，我不怕失败，我害怕的是，

面对未来不再有梦想，面对自己失去希望。

有句话说，在阳光下跳舞，你会找到光。

所以我也相信，

在希望下成长，就有机会找到希望。

1994年夏天我从“国立”艺术学院毕业，申请到文建会的舞蹈人才外出进修奖学金与葛兰姆学校的全额奖学金，一个人带着两只行李箱和一本英语会话手册，外加一身憨胆，来到了舞者心目中的圣地——纽约。

菜鸟开始在纽约单飞

我不是来读书、也不是来移民的，唯一的目的就是进入职业舞团，做一名职业舞者。我在美国既没有亲戚，也没有台湾地区或中国同学会的奥援，更没听说过可以找侨委会、“外交部”或慈济分会帮忙。就这样，一只菜鸟开始在纽约大都会单飞独闯了。

捧着一本《舞蹈杂志》（Dance Magazine），后面有纽约所有舞蹈教室（dance studio）的信息，没有任何老鸟带路，我自个儿搭地铁，按着地址，一间间教室地找；有时一出地铁站搞不清东西南北，比手画脚地找人问，走错了再走回来就是了。因为这样，后来我把哪间教室在哪里摸得清清楚楚；凡事只要一步一步走过，就不会忘记。

我挑选舞蹈教室的课程，喜欢的就留下来上课；那儿也提供了许多舞团面试（audition）的讯息，我积极参加各种考试，希望早日完成此行的心愿。

菜鸟的英文很菜，大学一年级的英文就被当掉，但凭着一本英语会话手册和一部翻译机，傻傻地就来闯江湖了。刚开始我几乎不敢开口讲话，每天也没有什么机会与人对话，有时去超市买东西，讲得含含糊糊的，店员还会不耐烦。有次我想买蟑螂药，不认识“蟑螂”这个字，只好一直找蟑螂的图片。

开口讲英语

我每天都在路边的早餐车买早餐，花一块钱买一个面包圈（bagel）加一杯咖啡，我不知英语该怎么讲，只能用手指指点点，买完后小贩跟我说一声“Have a nice day”，我就会非常开心，终于有人和我对话了，好像一天有了个好的开始，但我也只会回答一句“Thank you”。后来我自己练习说：“Cinnamon raisin bagel with cream cheese。Cinnamon raisin bagel with cream cheese.（肉桂葡萄干面包圈加奶油奶酪。）”刚开始还是不敢讲，终于有一天我整句说出来了：“Cinnamon raisin bagel with cream cheese and coffee, please。”小贩居然也听懂了，哈哈，我高兴得不得了！

我非常认真听别人讲话，听力进步得比较快。纽约这个城市不停在跑，跑得很有它自己的味道和现象，当我没办法讲太多时，就学着去听去看，以往最常用的嘴巴关起来了，过去不常用的感官忽然间好像全开了；以前不会看得这么仔细，不会听得这么用力，对人的发音不会这么敏感，现在坐在那儿，旁人的对话听来是那么清楚又那么近。

说话的能力则要慢慢学。其实人只要有表达的欲望，就会一个字一个字想办法把句子凑出来。别人看我这么努力在表达，也会帮我，当他猜到我的意思，帮我把完整的句子说出来，嗯，对了，就是这个意思，菜鸟这下就学到了。

其实，在纽约这个民族大拼盘里，有太多太多“外国人”，没几个能说标准英语；即使说得很溜很正确，还是带着原有的腔调。去杂货店买东西，一点都不要担心文法对不对，大家都在抢时间过日子，只要让店员听懂那个字，东西给你，钱找完就走人；没人在乎你的英语，没人有时间跟你磨蹭，根本没有丢不丢脸这回事，有时我甚至会诧异：“怎么没有人笑我？”

事靠自己打理

来到纽约，两年半里我搬了六次家，都是为了省房租或是希望离舞团近些。我请不起搬家公司，每次都要拜托我那两只行李箱和纽约地铁公司：把家当装在箱子里，先搬一个下地铁站，再上楼搬另一个箱子下来，然后搬上地铁车厢，再搬下车；到了新家后，腾空行李箱，再回头跑一趟……这是最便宜的“蚂蚁搬家法”，一个铜币就可以搬一趟，每次至少需要来回跑个七八趟。

后来我认识了在哥伦比亚大学念书的老乡，啊！原来他们有台湾地区同学会和中国同学会，搬家还有人帮忙呢；有些女学生可能只拉过行李，没提过行李。我才知道有些人的生活方式和态度和我这么不一样。对我而言，一个人是理所当然的；所有事情靠自己是理所当然的；没人帮助也是理所当然的。但我宁可自己来，好处是过程中会想尽办法来解决问题，也许很笨，也许辛苦了点，但多做一样，就多学一样。

我曾经在新泽西与人合租公寓，房间好小好小，只要以手为半径，身子根本不必动，往左或往右就可以“拿”到房里所有的东西。也曾住在五十七街的西边，爸爸去探望我时，看到公寓楼梯都是歪的，隔天就叫我搬家；我还没告诉爸爸，那儿的地下室还发生过枪杀案呢，而这却是我住过最“豪华”的地方。

为了圆梦，生活再苦也咬紧牙根过下去

后来搬到皇后区，住在一个三角形的阁楼里，仅仅六七坪大，只有在尖顶之下我才能站直，其他地方都要蹲着，每晚就躺在最斜坡下头睡觉。洗澡、上厕所要到楼下，冬天等冷水变热，会等到想哭；半夜上厕所，冰冷得直发抖。那儿离地铁站很远，而且每次上车都看不到白人乘客，听到的都不是英语，不禁让人怀疑这里是不是在美国，越往城里走才会有越多的白人上车。

纽约大苹果看似灿烂耀眼，许多角落里却有人过着非常简陋的生活。我经常暗暗期待，租来的房间地板可不可以干净一点？可不可以不要都是水泥墙，能够多一块瓷砖？可不可以不要一开灯，蟑螂就“唰”地成群逃跑？偶尔有机会去别人家，哇，他们住得真好！其实可能也只是中等水平。有次朋友开轿车载我出去，我望着街上的行人，觉得自己好幸福，我以为在纽约永远要搭地铁，根本没有搭轿车这回事呢；但回想在台湾，我自己不也有一辆车吗？

为了跳舞，为了圆梦，这样的日子我可以过，并不觉得委屈，因为这一切是我自己选择的。爸爸给我的美国运通卡副卡，我极少刷用。不过我也经常思考，难道我的生活质量只能有这个水平吗？我一直告诉自己：“我相信我可以养活自己。我一定要活得像样一点。”后来随着我在舞团逐步晋升，生活也渐渐有了改善，虽然过得还是十分俭约。

体会当二等公民的时刻

纽约人来自四面八方，在这样一个多颜色的城市里，坦白说，我很少感受到所谓的“种族歧视”，去移民局办工作证那一次是少数的例外。

当时我刚到纽约，为了办工作证而要去移民局拿张表格，问几个问题。大热天里队伍蜿蜒了好长，每个人都像要过海关一样地被检查。我排队排了三个小时，腿很酸，人很累，最终还是没排到。灵机一动找了人问，这表格是否只能在里头才拿得到？他告诉我对面文具店有卖，我就赶紧跑去买。

这时饥肠辘辘了，我走到中国城找了一家越南餐馆，叫了一碗面。等面的时候，我忽然想到，刚刚排队的都算是外劳吧，不知道其他人怎么看我，其实我也是外劳啊！心里不由得闷闷的，有种酸酸的感觉，如果在自己的家，我就不需要这样了。这时一碗面送过来，蒸汽冒上来，是那种亚洲人家里熟悉的饭菜味道，我的眼泪噗噗掉了下来，面还没吃完就走了。

那是我少数感受身分委屈的时刻。我不断问自己：好好的家不待，何苦要来这儿当二等公民？

然而我心里很明白，在移民局排队的那一长串人当中，我是自愿来的，这个国家的法令我是愿意接受的。很多人虽然也是自愿来的，但却不打算回家，也没办法回家，部分从菲律宾或巴西来的非法移民，没有身份证，躲在阴暗的餐馆里打工，好辛酸。而我，有个家可以回去，多好！无论如何我都可以回家，怕什么？想到有这么一个后盾，我的心就安稳下来；我知道，我是有选择的。

家是最强力的后盾

纽约是个扑通扑通的大心脏，永远有新鲜的热血注入，多少外来的艺术工作者在换血的浪潮中被冲走。我这只菜鸟比较幸运，不久就如愿考上了舞团，虽然收入微薄，至少可以维持生活。但许多人没这么幸运，比如有些中国一等一的音乐高手，却在纽约地铁站拉二胡；很多优秀的人才找不到工作，一事无成，也不敢回家，日子过得艰辛无比。

他们为什么还要苦苦留在这里呢？有些人固然是因为喜爱这个国家，愿意接受任何境遇而留下来；但的确也有很多人只是因为没有达成预期的成绩而不敢回乡。我心里真为他们难过，也提醒自己千万不要这样。我因为爱跳舞，自己选择来到纽约，我一定会全力以赴；但累了倦了，大不了就回家，我相信回家不需要任何理由，绝对没有“丢脸”这回事。

倒是出去几年之后，我第一次对爸爸说，我觉得很累，爸爸说：“累了就回来啊，回来做什么都没关系。”这给了我很大很大一颗定心丸，爸爸越这样讲，我越不敢放弃，反而激起了一股非要把事情做好不可的决心。因为我知道，这是我选择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