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论台上台下，我最常说的一句话就是：It's all about attitude.

台上因为对的态度而迷人，台下因为好的态度让人迷；

也就是“学习尊重自己”，

这是罗斯老师给我最大的身教财富，

到哪里都受用。

罗斯老师出生于澳大利亚悉尼海边，曾在纽约百老汇演出音乐剧；担任过玛莎·葛兰姆舞团的副艺术总监；也曾在美国、以色列、爱尔兰、加拿大等国教学。他有着灰褐色的头发，手长脚长，身材比例绝佳，肌肉线条漂亮，就像是从漫画里走出来的帅气王子。

这样一位仿佛遥不可及的人物，居然来到了台湾，来到了“国立”艺术学院的舞蹈系，在我平淡的人生里一手推开了那扇厚重的门，让一道光直直照射了进来。

石破天惊的一句话

不知道是不是太过紧张，艺术学院开学的第一天我就因为肠胃炎而挂急诊，罗斯老师的现代舞课第一堂我就缺席了。我战战兢兢地去上第二堂课，发现这位中文讲得很好的外籍老师教学很特别，非常严肃专心，每个动作都讲得出道理和缘由。想不到的是，放学后一位学长走过来：“许芳宜我跟你讲哦，罗斯老师很喜欢你。”今天也不过是我的第一堂课啊，为什么呢？学长说：“老师说他看到班上有个学生很有潜力，而且一直问你是哪里来的，我们跟他说是华冈艺校。”

在我一生当中，这绝对是石破天惊的一句话！生平第一次觉得有人对我抱持希望。当然，我的父母对我也有期望，但那是因为他们是我的父母，而一直以来我不曾为他们带来许多光彩。此刻我却听到了罗斯老师的这句话，而且是透过第三者转达的，真的是既震撼又心花怒放，那种被期待的感觉几乎可说是一种幸福了；尤其全校的学生最爱也最怕的就是这位老师，能得到他的肯定，让我有一种“虚荣感”。

多年之后我问过罗斯老师，他却不记得自己讲过了；我想，那可能是老师不经意间的一句话，他也一定曾经发现很多学生都很有潜力。但是，那句话对当时的我真的太重要了，我开始觉得自己有希望，这辈子或许能做些什么，我不断告诉自己：“我一定不要让他失望！我一定不要让他失望！”

天天期待到学校

我开始花大把大把的时间在舞蹈上。我认为自己不够聪明，但懂得稳扎稳打，能用最笨的方式练基本功。那时艺术学院还在芦洲旧址，教室还是四合院式的，每天早上八点上课，我六点左右就到学校，进教室开始暖身，复习老师前一天教的动作，一整年下来，我和那里早上做运动的阿公阿嫲交上了朋友。我也经常趁着空堂，提着录音机到空教室里，独自摸索练习。

上课精神状况如果不好，学习效果绝对打折扣，所以我尽量不熬夜，也不参加同学间的夜游活动；即使周末回宜兰老家，也会早早北上回学校，有时甚至晚上六七点就上床，希望能好好睡一觉，早上起来能精神饱满地去练舞。从小到大我都不喜欢上学，这时却天天期待去学校，身上好像有太多精力需要发泄。

我上了罗斯老师整整五年的课，主要学习玛莎·葛兰姆技巧，五年级再加一些玛丽·安东尼技巧。每次上课前同学们总是拿着自己的毛巾，往教室拼命冲啊冲，老远就把毛巾往前一丢，一定要抢到最前面的位置，一定要能看到老师才开心；罗斯老师觉得我们这种行为很自私，但我们可不是每门课都这样的，实在是因为太爱上他的课了。我们那批同学都是当时最优秀的，都很好强，课堂上永远等着老师给下一个动作，老师发现我们的学习欲望这么强，也就努力准备“饲料”喂食这群嗷嗷待哺的“小鸡”。

罗斯老师是表演者出身，也是创作者，对于舞者的身体非常敏感，一眼就能洞察学生当下的状态，我们不可能糊弄他。他对于每个动作都讲得出来龙去脉，而不是要我们照做就好。比如，手举起来，不只是手举起来而已，可能必须从背部开始。老师很了解也很珍惜舞者上台的感觉，他对于音乐的敏感、情感轻重的拿捏、上台的清醒度，是缺乏丰富表演经验的人望尘莫及的。

所谓的“专业态度”

当年我跟着罗斯老师学习葛兰姆技巧，很难想象自己日后也会成为葛兰姆舞团的一员。而老师教给我的，不只是舞蹈技巧；他在人格教育上对我的影响，不下于生我养我的父母。

罗斯老师高度的自重自律。他每次上课都穿上标准利落的紧身衣，让我们清楚看到身体的示范。他从来不缺席，即使生病还是来上课，甚至越教越起劲；我在他身上发现，老师没有生病的权利，学生可以生病，老师不可以，“态度”更不可以生病。老师如果跟我们说好七点开始排练，就绝对不会迟到；说好九点结束，也绝对不会拖延。他让我们知道，他说到做到，也要我们说到做到。

对于我们这群二十岁上下的舞蹈系学生，罗斯老师几乎是用职业舞团的标准来严格训练。

譬如，如果我们吱喳吱喳地走进教室，他就会生气，准备上课了，怎么还可以吵闹？心不定要如何上课？接下来他可能就会用一堂速度很快的课来教训我们，让我们累得上气不接下气。每次排练，老师绝对有备而来，事先把录像带都看过、把拍子都算好。排到一半时，他可能会火冒三丈地骂人，严厉地指责某件事，例如态度不良或不够专注等等，那通常就是我们学最多的时候。他会让各组轮流上台去跳，但我们永远不知道什么时候会轮到自己，所以不能闲聊，不能懒坐在地板上等，必须随时站着准备好，随时待命，整个人必须完全专注在教室里面。

老师重复提醒的事情，我们若还是一再出错，他会非常非常生气，觉得我们在浪费他的时间，浪费自己的生命；所以相同的问题若被纠正到第三遍时，我们都会非常害怕。我也就开始给自己画界限，不可以这样，不可以那样，到后来习惯成自然，内化成自己的一部分，不再觉得困难了。这道理其实也适用于舞蹈之外，我们都在与时间赛跑，若一再犯相同错误，的确是浪费时间、浪费生命。

为了避免重复犯错，我练就了“倒带”思考的习惯，每晚躺在床上把老师当天教的在脑袋里从头到尾复习一遍，甚至可以感觉到身体哪个部位在动；隔天早上到学校再练一遍。我发现这习惯对我帮助很大，一个舞者不单单是动手动脚跳舞，还要能思考；有时停下来思考一下，接下来会走得更顺畅。

后来我到了纽约，进了葛兰姆舞团，最常利用搭地铁的时间倒带，回想当天的演出、排练指导给的意见、哪里还需要改进。这种习惯也延伸到其他方面，我每晚会回想当天发生的大小事情，例如，艺术总监如何带领舞者排练进入角色、如何诠释作品；一样的形容词是否还有其他想象空间……

永远要给学生机会

学校每年都有师生对谈，老师为同学做年度评鉴。罗斯老师一丝不苟，教课过程中他为每个学生打分数，回家后做笔记，登记出缺席，记录学习状况，最后会给一个平均分数；每年还为学生做一个表格，有班上排名，也有全校排名。他给的评语总是能抓住每个人的优缺点，一针见血，从这里就可以知道这绝对是一位扎扎实实、平日下足功夫的老师。我还记得，大一第一次的约谈，老师就给了我全班第一名和全校第三名，哇，我受宠若惊！还有一次他对我说：“你很爱比，一直在比‘自己的最好的’。”

有一年我们系的年度展演出“亚当夏娃”，光一支舞，罗斯老师就排了五套阵容（cast），每个人只能跳一场。我问老师为什么这样安排，他给我的答复，将来我若当老师一定会牢牢记住：“如果这是职业舞团，我绝对会找最好的两个卡司来演出，我要呈现舞团最好、最完整的一面；可是今天这是学校，我永远要给学生机会。”

是的，永远要分清楚，学校和舞团是不一样的世界。舞团永远在竞争，永远只有第一名或第二名才能上台；在学校则永远要给学生机会，老师可以严格要求学生，但不能剥夺他们学习的机会。

五年下来，我们对于罗斯老师的现代舞课从来不曾感到厌倦，好像永远学不完似的。至今我依然难忘那些很过瘾的课，跳跳跳，跳到喘得要死的时候，同学们还拼命说：“呵呵呵呵，没关系，再来一次！再来一次！”真的是一种享受。这绝对需要师生双方的互动，而老师带动的成分很大；如果老师踏进教室时就是阴天，闷闷的，学生绝对更闷。

态度决定一切

无论在教室或舞台上，你想要怎么样呈现自己？罗斯老师向我们展现了一种“态度”。直到今天我到学校教课，都还会回想当年老师如何让学生这么尊重他、这么想跟他学习。我认为“态度”是非常重要的，罗斯老师从来不会为了讨学生喜欢而去迎合学生。当一个人非常有实力、清楚地知道自己是谁时，就不会随便屈服于外在压力，就可以非常自在。

当时为我们钢琴伴奏的林春香老师，与罗斯老师合作得水乳交融，她的观察是：“罗斯老师教的不只是技术，他更重视生命的内在。这种训练过程，对希望将来成为职业舞者的学生很受用，把自己提到很高的层次。”

的确如此，老师的身教和言教散发出一种魅力，让我看到一位专业舞者的典范，也让我知道外头有一个更大的世界，憧憬油然而生。他经常告诉我们职业舞团的训练有多么多么严格，我就想：“真有这么苦啊？让我来试试看，看看能不能通过考验！”就在大一这年，我认定了自己未来的路——做一名职业舞者；大学五年默默地、一步步地朝目标挪近。

怀抱着一个梦，我上课经常幻想自己是个职业舞者，同学就是舞团团员，我们正在台上表演，前面有灯光打过来，有一种很荣耀的感觉。别人眼里单调重复、枯燥无味的练习动作，于我却有了生命，享受到某种自恋、自在和自由。这种习惯对我日后的职业生涯很有帮助，在台下就能够想象上台如何表现，两者之间的距离拉近了很多，舞台上的沉稳也是这么训练来的。

罗斯老师鼓励我往外发展，我大二时就想出去念书，但是爸爸不答应，要我先拿到大学文凭再说。大学毕业后，尽管爸爸依然反对，我终究还是踏出了这一大步，独自飞往纽约，追寻我向往已久的职业舞者之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