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京是太平天国的首都。太平军在这里的防御力量，远不是其他城镇可以比拟的。攻克安庆时，曾国荃直辖的军队也就一万多人，但到了天京城下，这支军队迅速扩充至五万余人。大规模的扩军给湘军造成了相当严重的问题，军纪涣散、暮气沉沉。当初罗泽南创建湘乡勇时带给士兵的那种奋发向上、积极进取的精神面貌，已经完全不复存在了。

对于曾国藩来说，最严重的问题是无法筹集足够多的饷银。按照常规，湘军每月需要的银两数是士兵数的六倍。也就是说，当初攻打安庆时，曾国藩只需为曾国荃直辖的军队每月提供将近十万两的白银即可。但现在，这一数目上升到了三十多万两。饷银的匮乏成了制约湘军取得最后胜利的关键因素。曾国藩为此绞尽脑汁，焦头烂额。

当时为曾国藩直辖军队提供军饷的省份主要是：曾国藩直接管辖的两江三省，即江西、安徽、江苏三省；湘军的大本营湖广两省，即湖南、湖北两省；东南诸省当中受太平军袭扰最少的广东省。下面我就分别叙述各省为曾国藩直辖军队提供军饷的情况。

首先说说曾国藩的家乡湖南省。湖南一直是湘军最可靠的后方基地，在人力物力财力的供应方面，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自1854年城陵矶之战至1859年石达开入湘的四年多，湖南没有遭受过太平军的大规模袭扰，又是少有的能人，大刀阔斧地进行了一系列改革，促进了经济的发展。因此，1859年石达开入湘之前，湖南的财政情况是相当好的。

然而，1859年以及1861年，太平军石达开部两次杀入湖南，湖南经济因此遭受重创。1860年至1862年的三年间，湖南又多次遭受水灾，民生凋敝，地丁漕折很难收上来，军饷来源受到限制，而士绅也没有余钱捐给湘军充当军饷。同时，江浙一带被太平军占领，江浙的货物不能运往湖南销售，厘金收入因此大为减少。这一时期的湖南财政相当困难，军饷供给也难以持续。

在这种情况下，曾国藩不但没有减少对湖南百姓的搜刮，反而变本加厉。1860年夏，曾国藩当上了两江总督，主导湘军东征，随后在湖南设立东征局，专门抽厘供给他的直辖军队。其办法就是在湖南征收厘金的基础上再加半厘。这样，过往湖南的商人就要多交一半的商业税，利润空间大为减少，苦不堪言。商人又将损失转嫁到老百姓身上，导致湖南物价飞涨。老百姓买不起东西，日子过得很苦。

曾国藩的这一做法遭到了湖南人民的强烈抵制。有人假借岳麓书院山长之名，写了一篇洋洋洒洒的文章，将东征局说得十分不堪。湖南士大夫纷纷传诵这篇文章，弄得曾国藩名气很臭。东征局也差点因此停办。

东征局里面的那些管事人，都是曾国藩的亲信党羽。他们不甘心失去湖南厘金这块最大的“蛋糕”，于是组织起一帮笔杆子，也写了一篇长文章，逐条批驳那位所谓的岳麓书院山长对东征局的“诽谤”。

最后，在行政力量的高压之下，明目张胆地抵制东征局的行动才被镇压下去。但商人、士大夫暗地里对东征局的抵制，伴随着东征局从设立到撤销的整个过程，从来就没有停止过。

从1860年设立东征局至1864年湘军攻克江宁的这四年间，湖南依旧为曾国藩嫡系部队供应了大量军饷，平均每个月有七八万两之多。但由于湖南本身财政情况的恶化，湖南不可能承担更多的供饷任务。对于兵员日益增加的湘军来说，依旧把湖南视为军饷的主要来源的做法，已经行不通了，必须从其他省设法筹集到更多的军饷才能够用。

说完湖南，再来说说湖北。自1857年初湘军将太平军赶出湖北后，一直到1861年陈玉成突破鄂东北防线杀入湖北的这四年，湖北并没有遭遇过大的战祸。擅长行政的湖北巡抚胡林翼开展了湖北新政，湖北的财政情况得到了根本的改善。湖北也因此得以与湖南并列，成为湘军的重要根据地之一。

然而好景不长。1861年，陈玉成、李秀成两支大军先后袭扰湖北，湖北经济快速发展的势头被终结。这时候，湖北省自顾不暇，自然不能供给曾国藩嫡系部队更多的军饷。

最重要的变化发生在1861年的9月。9月底，胡林翼在武昌病逝，湖广总督官文迫不及待地总揽了湖北的军政大权。

官文是满人，从情感上他更贴近八旗、绿营，对于日益强大的湘军，他一直存在着敌意。虽然他也为湘军的发展壮大做过一些事情，但也经常搞点小动作，让湘军遭受重大损失。当年，正是因为他不及时派兵救援，才导致湘军李续宾部在三河镇几乎全军覆没。他总揽湖北军政大权后，一改胡林翼在世时的政策，不再积极为曾国藩嫡系部队提供军饷。

除此之外，官文还有浓厚的地方保护主义色彩。凡是那些在湖北境内作战的湘军部队，他都积极提供粮饷。然而，对于那些在湖北以外区域作战的湘军部队，他则漠不关心，在提供粮饷的时候，总是要打折扣。

比如，李续宜的部队在湖北作战的时候，官文提供粮饷的积极性是很高的。后来，李续宜被任命为安徽巡抚，受两江总督曾国藩节制。李续宜的部队也跟随他去了安徽。这时候，官文明确表示，只愿意供给李续宜部六成军饷，不足的部分由曾国藩设法补足。至于那些与湖北毫无瓜葛的曾国藩嫡系部队，比如曾国荃的吉字营，官文更加不愿意提供粮饷。

官文的这种态度，使得曾国藩几乎完全失去了一个重要的军饷来源地。这在很大程度上加剧了湘军军饷的紧张程度。从哪里去把湖北失去的这一块收入补回来呢？曾国藩没有办法，只好打其他省的主意。

说完湖北省，我们再来说说安徽。安徽是太平军与湘军反复争夺的地方，战争几乎没有停过。1861年，湘军攻克安庆后，安徽的局势开始趋于稳定。1862年，陈玉成被杀，湘军攻克庐州，安徽正式稳定下来。以后，安徽基本上没有遭遇过大股太平军的袭扰，经济开始恢复。

约四年的时间里，曾国藩虽然设法恢复过安徽的生产，但由于之前的破坏太过严重，一时半会还收不到太好的效果。所以，曾国藩想从安徽筹集大量的粮饷用于东征作战的计划，是完全做不到的。

曾国藩在安徽也进行了减漕改革。安徽漕折原本征收的额度就不高，各种耗羡、浮征也不多，和湖南、湖北的情况完全不一样。然而，曾国藩在安徽进行减漕改革的时候，照搬了胡林翼在湖北的办法，结果规定的征收额度过高，不但没有减少漕折的征收，相反倒是增加了不少。曾国藩可能知道这一弊端，或许是军饷筹集的困难迫使他不得不这样做，牺牲老百姓的利益，来完成他的所谓的“中兴”大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