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然天才刚刚亮，雾气还未散去，但湖南省巡抚衙门大堂内已经坐满了人。清朝皇帝大多勤政，在皇帝的影响下，各省的官员都很勤勉，大清早起来商议事情是行之已久的惯例。湖南巡抚骆秉章坐在首席，神情严肃。见大家都到齐之后，骆秉章从怀中拿出一张状纸，往桌子上一摆，说道：“诸位，这是一封善化乡民的告状书。里面讲到善化知县谢某，巧立名目，擅自加征地丁漕折。百姓倾家荡产也不能完纳，只好告状，请求减少地丁漕折的征收。谢某又阻挠百姓告状，前几天还派人打伤了十几名来长沙告状的老百姓。对于这个事情，大家有什么看法啊？”

骆秉章的话音刚落，按察使兼粮道谢煌就站起身来，对着骆秉章大声说：“地丁漕折万万不可减征。减征不可能提高百姓缴纳的积极性，反而助长了他们的嚣张气焰，导致税收减少。与其减征，不如多征。对于那些抗拒征收者，该抓的抓，该杀的杀。这样，拖欠的地丁漕折马上就能收上来。”

骆秉章斜视了他一眼，不紧不慢地反驳道：“减征百姓都不大愿意交，多征还会交吗？这不是逼百姓造反吗？今年地丁漕折征收的形势非常严峻，如果不设法改革，恐怕连一钱银子也收不上来。到时候，湘军的军饷从哪里来？”

面对骆秉章的质问，谢煌依旧显得不以为然。为了减少改革的阻力，按照惯例，粮道都是由按察使兼署。骆秉章则另外委任了一个姓徐的人担任粮道，谢煌因此无权主管减征地丁漕折的事。另外，骆秉章又将那个惹事的善化知县撤职。这样一来，改革的阻力基本上被铲除，骆秉章也就放心地让左宗棠去实施减征地丁漕折的新政策了。

此时的左宗棠虽然只是幕宾，但深得骆秉章的信任，湖南的军政财权，实质上都掌握在他的手中，骆秉章只是垂拱而治而已。

地丁漕折的减征，大大地调动了老百姓缴纳税收的积极性。同时，骆秉章、左宗棠又对全省的吏治进行了大规模的整治，胥吏中饱私囊的情况得到了一定程度的遏制。这样一来，历年拖欠的地丁漕折很快就征收上来了。湖南的财政局面得到了根本的改善。

与此同时，骆秉章、左宗棠又在全省水陆要冲开始征收厘金，并且努力扩大捐输。湘军军饷的三大重要来源一齐开展，是从湖南开始的。湖南也因此成了湘军最重要的大本营。胡林翼之所以能够在湖北站住脚跟并最终拿下武昌，刘长佑、王錱的援赣军之所以能够改变湘军在江西的被动局面，根本原因就在于湖南能够提供源源不断的资助。这其中，左宗棠的功劳是很大的。当然，知人善任的骆秉章也功不可没。

在湖北方面，依靠湖南的援助，原本被太平军打垮了的外江水师得以重建。这个时候，原本是湘军水师将领的李孟群、鲍超等人，都改带陆师。在彭玉麟离开湖北后，杨载福成了外江水师唯一的领导人。在他的带领下，外江水师逐渐控制了武汉周边的长江水域。

这时候，湘军又丧失了一员重要的将领。当初曾国藩虽然同意罗泽南去湖北，但是随着形势的恶化，他一再写信给罗泽南，请求他将部队带回江西。

罗泽南考虑到曾国藩在江西陷入重围，出于义气，他很想回到江西解救曾国藩。但是，武昌攻坚战胜利在即，他不愿意放弃这唾手可得的功劳。于是，他加紧攻打武昌，悲剧也就因此而造成。

1856年4月5日，罗泽南在指挥攻打武昌的战役中，被太平军火枪击中左额，当即血流满面，衣衫尽赤。但罗泽南丝毫没有心慌，依旧端坐着指挥战斗，直到部队全部安全撤回。

接下来的几天，罗泽南躺在病榻上，虽然生命行将终结，但他仍保105持着大将风度。他将李续宾等弟子叫到榻前，与他们谈论时事，说到慷慨动情处，他命李续宾拿来纸笔，仰卧着写下了这么一行字：“乱极时站得定，才是有用之学。”这是湘军的军魂，是罗泽南留给湘军将士及后人最重要的精神遗产。

4月12日，罗泽南伤重而逝，其部由李续宾接续统领。罗泽南的突然离世，令曾国藩感到非常内疚，因为正是他的催促，才使得罗泽南不顾生命安全，拼命攻城，最终因此而丧生。

当初，正是在罗泽南的支持下，曾国藩才敢于连上奏折，进行了一场自上而下的改革。后来，又是在罗泽南的支持下，他才得以练成湘军，并接连取得胜利。然而现在大业未成，罗泽南就驾鹤西去，怎不令曾国藩痛断肝肠！

所幸的是，罗泽南只是擅长教化鼓动，对战略战术并不在行。在打仗方面，他一直仰仗着弟子李续宾。这样一来，虽然罗泽南离开了，这支部队依旧有着不可小视的战斗力。这与塔齐布去世后，其部由不会打仗的周凤山接续统领，结果在不到一年后就彻底溃散有着根本的区别。所以，罗泽南的逝世，虽然是湘军的重大损失，但并没有对湖北战局产生太大的影响。

在江西方面，在周凤山率部与太平军在樟树镇展开拉锯战的同时，骆秉章派出的以刘长佑为首的援赣军已经往湘赣边境开拔。

刘长佑也是一个很有个性的人，相传当年他去京城参加朝考，曾国藩本想照应他，却被他拒绝。他不像江忠源那样亲近曾国藩，而是刻意和曾国藩保持着一种若即若离的关系。他的军队自始至终都不受曾国藩指挥。此时，他率军援赣，也只是奉命行事，并不是因为他和曾国藩之间有什么重要的交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