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国藩点点头，说：“谨遵师命。”沉默了一小会儿后，曾国藩又问：“古今中外的学问，浩渺犹如大海。弟子愚钝，实在不知道从何处下手。还请先生不吝赐教，告诉我做学问的方法。”

唐鉴回答道：“做学问的方法只有三门，那就是义理、考据、辞章。三者当中，义理是最重要的。考据之学，往往管窥蠡测，而辞章之学，不精通义理的人也是学不好的。”

唐鉴的这个分类法来自桐城派，而在曾国藩看来，仅仅有这三样还不够，必须加上经世致用才算完整。当时，在陶澍、贺长龄、贺熙龄、魏源、林则徐等人的影响下，湖南掀起了一股经世致用的思潮，与当时盛行的乾嘉考据之风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曾国藩受这一思潮的影响很深。所以，曾国藩认为，做学问最重要的方法不是义理，而是经世致用。带着这个疑问，曾国藩继续问道：“那么经世致用之学呢？”

唐鉴道：“经世致用之学，就在义理之中。”

曾国藩听罢，恍然大悟，心想：唐先生虽然不说经世致用，但认为经世致用包含在义理之内，他比桐城诸子看得更深更远，对考据之风的冲击27也会更大。接着，曾国藩又问：“弟子准备专门学习经世致用的学问，但不知道应该从哪里开始下手？”

唐鉴回答道：“最好的方法是读古代的历史。历朝历代的兴衰缘由、为政得失、典章制度，全都记载在史籍当中。熟读史籍，勤加思考，许多现实中的问题就会迎刃而解。”

经过唐鉴这么一解释，曾国藩对于读书和修身的方法一下子豁然开朗了。他暗暗地下定决心，一定要谨遵老师的教诲，切实去做。

几个月后，曾国藩又按照唐鉴的指点，前往拜访另一位理学大师倭仁。

倭仁（字艮峰），蒙古正红旗人，清代著名理学家，政治保守派的代表人物。1804年生，年长曾国藩七岁。1829年进士，时任翰林院侍读学士。

曾国藩前去拜访倭仁，倭仁也很热情地接待了这位举止得体的理学爱好者。叙礼完毕，曾国藩对倭仁说：“唐先生说艮峰兄的修身做得很好，每天都记日记反省。今天我特意来拜访，就是想请艮峰兄不吝赐教，将修身的方法传授给我。可否先让我看看你的日记？”

倭仁听罢，前往书房拿出日记，小心翼翼地递到曾国藩跟前，说：“赐教不敢当。日记全在这里了，涤生兄可拿回去细看。”

曾国藩拿过日记，略微地翻了翻，发现那上面记载的很多事情，在一般人看来都是见不得人的，比如前天因为一点小事训斥了婢女一番，昨天看到别人收藏的宋刻本就想占为己有之类的。倭仁将这些展现自己心灵阴暗一面的事情全都记载在日记中，并且附有深刻的反省，这令曾国藩由衷地佩服。

曾国藩看了一会，道：“艮峰兄的日记，胸怀如此坦荡，国藩佩服之至！”

倭仁笑了笑，说：“不这么做，人的坏毛病就去除不了。”

曾国藩点点头，合上日记，对倭仁说：“除了每天记日记之外，艮峰兄对于如何修身一定还有许多见解，还请不吝赐教。”

倭仁沉思了一会，说：“理学修养，‘研几’的功夫最重要。所谓的‘几’，就是事情在发展过程中刚刚露出来的那点苗头。抓住这种苗自如了。”

曾国藩问：“那么如何才能把握住这种苗头呢？”

倭仁回答道：“最好的办法是静坐。《大学》中说‘知止而后能定，定而后能静，静而后能安，安而后能虑，虑而后能得’，一个人处在极其安静的环境中，最能看出事情的本质。一个记日记，一个静坐，你能切实做到的话，成就就可以超过我了。”

在接连拜访唐鉴和倭仁之后，曾国藩对于如何克己复礼，学做圣人的理想已经有了自己的打算。他为自己定下日课十二条“一主敬、二静坐、三早起、四读书不二、五议史、六谨言、七养气、八保身、九日知其所亡、十月无忘其所能、十一作字、十二夜不出门”，并切实履行。曾国藩本来就有记日记的习惯，但之前的日记大多是纯粹的记事，决心做圣人之后，他的日记一改原来的风貌，大部分内容都是反省。他的日记也像倭仁的一样，记载了许多见不得人的事情，诸如好色、好怒之类。

曾国藩决心做圣人之后，改掉的第一个毛病就是抽烟。

当然，这里说的烟不是鸦片烟，而是一种湘中土烟。这种烟劲头足，吸上一口，飘飘欲仙，喜欢抽的人很多。曾国藩的父亲曾麟书就是一个老烟客，曾国藩受其影响，很年轻的时候就学会了抽烟。在私塾读书的时候，曾国藩成天烟筒不离手，一边读书，一边吞云吐雾。

1831年，曾国藩在湘乡涟滨书院读书的时候，因为抽烟太多，遭到了山长刘元堂的当众训斥。曾国藩的自尊心受到了沉重打击，他决心戒烟。为了坚定自己的决心，他还给自己取了个号“涤生”。他在日记中这样解释他的这个新名字：“涤者，取涤其旧染之污也；生者，取明袁了凡之言：从前种种，譬如昨日死；以后种种，譬如今日生。”

当时，曾国藩是真心想要戒断烟瘾的。然而，戒烟不是容易的事。每当背书背到非常困乏的时候，曾国藩不由地又想起了土烟。内心经过一番残酷的斗争之后，曾国藩的欲望还是战胜了理智，他又开始吞云吐雾起来。他本想借助土烟解乏，但长此以往他发现，土烟不但不能解乏，反而增添了不少悔恨，因为大把的时间就在抽烟中浪费了。

之后的几年，曾国藩一直处在戒烟与反戒烟的矛盾之中，直到他去拜29见唐鉴和倭仁立下学做圣人的誓言之后。曾国藩认为，相对于戒除懒惰、戒除骄傲而言，戒烟还是比较容易做到的。所以他准备把戒烟当作一场试验，检验自己是不是能够像倭仁那样做到真正的克己复礼。

为了表明自己戒烟的决心，他发誓说“从今以后永不吸烟！不能立即放下屠刀，则终不能自拔！”还请身边的亲人监督自己。这样做的结果是他在家里确实不抽烟了。但他身为京官，应酬比较多，经常要出去拜客，看到别人吞云吐雾的惬意神情，曾国藩又心动了，在同僚的唆使下，又加入了抽烟的队伍。此后的日子，曾国藩的内心重新陷入戒烟还是抽烟的矛盾之中，这令他感到非常痛苦。

终于有一天，曾国藩在又一次的吞云吐雾之后，怀着对自己没有恒心的万般厌恶下，再次下定决心戒烟。他在这天的日记中写道：“自戒烟以来，心神彷徨，几若无主。遏欲之难，类如此矣！不挟破釜沉舟之势，讵有济哉！”他彻底认识到，自己连戒烟这么一件小事都做不好，还谈什么学做圣人呢，以后又怎么可能有所成就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