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0年7月30日，呼伦贝尔文物管理站在内蒙古大兴安岭北段的嘎仙洞中，发现了太平真君四年（443）的石刻祝文，共19行201字，讲述的是五胡中最后一支向南越过长城的鲜卑拓跋部之早期历史。石刻祝文为汉字魏体，古朴苍然。所谓太平真君，就是北魏太武帝拓跋焘。这段石刻记载，与传世史籍《魏书·礼志》的文字大体吻合。

五胡部族纷纷南下，最后一支踏入中原大地，最终拿走了盘中所有美食的，却是鲜卑拓跋部。

如果再把视线拉到平行的欧洲史上，恰好类似墨洛温王朝（Merovingian Dynasty）下的法兰克王国。法兰克人原是西日耳曼的一个部落，4至5世纪南下后，成为日耳曼诸国中的强者。但是，与墨洛温王朝开启了欧洲黑暗中世纪不同的是，北魏却让中国土地上的所有人看到了形成新世界帝国的曙光！

鲜卑所建立的国家，从代（315—376）至北魏（386—534），从一开始就呈现出皇权强化与部落解散的趋势。首先应该提到的是道武帝拓跋珪，他断然实行了部族解散的改革措施，以往统领部族的君长大人，一应被纳入国家的皇权之下。事实上，这一变化经历了相当漫长的时间，其中还有往复的情形，比如从代国到北魏过程中被前秦灭国的十年隐忍期。

对于鲜卑拓跋部来说，具有入主中原决定性意义的一役，是395年在参合陂（今山西阳高县东北）大败同为鲜卑族的慕容氏后燕。此后，拓跋珪的孙子太武帝拓跋焘，笼络了华北第一流高门崔氏等汉人士大夫。依靠谋臣崔浩的睿智加上鲜卑骑兵的勇猛，北魏依次攻破了柔然、夏（匈奴）、西秦（鲜卑）、北燕（汉族）、北凉（匈奴）、鄯善、焉耆、龟兹……其中，439年，北魏灭北凉，实现了中原近百年不遇的再统一，所谓的北朝于斯成立。此后，拓跋焘对汉族王室的南朝虎视眈眈，以拓跋部为核心的北魏，一度将兵锋直指扬子江北岸。北魏从诞生开始，似乎就决定了它必然成为南北中国最终的统治者。

随着国家的稳定，拓跋焘开始禁止游牧民自由移动，规定在一定的区域内定居。这样就再次强化了汉族式的皇权。似乎胡汉二元的世界，终于走向了完美的调和。

但是，至今令史学家困惑不已的是，功高无比的崔浩却因为修国史事件，被一门族杀。这事件牵涉几乎所有的华北汉族高门。虽然历来有诸多种解读的方式，但这可说是胡汉二元世界在走向崭新的一元化过程中的剧烈阵痛。

此后，汉族士大夫向鲜卑皇室提出的均田制、三长制等，均得到了部分的实现。其中，体现了包括民族、阶层在内的、全面的平等原则与贤才原则，无疑对此前汉族的九品中正制是巨大的反动。后来隋代兴起的科举制，多少都可以从北魏这里找到影子。

北魏中后期登场的转折性人物是孝文帝拓跋宏，他将胡汉一元化的努力措施激烈地推行下去。值得一提的不仅是他迁都洛阳、禁胡服、说汉语等，还有“定姓族诏”—将鲜卑等胡族贵酋，纳入汉族式的六朝贵族制中。

比如规定汉族第一级为“四姓”：清河崔氏、范阳卢氏、荥阳郑氏、太原王氏，有时还加上赵郡李氏，成“五姓”；对应的胡族第一级为“八姓”：穆氏（丘穆棱）、陆氏（步六孤）、贺氏（贺赖）、刘氏（独孤）、楼氏（贺楼）、于氏（忽忸于）、嵇氏（纥奚）、尉氏（尉迟）。括号内的原本是鲜卑复姓，后一律改为汉式的单姓。这“四姓”和“八姓”可以和帝室通婚，享有莫大的荣誉。这一直影响到了此后的大唐帝国，比如唐传奇《李娃传》中的男主人公郑生，就是荥阳公的儿子；又比如《古镜记》，就与太原王氏有密切联系。

简而言之，孝文帝就是企图将胡汉二元化，一统于汉族式的贵族制，这既不同于五胡十六国初期的胡汉分离制，也不同于早期秦汉帝国的胡汉差别制（“内”中国而“外”夷狄）。就这样，令人振奋的似乎离建立新世界帝国只有一步之遥了。

可是，孝文帝仅仅33岁，就病逝于南征萧齐之役中。他力图将胡汉二元世界整合成新的中华式帝国的努力，在他死后，遇到了难以想象的反弹。这种反弹的激烈程度，一如当年孝文帝的汉化改革之激烈，甚至用悲剧二字来形容它亦不过分。

让我们把叙述的视角，略微回溯一下。在孝文帝从平城迁都洛阳之前，呈弧状分布而拱卫旧都平城的，是位于其北方，今内蒙古境内的“六镇”：沃野、怀朔、武川、抚冥、柔玄、怀荒。所谓镇，是不同于州、郡等普通行政区域的特别军事区，同时也是北魏帝国北方的前线基地。在镇里面，驻扎着鲜卑族的嫡系子弟部队，以及融合于胡族的北方汉人。

其中，我们要详细说一下武川镇。武川镇位于黄河倒U字形大拐弯的东北方，也是阴山山脉的北麓。现今是内蒙古自治区的中部武川县，据说境内至今还有蒙恬建筑的秦长城遗迹。这里的北面，是一望无际的大草原，一直通向戈壁的深处。此地年平均气温只有3℃，夏天，滚热的沙尘铺天盖地，冬天的最低气温一度超过零下30℃。在这样严酷的条件下，驻守在这里的将士们为了生存与共同的利益，形成了一种帝都洛阳所无法想象的安全共同体，休戚与共，坚不可摧。

如前所述，原本出任六镇军士的大多是鲜卑族的嫡系部队，因为能够担任六镇卫士，绝对是一种光荣。但是，随着迁都洛阳，旧都平城渐渐被遗忘，原本担任第一线防卫重任的六镇将士，地位也慢慢下降，最终沦落为与发配边疆的囚徒一样。不满、愤怒、怨恨的情绪，在六镇军民中急速堆积着。

六镇之乱的反旗，是由沃野镇的将士—破落韩拔陵扛起的。从他的名字看，是南匈奴的后裔。熊熊燃烧的愤怒火焰，一下子几乎燃遍北魏所有的州郡。汉化了的洛阳中央政府，根本无力镇压六镇的起义。于是，世居北秀容（今山西朔州）的契胡大酋长尔朱荣，自行组织了强大的契胡骑兵，在镇压了起义的同时，也把持了北魏的朝政。据精通北族研究的马来西亚学者卓鸿泽氏考证，契胡是与鲜卑关系密切的一支种族。尔朱荣进入洛阳后，抓住太后和小皇帝，将他们投入滚滚的黄河，接着又屠杀了朝臣二千余人，史称“河阴之变”。这也可以同六镇之乱一样，解读为胡族对于汉化政策的深深不满吧！

孝文帝汉化改革，在他去世之后不到30年，北魏即在剧烈的变动中瓦解了，因此清乾隆帝深以为，孝文帝是一个不孝之人。但这或许就是在期待能够统和胡汉二元世界的新势力出现前夜的必经之途吧！

继尔朱荣之后，两个巨大的阴谋家登场了：怀朔镇的高欢与武川镇的宇文泰。

高欢，虽然有一个汉式的姓名，但应该是鲜卑系。而且高欢自己也有一个鲜卑姓名—贺六浑。他率领被契胡镇压的原六镇叛民约二十万人，揭竿自立。同时，高欢还颇有心计地利用了汉人贵族与契胡的仇恨，拉拢了一大批汉族名门。高欢将北魏皇族子弟元善见拉至邺城，建立了东魏（534—550）。这个被拥立的东魏皇帝，不久后就禅位给了高欢的儿子高洋，即北齐（550—577）。然而不久之后，当初锐意调和胡汉的北齐，很快也走上了变质的老路，帝王与门阀贵族勾结，不再理会一般胡汉民众之疾苦。最后能够期待的新势力，就只剩下来自武川镇的宇文泰了。

宇文泰，是鲜卑化了的匈奴人，其势力主要来自武川镇的胡族将士。他退至关中，拥立北魏另一位皇族子弟元宝炬建立了西魏（535—556）。最引人注目的是，宇文泰创造了一种全新的府兵制，将武川镇的胡族将士作为主体，融入关中的贵族势力，分为二十四军。核心层由八柱国大将军把持，和宇文泰一样，同属武川镇出身的大将军占了绝大多数。同时，利用诸如苏绰起草的《六条诏书》，大力提倡贤才主义，罢黜以往的门阀主义。据说，日本圣德太子的《十七条宪法》的祖型，就可以一直追溯到西魏。宇文泰死后的第二年，北周（556—581）成立。在北周政权的前期，宇文泰的儿子并没有使用“皇帝”，而是依旧使用了五胡十六国时代流行的“天王”称号，这颇值得注意。

当年北魏孝文帝汉化改革的帝都洛阳，到了东西魏分裂之后，已是荆棘荒野之地，到处是狐狸的巢穴，让人无法想象此前的繁华与荣光。一位叫作杨衒之的北魏旧臣，见到旧都之满目疮痍，忍不住写下了千古名作《洛阳伽蓝记》。

隋文帝杨坚的父亲杨忠，和宇文泰一样出自武川镇；唐高祖李渊的祖父李虎，也是出自武川镇。隋唐两帝室的先人，同为“柱国大将军”。更有意思的是，杨家有一个鲜卑名“普六茹氏”，李家也有一个鲜卑名“大野氏”。漠北一个小小的、不起眼的弹丸之地的胡汉混合军镇，居然连出北周、隋、唐三代皇室！这在整个中国古代史上也是绝无仅有的。陈寅恪先生把这一现象称之为“关陇集团”，所谓“关陇”，是指渭水盆地一带的关中地区，以及李唐自称陇西成纪等地。但是其源头，应该是远在渭水之北的武川。

在隋唐时代，对内、对外（东亚、西亚）之政策，做出决定性策略的，正是这些“武川—关陇”集团的上层成员。

这样一来，统合胡汉的新势力，缔造了一个统合胡汉的新国家。

西魏、北周一开始的实力并不如东魏、北齐，但宇文泰断然与门阀旧制度一刀两断，向贤才主义靠拢，使得优秀的人才，不论是贵族庶民，也不论是鲜卑匈奴，还是汉人，都得到了较为均等的入仕机会。有趣的是，在所谓的“后三国时代”—北齐、北周、梁陈鼎立的情况下，文化上处于最偏僻的北周，却孕育出了产生下一个伟大时代—大唐帝国—最直接的种子。

从五胡入华开始，匈奴、鲜卑、氐、羯、羌轮番给奄奄一息的旧中华帝国注入了大量的强心剂，最后终于在西魏、北周那里，完美地统合了胡汉二元世界，勃发出强大的生命力。一个崭新的帝国—大唐帝国应运而生。名君唐太宗曾经对侍臣说过：

自古帝王虽平定中夏，不能服戎狄，朕才不逮古人，而成功过之，所以能及此者，自古皆贵中华，贱夷狄，朕独爱之如一，故其种落皆依朕如父母。

这种“如一”的思想，可以视作北朝至大唐帝国时代总体的心理，在本书接下来的章节中，为大唐帝国在东亚世界展开华丽篇章的功臣里面，就有突厥人、契丹人、铁勒人等。

对于内部业已整备完成的大唐帝国来说，急切地飞向世界帝国，则是一个无法回避的新课题，也是一个无法抗拒的新渴望。三国以来对外发展几乎停滞的时代宣告结束。伴随着中国进入中世的黄金时代—大唐帝国，西亚的波斯萨珊王朝（Sassanid Empire）、东罗马拜占庭帝国、阿拉伯人的倭马亚帝国同样进入亚欧大陆大角逐的时代，东西世界两相竞赛的时代让人兴奋不已。但本书要暂时按捺住读者“向西看”的冲动，和大家一起“向东看”。因为此时，东亚诸民族高句丽、百济、新罗、倭国因与黄金时代的中国相接触，也呈现出旺盛的生命力，其间的角逐同样精彩无比。遥想当年，当新罗的朝贡使团、日本的遣唐使漫步在长安街头，看到酒肆中，那充满异国情调的来自撒马尔罕的胡姬，不知他们心中是怎样的感受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