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起“暗黑”一词，很容易让人联想到西方中世纪史上的“黑暗世纪”（dark ages）。那么，中国史上到底有没有类似的时代呢？

中国妇孺皆知的《三国演义》，在日、韩等东亚诸国也都拥有大量的读者群。这部小说以史书《三国志》为基盘，讲述开始于东汉末年的乱世纷争。东汉末年伊始，中国陷入了长达约400年的四分五裂之命运，这种命运也波及中世东亚的其他国家与民族，如朝鲜半岛的三国（高句丽、百济、新罗）鼎立等，姑且将这一时段称之为“暗黑时代”。而再度将中国置于统一时代的隋唐世界帝国，其间统一的过程，是由怎样的方式与怎样的理念构成的呢？

众所周知，三国归于晋，这个晋指西晋（265—316），可惜它统一中国的时间勉强约20年，用20除以400，得5％，可见西晋统一时间之短暂。伴随着西晋皇室内部的乱斗—“八王之乱”，入居长城以南的匈奴人（南匈奴），得到了复兴的机会。304年，原本隶属成都王司马颖麾下的南匈奴首领刘渊，拉开了“五胡十六国”独立的序幕，在左国城（今山西省离石县东北）举兵反晋。这时，南匈奴人响亮的口号是：

晋为无道，奴隶御我……今司马氏父子兄弟自相鱼肉，此天厌晋德，授之于我。单于积德在躬，为晋人所服，方当兴我邦族，复呼韩邪之业。

汉代重新一统漠北草原的呼韩邪单于，是匈奴人心目中的英雄。然而，传统的汉族史学家，都把这一时代称之为“五胡乱华”。民族融合的最初阶段总是伴随着血雨腥风，但回顾历史，可在此下一断语：倘若没有五胡之“乱”，也就没有大唐之“盛”。

曾经有人反过来戏称这一时代是“华乱五胡”，这乃是从五胡（匈奴、鲜卑、氐、羯、羌）消亡的视角出发，也略有些过火了，不妨称之为“五胡兴华”比较好。不过，这一“兴”，并非一帆风顺，其中之曲折与辛酸，即便经历了1600多年后，读之依旧无比沉重。

南匈奴族人共五部，他们起兵时，部族战士不过十余万，但其以摧枯拉朽之势，攻破了西晋的长安、洛阳。文学史、文化史上提到的“青衣行酒”，就是指国灭后，西晋的怀帝、愍帝，被南匈奴人俘虏至其根据地平阳（今山西省临汾市），匈奴族第二任皇帝刘聪，命令晋怀帝、愍帝穿奴仆之青色衣服，为宴会行酒。这是中国历史上绝无仅有的事情。《说岳全传》讲到北宋徽宗、钦宗被金人俘北而去，总令读者非常懊恼与愤慨，期待英雄岳飞快快登场。若人知五胡十六国事，必会明白类似的事件，原来早在800年前就存在了。

清末康有为《大同书·甲部》专言“帝王之苦”时说：“甚或青衣行酒，凄凉五国之城。”说的就是此事。可惜，两晋之际没有岳飞。西晋的刘琨、祖逖之辈虽有破虏、北伐之心，但无破虏、北伐之力。

西晋灭亡后，一部分皇室和高门贵族流寓到江南，建立了东晋。他们对于中原故地采取了一种放弃姿态，任由五胡种族轮番占据。于是，中国华北陷入一片大混乱之中。如果把视野拉到同时的欧洲史，正好是罗马帝国末期，欧洲也面临着北方蛮族的入侵，日耳曼民族大举南下，法兰西、意大利、西班牙的情景，很像4世纪的中国华北。罗马时代史学家塔西佗（Tacitus）著有De Germania一书，是现存最早一本记载古代日耳曼民族的文献。经学名家马宗霍之子马雍先生，在20世纪50年代把它译成中文，为《日耳曼尼亚志》，可谓是一部欧洲的“五胡生活史”。

匈奴刘氏首先建立的是汉政权，实际延续不过两代。虽然匈奴人也建立了中原式的朝廷，但权力的传承依旧是北亚草原式的强有力者为王。汉政权毁于内乱之后，北中国境内相继崛起的是南匈奴刘曜之前赵（304—329）与羯人石勒之后赵（319—351）。合称“二赵”。

这两位开国皇帝，都可谓是豪杰式的胡族壮士。

传说刘曜身长九尺三寸，生而白眉，须髯长五尺，是一个典型中古时期的“美髯公”，能张弓射穿一寸厚的铁盾。他年轻时在洛阳犯事当诛，于是逃亡至朝鲜，遇大赦方重返中原。五胡时代的重要人物，或多或少与东亚世界有些许联系，于此也可见一斑。

日后刘曜攻下洛阳，将西晋羊皇后拉上自己的卧榻，并且问她：“吾何如司马家儿？”羊皇后的回答，可以羞杀西晋所有的皇室与清谈士大夫：“妾生于高门，常谓世间男子皆然。自奉巾栉以来，始知天下有丈夫耳。”此后羊氏大得宠幸，并为刘曜生了三子。羊献容，这一个中国史上唯一一个侍奉过两个朝代帝王的“皇后”级女子，招来了很大的骂名：淫荡、无耻……钱穆先生在抗日战争期间写下的名著《国史大纲》，对此女此举大骂：“无廉耻气节！”其实，如果联系到匈奴人的婚嫁习俗，这种“重婚”现象就很容易解释。今天的读者，似乎没有必要对一个柔弱的女子再大肆攻击了。退一万步说，国家上下腐朽之际，若以女人做替罪羊，似乎也不是理由吧？

刘曜在攻打西晋长安时，西晋大将索偷偷遣儿子出城，谓刘曜曰：“倘若许以重赏厚爵，我即献城来降。”刘曜怒，斩其子首，并遣人送回其子首级，说：“帝王的军队，以仁义行于天下。我带兵十五年，从来没有用如此诡计。一定是打到敌人无丝毫还手之力，方才算赢。索说出这样的话，是恶毒之极！若尚有粮草，叫他努力和我打；若兵、粮皆不足抵抗，就当早早投降，何待兵临城下？”一席话让长安汉族将士丧胆，随即晋愍帝就肉袒乘羊车出降了。

但是，这个最早建立政权的南匈奴国家，却并不想回到彻底的塞外草原帝国，而是徘徊于“胡汉之间”。这种徘徊没有出路的感觉，可以说一直延续到大唐帝国。在唐之前的五胡十六国及北朝，都为这种调和胡汉、建立新世界帝国的憧憬做出了努力。然而这种努力，呈现出来的却是如海浪般一进一退的艰难的摸索历程。

羯人石勒建立的后赵，疆域超过了汉、前赵，涵盖了今天的山西、河北大部分地区，可谓在前秦帝国之前，胡族政权所能达到的最大实际控制版图。有一次在酒宴上，石勒问臣下，自己好比古代哪位君王（这是历代皇帝最喜欢问的问题之一），有谄媚者献言道：“您超过了汉高祖刘邦、魏武帝曹操，可比上古的轩辕皇帝啊！”石勒的回答，堪称酣畅淋漓：

若逢高皇，当北面而事之，然犹与韩彭竞鞭而争先耳。脱遇光武，当并驱于中原，未知鹿死谁手。丈夫行事当磊磊落落，如日月皎然，终不能如曹孟德、司马仲达父子，欺他孤儿寡妇，狐媚以取天下。朕在二刘之间，轩辕岂所拟乎！

“二刘”就是西汉的汉高祖和东汉的光武帝。这不是简简单单一句羯人之傲语，而是中古中国吹进的一股新风。浑厚的大唐帝国可以回溯到这股五胡入华最初的豪情呢！

石勒之后，进入了“大赵天王”石虎时代（称“天王”是五胡十六国政权一个共同的特征，这个低于“皇帝”，但极其微妙的胡族称号，一直到了北朝依旧被使用），其凶残暴虐之程度，大概可以成为五胡君王中的第一名。这位“野蛮人”君王，丝毫没有把人民的疲敝考虑在内。石氏一门皆如此，石虎之子石邃也是荒淫无度，将宫人有姿色者，“斩首洗血，置于盘上，传共视之”。这种变态的心理，会不会令人联想到田汉翻译的王尔德（Oscar Wilde）在1891年写的独幕剧《莎乐美》？

此外，石虎几乎年年月月都对外用兵。就在石虎穷兵黩武的同时，东北方面兴起了鲜卑族慕容氏的强大势力。

胡汉的关系，在石虎去世之后到达最恶劣之程度。石虎的养子，猛将石闵（本是汉族人，姓冉）掌握了部分军权，建立了大魏（350—352，又称冉魏）政权，开始了大逆反般的种族屠杀，号召汉人将都城的羯人全部杀死，甚至一些高鼻卷发的汉人也死于斯役。汉族与非汉族之间的斗争，被极度尖锐化了。

政治上的斗争激烈不能阻止农业经济上的融合。今天女士喜欢的美容食品—黄瓜，它的定名就在后赵石氏时代（美国学者劳费尔怀疑石虎时代是否有黄瓜，然无证据），虽然第一次提到它的种植法，是在6世纪初的《齐民要术》中。这种植物原本来自西域，初名叫“胡瓜”，结果在后赵时代，“胡”的地位高于“汉”，而且由于书面语和口语都忌讳说“胡”字，故改名“黄瓜”了。

然而，羯人石氏没有预料到的是，由于石虎的“虎”字，犯了唐太祖李虎的帝讳，所以反而在唐代被称为“石季龙”。季龙，是石虎的字。这些避讳的回环往复之间，也颇有意思。

刘曜、石勒所代表的五胡种族，虽然用兵、破城极其残酷，但相较于西晋贵族间那种无法治愈的肿瘤病一般的混沌、阴霾，以及那看似高级文明的汉族士大夫之间的阴险奸计，“二赵”无疑让人看到了一丝新时代的曙光，但这一丝微弱的光线，刚产生又随即消亡于无形之中。时代的暗黑依旧笼罩着北中国的大地。

构建大唐帝国的诸多源头中重要的一条，正是那孕育于304年，匈奴族人在山西举兵独立所拉开的“五胡十六国”。虽然，假设以一个唐朝人的视角回顾，这仍然是一个暗黑时代，但是这种暗黑，不正是黎明前所必须经历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