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朝、唐代、大唐帝国，这些不同的称呼所代表的时代，或者说上延一点，合称“隋唐世界帝国”的这个时代，是中国史、东亚史，乃至世界史上最为典型、最为重要的一个时代。康熙皇帝游历金陵时，曾经在明太祖朱元璋的陵墓前题下了“治隆唐宋”四个大字。其实，超越唐代，是此后很多王朝的梦想之一，但从某种意义上看，大唐帝国实在是不可复制也难以超越的一个时代。

因为在整个中国史上，严格来看，只有隋唐和蒙元两个时代可以称为“世界帝国”。“世界帝国”这个概念，意大利但丁在《论世界帝国》一书中用它来形容罗马帝国。世界帝国在亚洲的出现，最早于1949年由一位日本学者松本新八郎提出。这其中，元朝的统治阶层可以明确地说，并非汉族，因此近年来国际学界有些学者倾向于将蒙元史纳入世界史的范畴中考察；大唐帝国虽然其皇室的血统构成至今犹是一个谜，但却是第一个也是最为典型的一个中国史上的世界帝国。

再来看看所谓的东亚。

固然，在我们普通中国读书人的感觉中，东亚史这一概念的形成，大多会联想到近代史上，欧洲列强大举进入中国、日本、朝鲜等地的情形，随即浮现出来的记忆，恐怕就是“鸦片战争”、“甲午战争”，抑或是《南京条约》、《马关条约》等屈辱的史实。不过，本书试图带给读者一个较为不同的视角—大唐帝国统御下的东亚世界的形成。抑或说，中古东亚世界的雏形得以完成，就在隋唐世界帝国。而且，这一时代的东亚史和屈辱二字几乎谈不上有任何瓜葛。

2012年的干支是壬辰，距今相对较近的，也许有人会想到明朝万历年间的“壬辰倭乱”，当时丰臣秀吉侵略朝鲜半岛，明军出兵援朝抗倭—这亦是用一本书也说不完的话题。不过，初唐的壬辰年（632）同样精彩无比。这一年的6月8日，伊斯兰教的创立者穆罕默德去世；同年，阿拉伯人的倭马亚帝国（中国史书又称白衣大食）建立，随即向东罗马拜占庭帝国发动了犀利的攻势，兵锋直指大马士革、耶路撒冷；东亚方面，同年，朝鲜半岛新罗善德女王即位，积极展开与大唐帝国合作，试图击破宿敌高句丽与百济；同一年，倭国的第一批遣唐使回国，唐太宗派使者与之同行。凡此种种，均令人兴奋不已。似乎都在宣告着作为一个整体，中世的东亚文明圈呈现出一种神奇的微妙联系。诸民族、诸国家的关系也进一步强化。

历数统一中国的诸王朝（如明、清等），很少有如大唐帝国一样在亚欧大陆文明圈“东极”和“西陲”都大有作为。为了探索大唐帝国及其东亚世界，就要避免用简单的朝代论去理解它，而首先要看一看大唐帝国的基本构成。举个例子，来看看一组大家耳熟能详的隋唐世界帝国下的中国名人：

宰相：隋高颎（高句丽）；唐长孙无忌（鲜卑拓跋氏），于志宁（鲜卑勿忸于氏），高士廉（慕容鲜卑娄氏），房融、房琯（高车屋引氏），元稹（鲜卑拓跋氏），王珪、王涯（乌丸），刘崇望（匈奴独孤氏），白敏中（龟兹）……

名将：尉迟敬德（吐谷浑）、高仙芝（高句丽）、哥舒翰（突骑施）、李光弼（契丹）、李光进（回纥）、夫蒙灵詧（羌）、浑瑊（铁勒）、黑齿常之（百济）……

文化人：隋音韵学家陆法言（鲜卑步陆孤氏）；唐诗人元结、元稹（鲜卑），白居易（龟兹），刘禹锡（匈奴）；唐古文家独孤及（匈奴）；唐经学家啖助（氐）；唐画家尉迟乙僧（吐谷浑）；音乐家隋白明达（龟兹），唐康昆仑（九姓胡）、米嘉荣（九姓胡）；隋技术家宇文恺（匈奴）、何妥（何国胡）；唐名僧窥基（吐谷浑）、慧琳（疏勒胡）、神会（石国胡）……

如果将括号里的民族与括号前的大名一起连读，会让不少读者大跌眼镜。若再爬梳姚薇元的《北朝胡姓考》，这样的例证会得出更多。是的！构建大唐帝国的正是这些来自不同民族的人。而且，与本书休戚相关的“东亚的中世”（高句丽、百济、新罗、倭等），也与非汉族的世界有千丝万缕的联系。

总之，对于这些构成大唐帝国的要素，有些是显而易见的，被以往学者谈论较多；有些则是隐而未发，需要细细审视其脉络。我们可以说，单单从大唐帝国成立的武德元年（618）来考察，大唐帝国与东亚中世的许多瓜葛都无法说清楚。这只能从“中国的中世（中古）”（五胡十六国至唐中叶）这样一个连续的时间轴上去考察。

在学理上，也许有人会反问：各国的文明程度不同，“中国的中世（中古）”等于“东亚的中世”吗？不仅中国人有这样的疑惑，实际上，这一点也正是日本东京学派旗手前田直典向京都学派发起攻击的滥觞。笔者在这本并非纯粹学术书的开首，想用最简单的方式解释一下书名副标题“东亚的中世”：第一，一个文明圈内的主导国家之文明进程，决定了这一文明圈进程的主节奏；第二，谷川道雄《世界帝国的形成：后汉隋唐》一书结尾说：“以日本为例，一方面影响及其古代文化，另一方面同时又赋予其一些中世的性格。”而赋予者，正是大唐帝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