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地鼠”潜藏在地下蠢蠢欲动，都想向主流文化宣战，嘲弄人们对主流文化的盲从……亚文化和主流文化巨头之间的游击战似乎在忐忑不安但互利互惠的关系中休战。

2004 年，当牛津大学社会学家对越来越多的杂食消费者进行深入调查的时候，我正在为如何成为他们中的一员而苦恼。在9 月的一个雨天， 我一个人穿着拖鞋坐在自己家中，成为蜷缩在特拉法尔加广场（Trafalgar Square）遮阳伞中的25000 个人之一，听着宠物店男孩演奏黑白默片电影《战舰波将金号》重新配乐的全新音乐。当这部电影首次于1925 年呈现在公众眼前时，谢尔盖 •爱森斯坦37 重现了海军起义场景，制作了这部先锋派的电影巨作，向布尔什维克革命致以崇高的敬意。

现在，感谢伦敦当代艺术馆把这部电影放在伦敦旅游景点的大屏幕上，电音二重奏无精打采地站在一边，在影片演到大型示威游行以及哥萨克屠杀场景时加上合成器以及重低音的音乐。关于特拉法尔加广场历史那场戏，导演使用了蒙太奇技巧，将戏的重点都放在抗议者身上。一支来自德国的德雷斯德纳交响乐团在主舞台的一边，为影片加入了文化的力量。梅尔 •布鲁克斯坐在观众席中，可能正为这新的创意喝彩。

乍一看，伦敦当代艺术馆好像站在敌人的领土上。自从1968 年后， 它常驻伦敦最繁华的大道商圈中，这条大道一头夹在特拉法尔加广场和海军拱门（Admiralty Arch）之间，另一头则在白金汉宫。穿过这条路是骑兵卫队阅兵地，女皇从这里走出检阅她的骑兵，越过白厅和整个英国政府。粉刷成粉色的城堡曾是最抢手的地方，街道旁常插着画有象征联合的图案的旗帜和播放着军乐队的音乐。60 多年来伦敦当代艺术馆一直被控给英国人带来太多激进的文化。不过这件事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

“先锋派”这个词借用的是对法国军队的隐喻，它原指先行军扑入敌人的领地。在20 世纪全盛的几十年里，先锋派向世界宣告他们正在探索晦涩不明的文化领域，为后来的艺术家开疆拓土。先锋派不依照传统， 不顾及观众；它要的是全然打破传统的方式，带来激进的思想改变社会。它常常把自己的敌人公之于众。

当主流文化、流行文化在20 世纪20 年代、30 年代到来，并且影响了普罗大众不久之后，这两种文化相持不下。流行文化标榜自己为普通读者、观众和听众服务，并把自己定义在先锋派和高雅文化的对立面。流行文化太容易自说自话，故意将自己不知道的文化排除在外。高雅文化和先锋文化很快又受到人们的喜爱。在写给《新政治家》（New Statesman ）的未公开的信中，孤高的弗吉尼亚•伍尔夫38 认为流行文化“既不是艺术也不是生活本身，只是两者不加区分的随意糅合，散发着金钱、权力、名誉的臭味”。

1960 年，一位和伍尔夫相同的批评家德怀特 •麦克唐纳指责问卷调查社会学家使用的方法，写了一篇极有影响力的名为《大众与中产阶级文化》（MassCult and MidCult ）的文章，抨击流行文化是一种混合的、掺水的前卫生活文化。“当中产阶级的文火逐渐烧开，”他警告人们，“所有接触到的东西都会被影响。先锋派的唯一解决方式，就是退回到自己的领域去防守。”

当主流文化持续蔓延，纯艺术开始变得不那么吸引人了。到了70 年代，纯艺术或多或少像是将死的渡渡鸟。先锋派的工作者想要自己的作品有观众，就需要一定程度上和一直出现在报纸、电视上的主流文化相结合。要超越主流文化的唯一方式是以不计羞耻的方式融合不同文化的流派、学科以及界限。快要老得发霉的德怀特 •麦克唐纳在他1960 年的文章中赞扬了这种文化的混合：“这打破了阶级旧障碍、旧传统和旧品位， 消解了所有文化的差异。它混合了一切创造出一种均质文化；其同质化过程就像是把奶油球平均地混合进牛奶中，而不是只让这些奶油浮在表面。”

在千禧年之际，一种全新的杂食品种出现了，这类顾客喜欢尝试不一样的食物，结果带来了充满愤怒的杂糅的文化。宠物店男孩、爱森斯坦、德雷斯德纳交响乐团的流行就是这种新品种带来的。即使他们中的一些人说得比做得好，这群“路过的拜访者”并没有因为他们蓬勃的野心而令人印象深刻。

然而，我更像是一个过路者，一个人努力地工作，想把整个特拉法尔加广场的狂妄、荒诞结合在一起。当时，纽约当代艺术馆馆长菲利普 •都德邀请我做他的助理。都德原是一个学者，但被时代精神诱惑， 再加上要处理伦敦艺术馆的烂账，他现在变成了无情的文化贩子，他可以像幽灵一样划过发霉的走廊，从长长的黏在他身后就像一件斗篷的黑色外套中抛出混合文化。

到目前为止，本书大多内容都是有关各行各业的巨头的内容，大多写的是关于它们的发展历史，关于它们对自己行业文化的垄断，但是主流文化的崩溃并不仅仅影响了它们。还有像伦敦当代艺术馆这样原本严肃的地方，也开始抵触主流文化；就像行业巨头一样，它也在试图寻找适应这个新环境的方式。

这时候我注意到，主流文化和先锋文化之间的互补妥协。在伦敦最杰出的露天广场里展映革命影片，这可能更像是淘气的政治活动家的胡闹，但是现在《战舰波将金号》演出时，不但市长出席，而且还得到一家慷慨的顾问公司的资金赞助。这显示电影可以修补人心以及完善文化。然后，伦敦当代艺术馆开放了一间客厅供他们举办豪华的庆功宴。伦敦市长，激进的肯 •利文斯通分享了流行歌手的故事，伦敦东区作家和报纸专栏作者跳了一夜的舞，数不胜数的文化中介们站在阳台上抽烟；为了增加此夜的狂欢气氛，一群侍者穿着海军服站在客人中，给他们提供由俄罗斯酒厂赞助的啤酒和伏特加。

远离主流文化，站在先锋文化的残骸中显然不再是一个好的选择，同时，混合文化也不再奏效了。往地下看看，毕竟先锋文化是当今唯一游走在主流之外的文化。自20 世纪60 年代起，它还被塞入文化麻烦制造者的新品种——年轻亚文化，反文化老兵以及反资本主义的新一代—— 他们所有人都仇视主流文化以及“沿街叫卖”的商业巨头们。

在表面之下，很快变得拥挤、喧闹的地下被各种各样的“文化地鼠” 们住满，这些“地鼠”下定决心要挖出自己的权威。这就像他们每一个人都决定发起一场对抗主流文化的地下战争，跳出来嘲弄虔诚，并且出于自满，尽最大的努力去令一切混乱。伦敦当代艺术馆，为了寻找新鲜血液以及新的顾客，更乐于和他们一起开创事业。

1976 年，社会动乱逐渐升级，朋克爆发，一切的开端从冲撞乐队（The Clash）的地下演奏会开始。脱胎于纽约、伦敦、悉尼的地下，1976 年的夏天朋克携带着朋克发型和亚文化席卷而来，无政府主义抬头，他们的音乐让当局者深深担忧年轻一代的道德文化。

同年，伦敦当代艺术馆展览了名为“妓女特征图”的作品，这个展览是由行为艺术家科赛 •范尼 •图蒂从她的色情模特工作中获得灵感而制作出来的。其结果是伦敦当代艺术馆收到的批评信如潮，并有谣言指责伦敦当代艺术馆负责人曾被抓进伦敦警察厅的色情纠察大队。

亚文化朋克的出现激起了社会学家的兴趣。1979 年，在一本名为《风格的意义》（The Meaning of Style ）的书中，英国社会学家迪克 •赫伯迪格甚至暗示朋克是“激进审美实践者”，是先锋派运动达达主义、超现实主义的继承。但更重要的是，亚文化和先锋派运动的共同点是什么？ 毕竟，朋克不是出现在20 世纪60 ～ 70 年代唯一的地下运动。还有嬉皮士、摇滚乐、摩登、工装裤等。

年轻人文化被组成部落的团队鼓舞，每一个联盟都有自己的着装规范以及仪式。而将他们紧紧连接在一起的是在主流文化之下的监视，和他们对此摆出的反抗和轻蔑的姿态。光头党将他们的头发剃掉，向主流社会竖起中指；嬉皮士吸食毒品逃避一切；摩登派骑上闪闪发光的意大利摩托试图逃离现实；休闲暴力者炫耀着高科技去超越一切。

这里没有一样活动可以被代替，斯图亚特 •霍尔在他的《通过仪式反抗》（resistance through rituals ）一书中指出，除了对急速增长扩张的主流文化的反抗外——大众消费的崛起、高等教育的渗透以及强大的广播电视媒体的影响与主流政党的舆论——这些将把地下活动逼出来，每个人都被逼近乏味的、令人窒息的苦差事中。

不久，年轻文化部落就被吞噬了。毕竟，这是一个寻找灵感和新创意的免费劳动工厂。对这些地下运动者来说，贩卖他们的才华可以获得可观的回报。

1991 年，当来自西雅图的后朋克乐队把他们的第二张专辑《没关系》（Nevermind）卖给唱片巨头格芬（Geffen）后（涅槃乐队的第一张发行专辑就被贴上了“地下流行”的标签），获得了1000 万张的发行量，亚文化和主流文化巨头之间的游击战似乎在忐忑不安但互利互惠的关系中休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