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头的后事是你处理的，你有经验，他俩一样。”哥哥用力拍了一巴掌脸，从那里拿走一只血肉模糊的木蠹蛾，“我们最终都得死，对不对？”

“他们不会再给我机会，我只有一次机会。”

我很恼火哥哥的不近情理。我不能确定他说“他俩一样”指什么，可我在一家拥有白金版现代管理体系的大企业工作，和他不一样，我不想做水客，没有“新义安”的人可以帮我，也做不到一次次往街头义务献血点冲，为自己积攒一大摞献血证，再去换积分，我只想他能帮我一次，就这一次。

“我进公司六年了，已经干腻了，不能永远都待在基础层，这样什么前途都没有。”也许就算去过土耳其也改变不了什么，我还是进不了骨干层，但至少我努力过，不会后悔，这就是我的想法。

还有，我们的确会死，但不是现在，现在要死的是姆妈，这个也不一样。

“你就不该去血汗工厂，”哥哥愤愤地扬手赶走头顶上的木蠹蛾群，“我早说过，那里听上去不错，但你活在别人的错误里，活在所有人的错误里，这回你爽歪歪了，我没说错吧？”他把一块虾肉拣进嘴里，吮吸一下吐到脚边，用脚碾，好像那是一块突然活过来的基因突变物，是他自己，他必须那么做才能拯救地球，“她到底想干什么，就不能忍一忍？”他满是怨气地瞪着我，这回没有一掠而过，看得很仔细，“她总是做一些别人做不到的事情，要不是这样，情况会好很多。”

他说“她”，他指的是姆妈，自打我俩离开家以后，他就一直这么称呼姆妈。我想他这样是错的，要是姆妈不生下我们哥俩，这些事情都用不着了，也轮不上我俩在这儿谈什么情况好不好了。但他那么说并非一点儿道理也没有——姆妈不是病入膏肓，她的确有一些病，甚至可以说病得不轻，但还能撑一段时间，几年，或者时间更长一点。但她不想撑了，觉得没脸撑下去，撑不动了。

“我走不开。”哥哥说，口气不容置疑，“我这条腿要了我的命，它现在越来越不听使唤，而且我不会再回到那堆狗屎里去，永远也不会。”

“那我俩谁回去？”我问。

“别问我。”他说。

“总得有人回去。”我坚持。

“你问她，问她自己，看她怎么说。”他不耐烦到了顶点，操起酒瓶，把剩下的半瓶酒一气灌掉。

我没有回头去看海堤那边。我知道姆妈还在那儿，要是她听见了哥哥怎么说，她会难过。我还知道哥哥有情绪，我俩从家里出来的时候，父母把能够攒到的钱全都给了我，一分也没有给他。我读大学需要花钱，他出来打工应该赚钱补贴我，这就是父母当时的想法，为这个，他一直不肯原谅他们。但他把我们家所在那座方圆上百里的大山叫作狗屎，这是不对的，而且他也不该提他的那条腿，他那样是在冒犯黄泉下的父亲。

我在想我和哥哥离开家乡那一天，姆妈送我俩一直送到县城。七十多里山路，是真正大山里的路，要是走公路就得乘班车，姆妈不想把钱花在车票上，坚持走去走回。我和哥哥没带行李。家里没有什么拿得出手的行李。我俩各背一只帆布包，包里装着换洗衣服。我的包破了，姆妈头天晚上替我缝好，家里为我攒的学费严严实实缝在夹层里。那天我和哥哥的表现不同。哥哥急匆匆走在前面，不断地朝路边的刺稞丛里啐唾沫，谁也不看，有一种壮士一去不复返的决绝。我有点兴奋，又有些不安，不知道到了学校以后别人会不会笑话我。那个时候我还不会说普通话，为这个我一直忐忑不安。父亲当时已经病了，他老是犯肝疼，怕花钱，硬撑着没去检查，自己到山里采了一些草药煎水喝，喝得人黑成一段漆木。姆妈本来不想送我俩，说她受不了，父亲非让她送，她就只能送了。

“他就想让我受罪，他就会这个。”背着父亲姆妈抱怨说，“他知道我会哭死，他自己也会哭死，但他让我受这个罪。”

发车的时候姆妈并没有哭。也许我看错了，但她的确没有抬手抹眼泪。脏兮兮的长途汽车从她身边驶过，她离得很近，如果不是车窗挡着，我都能摸到她被风吹乱的头发。她好像不相信车就这么开走了，不相信我们，她的两个儿子就那么离开了她，茫然地站在飞扬起来的尘土中，有点不知所措，有一只刚出生的小狗在她脚边歪歪倒倒地嗅着什么，但是一眨眼她和小狗都不见了。

“你什么时候回去？”我问哥哥。我们已经喝掉了三瓶啤酒，主要是哥哥喝，我象征性地陪他。我不能在南澳逗留太久，天亮以后就得赶回福永，不然就赶不上下午出境了。

“回去干什么？”哥哥困乏地抬头看我，好像不明白我在说什么，“你以为是怎么回事，随便说一句你什么时候回去，我就得乖乖听着？门都没有。”

我看哥哥。他说门都没有，他说了那个话像是松了一口气，把酒瓶子往脏兮兮的桌上一墩，在沙锅里抓起一块鱿鱼丢给一只蹲在屋落里的猫。那只猫一直蹲在那里，目不转睛地看着我们。我猜它是在看哥哥，他们认识。我猜哥哥在等待这个时机，我是说，某种东西，它一直捆绑着他，令他困惑和痛苦，现在那个东西终于要断开了，“铮”的一声，他在等待这个时刻，然后他就彻底解脱了。

离我们不远的一个排挡开着一台短波收音机，食客比我们这个排挡多不少，都是附近客栈的旅游客，摊主不断地往桌上送去一些煮好或烤好的马鲛鱼、明虾、带子螺、花蟹和小柽子。收音机里正播着一个夜间节目，听众一个接一个往里打电话，主持人是个女的，她让打进电话的人把身边的收音机关上，说自己遇到的麻烦，她再劝打进电话的人想开一点，念一些孔夫子的话，仁爱、推己及人、将心比心、企者不立、跨者不行什么的，说一半掐断电话，进入药品广告阶段，糖尿病、肥胖症、抑郁症之类的特效药，然后主持人再继续念孔夫子的话。

哥哥回头朝收音机喊了一声。我没听清楚他喊的是什么。也许他不是冲收音机发火，但收音机立刻关上了，孔夫子也没了声音。坐在我们身边的一对年轻男女背包客结账走了。我注意到那个女的，离开时她回头看了哥哥一眼，目光中有一丝不屑。隔壁排挡也走了好几个客人，他们没吃完盘子里的炒河粉。一溜几家排挡，无论摊主还是食客都低着头吃东西。看上去情况有点不对劲，大家都有点怕哥哥。我是说，哥哥在这里很有威信，这和老乡告诉我的情况一致。

“我不能回去。我发过誓，永远也不回去。”哥哥不耐烦地说。

“那我俩谁回去？姆妈要死了，总有人得回去。”我说，但很快我就后悔了。我不是那个重返大山的人，只能是哥哥，我不能把他激怒了，这样他肯定不会拖着一条瘸腿在镇上跳下班车，再走十几个小时的山路，回到家里去处理姆妈的事情了。

“我已经说过，我再也没有机会了，这次真的不行。”我把理由重新说了一遍，为了赢得哥哥的同情，这次加上我的第三个女朋友离开我的事情。哥哥不知道我谈过三个女朋友的事。我们都不知道对方的事，本来应该知道，但不知道。我说的全是事实，但我觉得真的没这个必要。

“说那么多干什么？”哥哥不耐烦地看我一眼，“你这样有什么用？你就这样让那些人拿住，任由他们宰割？”

“我没这个意思。”我觉得我得重新向他解释一下，我说女朋友的事并不是要逼他，女朋友离开我并不是他的错，他就没有让焦萍萍离开他，而且他很快就能攒满积分，成为深圳的户籍人口。我也想像他一样，留在深圳，为自己娶一个妻子，安一个家，不再做外省人。我一直在努力打拼，把命都豁出去了，把手指头都丢了一个，我并没有任谁宰割，所以我才不能回去。但说这些有什么用？我就不说了。

白水虾剥完了，虾仁在一次性塑料碗里堆得老高，有两只木蠹蛾掉进去，我把它们拣出来了。我在想要不要再加一份，或者换一个有壳的什么菜，竹节虾也行，这样我就有事情可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