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几乎忘记自己曾经不出名过。

1939年春，英国政府开始为伦敦市民分发防毒面具。英国已不再安全。萨拉觉得是时候把儿子和女儿转移到安全的“美国堡垒”了，甚至连大使约瑟夫·肯尼迪也建议弗朗西斯尽快盘点伦敦的业务。但维克多此时却无法离开。“二战”一触即发之际，维克多选择了与丘吉尔一样的战线，坚决反对张伯伦总统的绥靖政策[1]。维克多极力主张为犹太人提供避难所，他一直都对犹太人抱有同情和好感，他曾写道：“如果我是犹太人，我会强烈呼吁建立犹太人自己的国度。”在紧张的局势下，维克多必须留在英国。弗朗西斯不忍与维克多分离，他让萨拉带孩子们去美国，自己则陪着维克多一同面对即将到来的战争。

维克多和弗朗西斯一同为萨拉及孩子们送行。伊丽莎白清晰地记得自己在伦敦的最后一个周末，那天，维克多拉着她的小手，和她一同看着士兵们在海德公园附近挖战壕。按照计划，母子三人将搭乘曼哈顿号穿越大西洋，八天后达到纽约港。船上大部分乘客都是从奥地利和德国出逃的犹太人，幼小的伊丽莎白听到大家谈论纳粹蹂躏下的捷克斯洛伐克，她深刻地意识到，战争是一场灾难。

离开伦敦前，伊丽莎白从《泰晤士报》上剪下了约翰·肯尼迪的照片，还把照片贴到了卧室的墙壁上。萨拉注意到女儿的这一前所未有的兴趣已经持续了一段时间，她随即给弗朗西斯写信。抵达纽约港后，她立刻将途中写的八封信都寄了出去。在其中一封信中，萨拉写道：“伊丽莎白对大使的儿子约翰·肯尼迪很有好感。那个骑马的下午到底发生了什么？同伊丽莎白一样大时，我对男孩子毫无兴趣，只热衷自己的玩偶或者新裙子。估计我们的女儿会步入早婚的行列。至于霍华德，他相当漂亮，我只需要保护他免受某些恋童癖的骚扰。”

为消磨时光，乘客们在船上观看了电影《小公主》（The Little Princess）。这部电影讲述了一个失去母亲的小女孩，她的父亲在前线牺牲后失去了庇护，无奈之下她只得在贵族学校做起了女仆。影片希望传达的思想是女孩应当坚强，不被困境击败。主演是当时最红的童星秀兰·邓波尔（Shirley Temple）。7岁的伊丽莎白目不转睛地盯着秀兰，对这部电影极其入迷。次日早餐期间，伊丽莎白对萨拉说：“妈妈，我想当演员，做一名电影明星！”伊丽莎白相当自信，她认为自己比秀兰·邓波儿要可爱多了。电影杂志上写秀兰比她大4岁，这就意味着秀兰很快就无法扮演年幼的孩子，而这正是她的好机会。萨拉对女儿的想法感到吃惊，她没想到女儿竟是如此成熟，如此野心勃勃。

经过数天的跋涉，三人终于抵达了纽约。伊丽莎白很快便被纽约的繁华征服了。此时的纽约毫无战争阴云，人们其乐融融，与气氛紧张的英国截然不同。萨拉有两个选择——加州和纽约。她在这两个地方都生活过，她最终选择了加州，理由是“以便时常与娘家人走动”。

实际上，她还有其他考虑，她准备帮助女儿实现童星梦，因为好莱坞就在加州的西北郊。后来人们经常指责萨拉是“星妈”，一味逼迫女儿进军演艺圈。萨拉对此坚决否认，她说：“或许到了后来我确实如此。不过一开始，是我女儿一心想要取代秀兰·邓波尔。她抓住一切机会，努力寻找‘伯乐’。我写信给弗朗西斯时就说，女儿是7岁的年龄、30岁的心计。”

四天后，泰勒一家踏上了开往加州的列车。抵达加州后，萨拉带孩子们拜访了自己父亲的养鸡场。萨拉和伊丽莎白都难以忍受那个地方，他们渴望回归都市生活。萨拉的父亲开着自家的小货车送他们去洛杉矶，并给她们租了一处屋子。

弗朗西斯最终还是忍痛告别了维克多，来到加州与家人汇合。他在好莱坞开了一家画廊，一家人很快就搬到了名流云集的比佛利山庄。恐怖片演员兼艺术爱好者文森特·普莱斯（Vincent Price）和演员爱德华·G·罗宾逊（Edward G. Robinson）都是弗朗西斯的早期主顾。伊丽莎白也有了新的生活轨迹：白天在维拉德中学上学，晚上则被接到画廊温习功课。伊丽莎白希望自己能邂逅一些影星，她清晰地记得自己遇到的第一个明星是詹姆斯·曼森（James Mason）。她走上前去，发现他已经醉得东倒西歪。不过，醉酒的曼森还是没忘了夸她长得漂亮。

当时，影片《乱世佳人》（Gone with the Wind）是好莱坞最热门的话题。这部影片改编自玛格丽特·米切尔（Margaret Mitchell）的畅销小说《飘》。为了挑选男主角，制片人大卫·塞尔兹尼克（David Selznick）煞费苦心。他先后约见了许多演员，包括埃罗尔·弗林（Errol Flynn）和加里·库珀（Gary Cooper）等，甚至还有亨弗莱·鲍嘉（Humphrey Bogart）。再三考虑之后，他选定了克拉克·盖博（Clark Gable）。与此同时，一场全国范围内轰轰烈烈的选秀运动也拉开了帷幕。美女们为得到女主角争得你死我活，最后，塞尔兹尼克找到了他心目中的斯嘉丽——初到纽约的英国美女费雯·丽（Vivien Leigh）。费雯的男友劳伦斯·奥利弗当时也在好莱坞，他正准备拍摄《呼啸山庄》（Wuthering Heights）。伊丽莎白曾在伦敦见过奥利弗，他是维克多和弗朗西斯的老熟人。

1964年，伊丽莎白在出版的回忆录《伊丽莎白·泰勒笔下的伊丽莎白·泰勒》中提到：“跟妈妈一起外出购物时，经常有人跑过来告诉她：‘你女儿跟费雯·丽极为神似。去参加塞尔兹尼克的工作室试镜吧！她绝对适合扮演斯嘉丽的女儿。’当然，每次听到这话我都会极度兴奋。”影片中瑞德和斯嘉丽的女儿小名叫邦尼。伊丽莎白打听到邦尼的人选还未确定，而且这一角色还需要骑马时，她非常激动，认为这个角色非她莫属。

得知女儿非常渴望这一角色，弗朗西斯致电昔日的朋友奥利弗，邀请他和费雯·丽一同来比佛利山庄的家中做客。虽然这对情侣迟到了一个小时，但在伊丽莎白看来，这丝毫无损两人的耀眼形象。多年后，伊丽莎白经常回忆起当时的场景。“两人的魅力相得益彰，不分伯仲。我当时就暗下决心，长大后一定要和费雯一样。”而费雯则惊叹于伊丽莎白的美貌，对伊丽莎白很满意。她打算说服塞尔兹尼克和导演乔治·库克（George Cukor），让伊丽莎白扮演邦尼。奥利弗还带来了长长的剧本，向伊丽莎白展示了邦尼的台词。然而伊丽莎白失望地发现，这个角色简直微不足道，但她还是礼貌地感谢了奥利弗和费雯，表示自己会耐心等待米高梅公司的回话，争取试镜机会。后来，费雯在拍摄《象宫鸳劫》（Elephant Walk）时精神失常，因而只得由伊丽莎白接替，这让伊丽莎白成就感十足。

与费雯见过面后的一天，伊丽莎白正在父亲的画廊玩耍，葛丽泰·嘉宝（Greta Garbo）走了进来。嘉宝注意到了伊丽莎白，认为漂亮的伊丽莎白非常适合拍电影。伊丽莎白也认出了葛丽泰·嘉宝，伊丽莎白曾看过嘉宝主演的的电影《茶花女》。面对嘉宝的夸赞，伊丽莎白十分兴奋，非常希望可以和嘉宝一起演电影。嘉宝还表示自己会给迈耶打电话推荐伊丽莎白出演邦尼，伊丽莎白对此十分感激。

但是，伊丽莎白一直没能收到试镜邀请，因此专栏作家海达·霍珀（Hedda Hopper）成了她最后的希望。霍珀是维克多兄妹的好友，跟弗朗西斯也有生意往来。她没见过伊丽莎白，但碍于和泰勒一家的交情，她还是在专栏中力捧伊丽莎白，说她是邦尼的不二人选，可惜没有什么效果。为了说服霍珀到家中观看女儿的才艺展示，萨拉可谓费尽心机。然而，霍珀并不欣赏伊丽莎白的才艺，她在回忆录中写道：“这个小女孩满脸忧愁和委屈，泪汪汪的。她弱弱地唱了一首《蓝色多瑙河》，边唱边紧张地摆弄着头发，更不敢跟我有眼神交流。这可真煎熬！最后，我对萨拉说，让伊丽莎白享受快乐的童年吧，不要再逼她拍电影了。”霍珀对伊丽莎白判了“死刑”，讽刺的是，在伊丽莎白成名后，她却转而声称自己“慧眼识珠”。

虽然伊丽莎白在实现梦想的道路上止步不前，但泰勒一家凭借画廊的可观收入和霍华德·杨的支持，日子越过越红火，还搬到了高档社区宝马山花园。他们的邻居有昔日米高梅的当家女星瑙玛·希拉（Norma Shearer）以及好莱坞名牌制片达瑞尔·扎努克（Darryl Zanuck）。在那里，伊丽莎白继续上舞蹈课，还跟路易·B·迈耶（Louis B. Mayer）的外孙女们交上了朋友。

得知邦尼的角色由4岁的凯米·金（Cammie King）扮演后，伊丽莎白很伤心。在《乱世佳人》上映五年之后的1944年，伊丽莎白在《多佛绝壁》（The White Cliffs of Dover）的片场遇到了凯米，凯米回忆说，伊丽莎白对自己“很不友好”。不过，虽然没能得到出演《乱世佳人》的机会，伊丽莎白并不气馁。在萨拉的安排下，她努力充实自己，积极寻找演出机会，但幸运女神却迟迟没有降临。

安德里亚·考登（Andrea Cowden）的出现，使伊丽莎白的事业有了一丝曙光。她是环球影视CEO奇弗·考登（Cheever Cowden）的妻子。她在弗朗西斯的画廊购买了价值两万美元的奥古斯都的画作，其中一些正是弗朗西斯从奥古斯都的垃圾桶里挽救出来的。在画廊的墙壁上，安德里亚注意到萨拉挂上的伊丽莎白与费雯·丽的合影，照片里的两人十分相像。萨拉见此灵机一动，邀请考登夫妇到家中喝茶，不过，所谓的喝茶最后变成了一顿奢华大餐。

晚餐过后，身穿百褶裙的伊丽莎白走出来，这是萨拉花了一整天精心打扮的成果。奇弗·考登果然惊呆了，称赞伊丽莎白是“最漂亮的女孩”。考登一向只投资心仪的演员，很幸运，伊丽莎白被看中了。1941年4月21日，环球影视和伊丽莎白签了为期五个月的合同，周薪为一百美元。在与环球影视签约之前，伊丽莎白参观过米高梅，她形容那里是“满是嬉笑儿童的公园派对”。她一心想签约顶级的工作室，对二流喜剧片和恐怖片很不屑。但萨拉告诉她，很多时候影星是没有选择的，就算是不喜欢的片子也不得不接，想做什么就做什么是不可能的。在后来的生活中，伊丽莎白对此深有体会。

伊丽莎白在环球的第一部片子是《每分钟出生一个孩子》（There's One Born Every Minute），于1942年发行。照伊丽莎白的话说，她当时“演了个小破孩，只知道疯跑，还傻乎乎地用橡皮筋偷袭胖女人们的屁股”。影片中，伊丽莎白与卡尔·斯威策（Carl Switzer）出演对手戏。卡尔头发乌黑，脸有雀斑，他唱歌跑调和满口脏话是出了名的。他教伊丽莎白他所知道的全部脏字儿，伊丽莎白后来恶毒的说话方式或许正是拜卡尔所赐。

卡尔死于1959年1月21日，当晚，40岁的卡尔因为帮摩西·斯迪尔兹（Moses Stiltz）找到了走失的狗，因而前去领取五十美元的赏金。两人喝得酩酊大醉，结果，摩西失手开枪杀死了卡尔。在后来的审判中，摩西声称开枪是出于自卫，最终无罪释放。卡尔是第一个体验“泰勒的诅咒”的人。“泰勒的诅咒”是指伊丽莎白的很多合者都不幸英年早逝，包括蒙哥马利·克利夫特（Montgomery Clift）和詹姆斯·迪恩（James Dean）。当然，责任不在伊丽莎白。但即使如此，她还是被封为“黑寡妇”。海达·霍珀后来还挖苦说：“最好的死法就是跟伊丽莎白合拍电影。”

这一年，泰勒一家遇到了大难题。1941年，美国宣布加入“二战”，画廊生意因此很不景气，霍华德·杨也已不再为泰勒一家提供经济支持。不过，霍华德·杨承诺，如果弗朗西斯的画作在自己的画廊里出售，他将会给弗朗西斯20%的分红。因此，伊丽莎白的父母都希望借助女儿的演艺事业重振这个家。然而，环球影视的星探凯利全程追踪了伊丽莎白的处女作。他报告老板说：“她的眼神相当老成，毫无童真之感。事实上她一无所长。我还是喜欢玛格丽特·奥布赖恩（Margaret O'Brien）。”在他的建议下，环球影视没有与伊丽莎白续约。

1943年春，维克多受英国政府的派遣，到了纽约和加州。弗朗西斯开心地从洛杉矶飞抵纽约迎接他，两人在曼哈顿华尔道夫酒店订了一间套房，弗朗西斯一直陪在维克多身边。结束在曼哈顿的任务后，维克多又陪弗朗西斯返回洛杉矶，萨拉在机场迎接了他们。维克多在泰勒家小住了一段时间，他很关心自己心爱的伊丽莎白。萨拉谎称女儿与环球影视签了七年的合同，而且她主演的片子马上就要上映了，维克多十分开心。维克多闲暇之时，伊丽莎白就粘着他，有时还亲亲“爸爸”，或者坐在他的腿上。维克多非常疼爱女儿。虽然当时伦敦战火纷飞，但他还是不远千里带了伊丽莎白最喜欢的糖果。

在洛杉矶的日子里，弗朗西斯陪同维克多进行多场演讲，还向各界人士报告战况。维克多是伊丽莎白女王的教子，因而吸引了大批名流来参加自己的演讲。维克多多次劝说泰勒一家，希望他们战后能返回英国。维克多说战争胜利在望，但事实上，在1943年，战况对盟军极为不利。维克多还跟伊丽莎白保证，战后英国的电影业将会迅速复兴，在英国，伊丽莎白会成为大明星，好莱坞根本不值一提。

多年后，伊丽莎白依旧清晰地记得与维克多含泪告别的场景。她回忆说：“父亲对他依依不舍，仿佛两人再无重逢之日。我也为父亲感到惋惜。我知道他深爱着维克多。他把自己的爱都给了维克多，对萨拉和我则略显默然。”伊丽莎白说这些话的时候丝毫没有鄙夷之意，她是发自内心地理解父亲和教父。虽然这理解并不深刻，但她一直用包容的态度看待这类事情，尤其是在她未来的生活中。

维克多离开几周后，泰勒一家收到了他的死讯。1943年6月12日，维克多乘坐解放者号轰炸机从中东出发返回伦敦。途中飞机停在直布罗陀海峡加油，然而再次起飞后不久，飞机便坠毁到海港当中。机上还有波兰流亡政府的总理瓦迪斯瓦夫·西科尔斯基（Władysław Sikorski），维克多当时担任他的秘书。各界对飞机失事原因的猜测从未中断，但始终没有定论。维克多罹难的消息登上了伦敦《每日邮报》的头版头条，文章称他是“最闪耀也最全能的公众人物”。维克多去世后，泰勒一家与卡扎莱特家族的联系并未中断。维克多的侄女谢兰后来说：“伊丽莎白常会来拜访，每次身穿一袭黑衣，她是在缅怀英年早逝的维克多。”

没有人比弗朗西斯更伤心，维克多死后，他一直闭门不出，整日借酒消愁，甚至扬言要自杀，萨拉只得叫来医生。一段黑暗期过后，弗朗西斯变得沉默寡言，连维克多的名字都听不得。萨拉对弗朗西斯无计可施，只好把精力放在女儿身上。她不断邀请电影界名流来家中做客，希望为女儿争取到签约机会。

当时，伊丽莎白和哥哥霍华德就读于离家不远的霍桑小学。这所学校更加高级，学生也更加狂妄，他们经常嘲笑伊丽莎白和哥哥的伦敦口音。伊丽莎白10岁生日时，萨拉邀请了很多朋友到家中做客。她为女儿买了一个大蛋糕庆祝，伊丽莎白吹灭蜡烛，沮丧地说：“我才10岁，却已经尝到了被一部又一部的电影给拒绝的滋味儿了。”萨拉对女儿的失落感同身受，她也很难过。因此，每天早晨伊丽莎白上学之前，萨拉都会对女儿说：“你每天都在变美。有朝一日你会成为明星。我们随时都有可能遇到贵人。”

[1] 绥靖政策：对侵略退让屈服，以牺牲别国为代价，对侵略者妥协的政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