盟军最高统帅回营

中国投入战争后的第二天，杜鲁门找到艾森豪威尔，后者正在俄亥俄州的火车上。杜鲁门让他回华盛顿看望他。总统现在不仅仅需要艾森豪威尔的友谊和建议；他还想要他穿回战袍，再次到海外领导西方国家，但首先要在国内劝服不情愿的国会和公众，让他们接受美国一直抵制的纠缠不清的联盟。

西方国家早在一年多前就已经签署成立了北大西洋公约组织，为应对苏联威胁实施共同防御：但这只是个想法，而不是一支真正的军队，除非韩国国内要求认真考虑集体安全，并让一支真正的军队接受统一指挥。成员国现在承诺共同防御，而杜鲁门认为，艾森豪威尔是担任北约最高盟军统帅的不二人选。艾森豪威尔也已准备好重回历史舞台中心。他对儿子约翰说：“我认为这是世界上最重要的军事任务。”当一位朋友对他说杜鲁门可能只是在利用他时，艾克反驳说：“我愿意将这个任务看成是挽救西方文明的最后机会。”

杜鲁门知道，艾森豪威尔是能让12个国家拧成一股绳的唯一人选；他能劝服他们重新加强军事力量，而不是指望躲在美国的核保护伞下；他能解决重新武装德国的政治难题。杜鲁门还知道，他需要艾森豪威尔的明星力量，来让人们相信，这种对海外的承诺对国家安全至关重要。

在和杜鲁门讨论过任命一事后，艾奇逊对国务院的同事说：“你知道，那个家伙真的很了不起。我想他是清楚事实的，或许这个决定将让他成为未来的美国总统，一位共和党总统。”但是，艾奇逊又说，“他眼都没眨一下。他说，‘如果那是我们所需要的，我们就要那样做。’”

只有在这个时候，我们才能尽情享受现总统部署未来总统和前任总统开战的乐趣。而胡佛，已76岁高龄，经过长时间的销声匿迹，再次成为共和党的老政治家后，他有点急躁了。他和杜鲁门在重组政府方面的合作并不意味着他们在所有事务上都达成了一致意见——尤其是在美国的外交政策方面。他们在欧洲人道主义救助一事上合作很成功。但是，胡佛总是担心欧洲想在美国的庇护下轻易复苏。在1950年12月20日的全国广播讲话中，胡佛针对杜鲁门的扩张政策进行了保守的争辩。他认为，美国不应该在海外派遣军队和耗费国力，而应该依靠自身的空军和海军力量，在国内创造一个“西方文明的直布罗陀海峡”。美国不应向欧洲派一个兵或为它花一分钱，除非欧洲国家愿意捍卫自身。

这样，考验来了。杜鲁门、艾森豪威尔和国际主义者站在一方，而胡佛、塔夫脱和孤立主义者则站在另一方。

艾森豪威尔一直很尊敬胡佛，两人在夏天还在波希米亚小丛林的精英俱乐部一起度过了一段时间。在那里，胡佛向艾森豪威尔引荐了一位名叫理查德·尼克松的正在冉冉升起的明星。但是，艾森豪威尔为胡佛的远见震惊了。尽管他是我“一直非常钦佩的人……我不得不认为他正在老朽”。他也担心美国承诺捍卫那些不能为自己战斗的国家。他对杜鲁门说，首要任务是评估欧洲的想法：1951年1月初，他在国家机场和杜鲁门、艾奇逊和马歇尔握手言别，并和夫人玛米吻别后，就在杜鲁门的命令下踏上了13000英里路的征程，要在18天内访问12个国家。《时代》周刊报道：“他将不得不劝服那个厌倦了战争并且很不自信的西欧，让他们做出牺牲，准备再次战斗。他不得不这么做，而他自己国家的委员会对他此行的任务还存在分歧。”

迎接他的“让美国人回家”的海报并非吉兆，这次旅程对他很难。他在令人炫目的暴风雪中抵达挪威首都奥斯陆，而在伦敦，天花病则让他不得不注射疫苗，这让他的胳膊又疼又肿了好多天。当艾森豪威尔将军穿越欧洲大陆时，杜鲁门在国内受到围攻。他再次发现自己被鄙视为来自密苏里州的没上过大学的小人物，被各种他不能应对的力量吞噬。朝鲜是个灾难：中国人已经打退了麦克阿瑟的军队，而统帅仍在要求进行全面进攻。同时，国会中的共和党人指控杜鲁门没有宪法授予的权力，不能在和平时期将军队派到欧洲去。

在他的国情咨文演讲中，杜鲁门将艾森豪威尔当成了救生圈，称他为“我们最伟大的军事统帅之一”。杜鲁门坚持认为艾森豪威尔的欧洲使命“对我们的安全很重要。我们都应该支持他，并且给予他我们所有的帮助”。

当艾森豪威尔归国后，他在西点军校的萨尔酒店悬崖边的房间里待了4天，整理自己的思想。他后来承认：“一些演讲给我带来了很多麻烦。”因为他需要抓住欧洲的弱点和要害，以及它想重建的精神意志。他知道他的评估将会有多大的分量。

此外，他还知道，他所计划的回到华盛顿的一次秘密会议将是最重要的一件事。

他在冰雹中飞回了华盛顿，迎接他的是瑟瑟发抖的将军委员会成员、内阁成员、大使和杜鲁门总统。杜鲁门挽着他的手，带他坐进了自己的专车，还赶走了摄影记者们，警告说“我们不能让他得肺炎。”他们私下在白宫用了午餐，这样杜鲁门就能听到艾森豪威尔将在第82届国会以及国家电视台上要传达的信息。结论是这样的：美国不能承担让世界其他国家落入共产主义者手中的代价。只要美国愿意，西方的防卫既必要，也有可能实现。

在全国演讲中，艾森豪威尔说：“我们每个人都必须贡献自己的力量。当我们怀疑性地检查我们的邻居们所做的牺牲时，我们不能延误时间，含糊其辞地逃避我们自己应尽的责任。”他很迫切、坚定和乐观地认为，尽管挑战很大，美国应对挑战的能力更大。他承诺：“如果我们美国人带头，我们将能保护我们自己的历史，也值得被历史称赞。”

凭借这种表现，《生活》杂志宣称，艾森豪威尔“再一次证明自己是美国政策和宗旨中所有正直、优秀和强大事物的最重要的代表”。在此过程中，《时代》周刊说：“他为哈里·杜鲁门总统做了他自己完成不了的事。艾克已经击败了那些灾难提醒者和极端谨慎者——胡佛、肯尼迪……塔夫脱。那个周末为止，国会对美国政府主要军事计划的反对意见被完全压制。国会和国民开始支持艾森豪威尔的第二次十字军战争。”

但是，当你仔细回顾这场大辩论时，你会逐渐发现，一次致命的遭遇很突出——这个遭遇在那时很少为人所知。即使是在他接下了他的北约任务时，艾森豪威尔所面对的政治压力仍然很强；其实，如果他不担心共和党强硬派孤立主义者在他缺席时会再次盛行起来的话，他本可以很高兴地一劳永逸地终止投机。

于是，为了一箭双雕，他安排了一次和俄亥俄州参议员罗伯特·塔夫脱的秘密会议，后者的父亲曾是总统，自己也是1952年共和党总统候选人的主要竞争者。艾森豪威尔想从塔夫脱那里要的只是一个保证，保证他让欧洲集体安全成为两党制美国政策的中心。如果塔夫脱同意，艾克将致力于实现这一点，并且同意永久退出1952年竞选。他用铅笔写下了一份声明，折起来，放进了自己的口袋：“我应召回来执行军事任务，我想宣布我的名字不会被任何人用来作为总统候选人——如果他们真这么做的话，我将表示拒绝。”

然后，他乘车到五角大楼私下会见塔夫脱。艾森豪威尔将军和塔夫脱参议员交谈了很长时间。艾森豪威尔总结说：“我想，他可能是怀疑我的动机。”这也很自然，因为让艾森豪威尔成为总统候选人的海啸声，即便对一个斜视的政治人物而言，也是清晰可见的。

艾森豪威尔回忆：“我费尽了口舌，但塔夫脱参议员拒绝给我承诺。”他甚至不想做出派遣多少军队的承诺；只是泛泛而谈，表示支持欧洲集体安全，认为这是欧洲的最好防御，支持美国在这个联盟中的关键作用。但即便是这些，对塔夫脱而言也是太过了，他害怕更加激怒苏联人，并将美国拖回到欧洲的古代战争中去。塔夫脱离开后，艾森豪威尔叫他的助手走进房间，并当着助手们的面撕毁了他之前写好的声明。

“最终我认为，让我的未来计划带上一层神秘的光环，这或许会更有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