拯救世界的委员会

两个月后，杜鲁门亲自视察战区，去了解事情到底有多糟糕。1945年8月，去柏林城外参加波茨坦会议时，他乘车穿越整个城市，城里遍地是病人，四肢不全，充满绝望。正如历史学家大卫·麦库卢所说，所有战时总统中，不管是林肯、威尔逊还是罗斯福，他们都不曾看到过杜鲁门看到的情形。用总统自己的话来说，柏林成了“十足的废墟”。人们脸上那木然的表情萦绕在人心头。

接下来的几周，事情变得更糟了；太多的欧洲农民已经被征兵入伍，太多的肥料已经被改制成炸药，太多的农场机器厂已经被改造成弹药生产厂。到9月时，农作物收成不好已经成定局，饥饿的威胁越来越大。尽管签署了国际协议，但苏联对待协议条款似乎很随意，他们已经在一个接一个地吞噬那些被削弱的国家。

同时，美国工人也不安宁，房屋短缺问题明显，杜鲁门的内阁有点难以驾驭。杜鲁门发表了一份16000字的咨文，描述了他在医疗保险、住房、教育、失业和最低工资方面的目标。这些目标让共和党人和南方民主党人感到愤怒。国会中很多人震惊地发现：哈里·杜鲁门竟是位自由派人士。

胡佛和杜鲁门继续联系着，前总统密切关注着各方利益博弈，他对一位朋友说：“杜鲁门没有他前任的那种熟练的政治手腕和收买政要的能力。”胡佛会同情别人；在其总统任期期间，他成功分化了共和党国会，甚至他自己的一位专栏作家好友都称他为“世界上最左翼的总统”。

杜鲁门并不是很愉快。圣诞节时，他和贝丝回到密苏里州的家里，但是圣诞过得并不是很好。过了几天，回到白宫后，他给贝丝写了封古怪的信，写好后并没有寄出去，而是很明智地把信锁进了抽屉。信上说：“我现在身陷白宫这个巨大的白色坟墓中，这里充斥着抱负和荣誉。”贝丝近来一直不很支持他。他的信听起来有点沮丧。“没有谁像我现在这样需要帮助和支持。如果我能利用我们国家最好的人才，再加上我家人的一点帮助，我将能完成任务。”

对于解决他眼前迫在眉睫的问题，最好的人才恰恰就是赫伯特·胡佛。几天后，1946年1月4日，新任英国工党首相克莱门特·艾德礼发电报给杜鲁门警告说，食品危机恐慌蔓延，重建工作举步维艰。欧洲的小麦和亚洲的水稻供应量低于预期；在荷兰水坝被毁的区域，大部分已被洪水淹没。德国汉堡爆发了食物骚乱，洗劫了意大利西西里岛；罗马尼亚和匈牙利人不得不靠吃橡树叶子度日。旱灾和蝗灾让非洲和印度粮食大幅减产，甚至加拿大的小麦产量也下降了25%。杜鲁门说，艾德礼“请求我采取积极的行动”。

农业部长克林顿·安德森在接下来的几个月中扮演着重要的中间人角色。他在内阁会议中宣称，不管美国的农民能生产多少小麦，都不足以兑现美国对海外国家的承诺。他打电话给胡佛，胡佛既了解问题的严重性，也知道杜鲁门处理问题能力上的局限性：在1946年冬天，让美国人减少自己的粮食消费来增加食品出口，这个时机很不适宜。随着战争的结束，人们感觉自我牺牲不再是为国家服务，更像是痛苦。人们排队购买糖、长袜和洗衣机；由于战时物价控制逐渐变松，工人要求更高的工资，通货膨胀的风险在提升。

但是胡佛不相信定量配给和政府管制。他宣扬自愿主义：很多人还记得他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时表现出来的领导力，“胡佛式政府公关”，1917年胡佛担任威尔逊政府的粮食大臣时组织过“周三不吃小麦，周一不吃肉”的活动，以此节约粮食出口国外。胡佛向安德森提建议，请他劝服总统发起这项节约资源的计划，杜鲁门立即这么做了。2月6日，杜鲁门列出了9点紧急粮食计划，包括减少美国威士忌和其他以粮食为原料的酒的产量，限制使用粮食喂养牲畜，从小麦中提取更多面粉，并让面包更灰些。

杜鲁门的广播讲话犹如雷鸣。大多数美国人开始意识到，养活全世界的任务现在落到他们的肩上了，但是大多数人还认为他们正在做的是一份漂亮的工作。现在，没有明显地削减粮食消费来增加出口量，欧洲正面临着灾难。1亿欧洲人民度日如年，每天的食物量不足一般美国人一半。杜鲁门说：“现在与任何战争岁月相比，由于缺乏食物，更多的人面临挨饿甚至饿死的危险，或许人数要超过所有战争时期的总和。”

胡佛立即做出了贡献。他从沃尔多夫酒店的房间里发出一份声明，警告人们眼前所面临的“严峻的工作”，敦促美国人支持他们的总统。但杜鲁门需要的不仅仅是鼓励。2月，当安德森追踪到胡佛在哪的时候，胡佛正在佛罗里达州钓鱼。胡佛是否会愿意立即前往华盛顿主持紧急市民委员会，来增强人们的意识和促进粮食节约行动呢？他们愿意派架专机，不管是陆用还是水陆两栖的，去请他回来。

其中有些奉承话：据安德森说，胡佛在去年夏天就给了他最好的建议，而且他警告过的所有事情都已经成为事实。为了不让胡佛怀疑这是个陷阱，安德森提前向他保证说，这“不是炒作的政治安排”。

胡佛回了封电报，说他愿意提供帮助，而不是浪费他的时间。他认为市民委员会能力有限：他在去年5月就跟杜鲁门说过，所有的粮食管制应该由农业部长负责。胡佛向安德森抱怨说：“有人告诉我华盛顿并没有这么做。现在应该这么做了。”然后他指导安德森实施下面的方案，包括：需要对粮食需求量和富余粮食量进行全球评估，需要执行全国节约计划，需要协调整个食品行业。安德森仔细聆听，杜鲁门遵照建议逐条实施。

第二天，即1946年2月27日，杜鲁门给国内最有影响力的几位先生和女士发了电报，包括：《时代》周刊和《生活》杂志创始人亨利·卢斯、《华盛顿邮报》出版商尤金·迈耶、民意测验专家乔治·盖洛普、美国通用食品公司董事长、美国商会会长和妇女投票者联盟主席。

杜鲁门写道：“我现在请您和其他几位具有公益精神的市民3月1日周五下午三点到白宫东翼开会。”电报上还加了点甜头：“前总统胡佛已经接受了我的邀请并将出席会议。我希望获得您的支持。”杜鲁门不在乎有人反对他会晤“那个可鄙人物”。用他自己的话说，这次会议是“自我就任总统以来，我认为，在白宫举行的最重要的会议。”

在整个委员会聚齐前，胡佛就提前到达了白宫。他先跟杜鲁门私下进行了交流。他们谈论了安德森评估的粮食供需之间的差距。胡佛认为评估的数据“惊人的不符，因为如果数据是正确的，世界将面临着巨大的灾难”。他们的最大希望是最大限度减少人口死亡。杜鲁门对胡佛说：“我有份工作需要交给您，除了您，本国没有谁还能完成。”他们需要将粮食从拥有粮食的人的手中转移到需要粮食的人的手中，并且还要生产出额外的1100万吨谷物弥合供需差距。杜鲁门说：“如何供养国家和人民，您是这世界上最有经验的人。”他说，请搭我的飞机，挑选工作人员，不管您需要多少时间，请调查一下我们能做些什么。

胡佛后来回忆这个请求时说：“我勉强答应了请求，因为我已经71岁了，我的时间本来是用在打理家乡的几个教育、科学和慈善机构的。”但是，尽管胡佛经常胆怯，但他却很少谦虚，他不认为还有其他人能承担此重担。一些有身份的人需要和最高领导会见，面对面会见，并且和当地人和媒体交流。还有谁能比一位曾经战胜过饥荒的前总统更合适呢？

那天晚些时候，当委员会全体人员和杜鲁门、胡佛还有主要的内阁成员开会时，会议要求削减25%的小麦消费，降低超额消费，直至欧洲获得粮食丰收。休会时胡佛说：“文明的命运将依赖于未来4个月美国人民是否愿意做出牺牲，是否愿意将世界从纷乱中拯救出来。”他再次强调需要设中央粮食大臣，消除瓶颈和终止将宝贵的粮食喂养牲畜，而不是供应给饥民。但是，再一次地，他尊重杜鲁门的总统特权。当记者问他怎样才得以将自己那设置粮食大臣的想法灌输给杜鲁门时，他拒绝回答说：“不公布我对总统的说话内容，这已是我的惯例。”所有人听到此话都笑了。

胡佛和杜鲁门在白宫会见4天后，杜鲁门和温斯顿·丘吉尔回到了他的老家密苏里州。丘吉尔在密苏里州富尔顿县的演讲动摇了战后和平的基石。他也警告了欧洲的局势：“没有人能想象出那种‘无边无际的人类痛苦’。”但是，饥饿并不是唯一的威胁。丘吉尔警告说：“从波罗的海的什切青市到亚得里亚海的里亚斯特市，一张铁幕已经从欧洲大陆落下。”可以肯定的是，民众很绝望，秩序已完全破裂，为了不让苏联的影响力因此而增强，这种决心才是胡佛使命的基础。

供养他们很重要，赢得他们的忠诚更重要。第二天，《纽约时报》发表了一篇尖锐的社论将二者联系在一起。“自欧洲胜利日和对日战争胜利日以来，美国在海外受欢迎的程度已经有所降低。想到我们能通过友好的行为恢复这种欢迎度，这让人很愉快。”胡佛的旅途能实现很多有用的目的。《纽约时报》说：“如果美国方式能明显解除饥饿危机的话，它将比其他方式更有优势。胡佛先生再次重操他很久以前的旧业，这是美国主义的完美论据。”

赫伯特·胡佛已成为杜鲁门在“冷战”中的第一武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