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

苏轼和杭州有不了情。他自熙宁七年（公元1074年）离开杭州，15年后又重回旧地。苏轼两度来杭，都是从中央外放为地方。不同的是，上次是担任杭州通判，是地方二把手，这次任职的是一把手——杭州太守。上任时，杭州人焚香列队欢迎。在杭州当官期间，除了筹粮防灾之外，他兴建水利，凿湖筑堤，实施了西湖综合整治工程，于是就有了千百年来让人们津津乐道的苏堤春晓和三潭印月。不劳民，不伤财，不折腾，不居功，无为而治。原本一个治理水患的水利工程，在苏学士的锦绣才情下，竟变成一处“烟柳画桥，风帘翠幕”，“云树绕堤沙，怒涛卷霜雪”的名胜。遗泽杭人的苏堤，是一道由中国士人的社会良心筑成的堤，一道苏子瞻在孤山寺古钟余响里放弃对功名的追逐，释然回归本性、回归自我的心灵的堤。

水光潋滟，山色空蒙，杭州的山水是灵秀的，杭州的山水因此格外具有禅意，它能抚慰苏轼的心灵，使他陶醉其间，心境疏朗，心情放达。苏轼踏山、赏湖、观海，大自然的涵养化育和浑然天成使他忘却得失。在自然里，苏轼的心灵得到了休憩，焕发出顺应自然、追求与自然和谐的慧性。他既保持了中庸的淑世态度，又悠游于自然之中，与僧侣为友，与艺术神交，舒卷自如，始终充满着自由的精神和快乐的情绪。

仰慕庙宇、尊敬僧人的苏轼喜欢杭州，在杭州，三百六十寺，处处题清诗。15年前苏轼做杭州通判时，常与佛印和尚同游寺庙，两人巧思妙语，智慧超群。他们的友谊一直持续着，苏轼谪居黄州时，佛印给予他持久的慰藉。苏轼曾得美石百枚，送给佛印，并作《怪石供》。也是15年前苏轼莅杭期间，他与钱塘僧官慧辩有缘交为挚友。慧辩声名远播，弟子盈门。每遇到不愉快的事心绪不宁时，他就去找慧辩，聆听佛法，慧辩一席话，苏轼百忧解。慧辩临终时遗嘱门徒，须等苏轼赶来才能盖上棺盖，可见慧辩对苏轼的交情。

如今苏轼再次莅临杭城，经历过“乌台诗案”和黄州之贬，他更加快意地沉醉在这座城市的禅智山光中。苏轼对天竺寺的高僧辩才十分仰慕，与他多有来往。辩才禅师离开天竺寺归老于龙井后，深居简出，不轻易见客。元祐五年（公元1090年）的秋天，苏轼去龙井拜访他。黄昏作别时，辩才不知不觉已送苏轼过了归隐桥，破了不送客的戒规。苏轼以诗记录了他们的相会：“我比陶令愧，师为远公优。送我还过溪，溪水当逆流。聊使此山人，永记二老游。大千在掌握，宁有离别忧。”以陶渊明为人生楷模的苏轼，公务之余来拜望辩才，两人品茗悟道，精神契合，即便分手也无离别之忧，因为大千世界掌握在手，表现了他们达观超旷的襟怀。

与苏轼缘分最深的还是那位诗僧参寥。他和道潜参寥的交往一直延续着。被贬黄州时，参寥曾是他患难中的知交。元祐六年（公元1091年），在杭州，参寥在孤山智果寺觅得泉水，采来新茶，款待苏轼。品用禅茶时，苏轼忽然回忆起9年前在黄州做梦梦见参寥作诗，悟得“寒食清明都过了，石泉槐火一时新”两句诗的意思，令在座喝茶的朋友们感叹不已，并且顿时产生了无穷的情趣，“参寥泉”从此得名。梦境与生活相吻合，实在是新奇之事，而苏轼居然还记得黄州梦境，的确是生活的有心人。

苏轼在与余杭僧人的交往中，达到了心灵的交互、精神的契合。他“可使食无肉，不可居无竹”，对清新简单的生活无比赞美。在游灵隐寺时他甚至认为，能够躺在清静的僧房里睡一会午觉，周围有香烟清风，便是“遂超羲皇傲几蘧”了。

这次来杭州做官，他把百姓送给他的五花肉做成东坡肉，分给每家每户。除此以外，“东坡美食系列”还有东坡扣肉、东坡肘子、东坡羹、东坡鱼等，其中仅鱼的做法就有十来种，比如东坡糖醋鱼、东坡墨鱼、东坡鲥鱼、东坡鱼头、东坡鲈鱼。苏轼怀着愉悦的心情去欣赏和品味这些食品，诗意地享受大自然的赐予，如同美食家一样去感受美食的色香味，同时与朋友共享佳肴的畅意，饱尝发明制作食品的无穷乐趣。对他而言，美食也是一种参禅，甚至连吃肉都算是一种参禅，他的美食观渗透着鲜明的生活禅意味，带有浓厚的哲学和美学色彩。佛理并不玄奥，佛禅并不高深，佛理就在人间的烟火里，禅意就在俗世的茶饭里。因为万相之空性无常，人生注定是苦的，但无论多么苦，也要调动生命中的正能量，智慧而顽强地活着。不逃离，不自杀，不出家。如果要出家，也是心出家而身不出家，做个在家的出家人，把庙宇构建在心中，而不是心外，这才是真正的出家。那些在形式上皈依佛门的僧众，最终也不过是俗僧、俗尼式的红尘中人，妄念不断，欲望不减，没有真正摆脱世俗烦恼。而他苏东坡需要的，是终极意义上的皈依。

这个人前所未有的伟大，就是最中庸地践行了中国的现世精神，是活在当下的精神。正因为有这种现世和当下精神，“儒”的时候，他治世；“道”的时候，他养身；“禅”的时候，他明心。

十

苏东坡赤子般的心灵是最宽广的心灵，苏东坡婴孩般的目光是最深邃的目光。有这样的心灵、这样的目光，便可以诚挚对待每一个人。

苏轼的第二个女人王闰之离世了。王闰之是苏轼前妻王弗的堂妹。有种种猜测称，王闰之是进士之女，能以11岁的年龄差距给姐夫做填房，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她从小暗恋姐夫。这推测有些八卦，我宁愿相信小姨子是被苏轼对堂姐的一片深情所感动，还有就是对苏轼文采和人品的仰慕。她知道，这样的男人，足以托付一生，不论他多么坎坷、多么潦倒，嫁给他都能获得真正的安全感。

王闰之陪伴苏轼经历宦海的大起大落，他们共同生活了25年，先后经历最艰险的“乌台诗案”和“黄州贬谪”。生计最为困难时，她陪苏轼一起采摘野菜，赤脚耕田，变着法子给苏轼解闷。她去世时，葬礼极为隆重，苏轼为她写了祭文，承诺“唯有同穴，尚蹈此言”。10年后，苏轼去世，苏辙将哥哥与王闰之合葬，实现了祭文中“唯有同穴”的愿望。

重情的苏轼在情感的长路上跋涉得如此辛苦。情重是对人生的一种珍视，是有尽之身对永恒之情的真诚啜饮，任世间繁华万千，只取那一瓢真情。苏轼情真，守着纯粹的真性情，却从不滥情，他用情必专。唯一的一段发生在杭州的逸事，是琴操受东坡启示遁入空门的故事，千百年来一直为后人所津津乐道，但他们二人纯属柏拉图式的精神对话，而且和禅悟有关，和情爱无涉。

有一天，两只游船相撞，16岁的歌伎琴操与知命之年的苏东坡在西湖相遇。琴操是官伎中的才女，谈吐风雅，善于应答，东坡很喜欢她，与她同游西湖，谈笑甚欢。东坡说：“我来做长老，你来参禅好吗？”于是问她：“何谓湖中景？”琴操答曰：“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再问：“何谓景中人？”答曰：“裙拖六幅潇湘水，鬓挽巫山一段云。”又问一句：“何人中意？”答曰：“随他杨学士，鳖杀鲍参军。”苏轼继续问：“如此究竟如何？”琴操不知如何应答了。东坡代为解答：“门前冷落车马稀，老大嫁作商人妇。”琴操顿悟，当天就削发为尼了。苏轼离开杭州后，琴操茫然若失，不久就郁郁而终，年仅24岁。后来，苏轼在被贬的南方听闻琴操死讯后，老泪纵横，仰天长叹：“都是我害了你。”

元祐七年（公元1092年），苏轼被调任到扬州做太守。他不搞政绩，唯一一件让人记住的事情就是，取消了前任太守蔡京在此为官时的形象工程“万花会”。扬州芍药为天下冠，举办万花会是为了营造欣欣向荣的喜庆局面，粉饰太平盛世，妆点官府的面子。将洛阳花市盛景全移植到扬州来，满城花开，满市花香，看上去多美！可万花会要遍采诸园之花，众百姓家的花园以及所种之花要想不被糟蹋，就只有找门道托关系或者贿赂公差。万花会不仅没有给扬州带来喜庆，反而成为一大公害，它扰民，并且制造腐败，损毁执政者的形象，由此更引起了民怨。苏轼一到扬州，就在茶摊酒肆听见坊间对万花会怨声载道，于是当即决定取消这项节庆活动。

这就是东坡学士对世界的入心、留心和细心，看上去大大咧咧、豪情粗放，其实是细腻敏感的，儒者的心是温柔的心。出身于清寒文士家庭的苏轼，自幼受作为文学大家的父亲苏洵的言传身教，母亲程氏用《后汉书》里不畏强权的范滂为榜样教诲影响他，于是他发愤读书而入仕，21岁时受到欧阳修赏识，考取进士。他“奋厉有当世志”，而且自信“致君尧舜，此事何难”。在他的经世文章中，留存了大量改革弊政、弘扬道统、明道致用的政论散文，作为宋代文人士大夫，苏轼自然地从情理上体认了儒家规定的伦理纲常，竭力关注国家兴亡，恪守臣子义务，坚定地认同“成天下之事业，定天下之邪正，莫善于《春秋》”，“礼义与信足以成德”。他曾经滔滔不绝地评述宋襄公、秦始皇、孟子、伍子胥、韩非等人的功过是非，为建立完善的儒家现世理想政治秩序，用心良苦地奏议献策。苏轼为官40年的漫长岁月中，竟有3/4的时间是在党派斗争的旋涡和政权倾轧的风浪中度过的，无休无止。苏轼一次次身不由己地卷入朝廷政治纷争，固然有其“受性刚褊，黑白分明，难以处众”的中国正直文人的“通病”，但根本上还在于他坚守治国平天下的热情愿望和多情责任，他一生心甘情愿地置身于一个滑稽、荒诞、严峻、苦难的人生轨迹中，欲罢不能，进退两难。

于是，比黄州更残酷、更漫长的厄运降临了。元祐八年（公元1093年），主持“元祐更化”的高太后去世，宋哲宗亲政，后党与帝党之间的矛盾日趋尖锐，宋哲宗绍圣元年（公元1094年）四月，朝廷以苏轼起草制诰“讥刺先朝”的罪名，撤掉他翰林侍读学士等职务、官衔，在一个月内将他连续三次降职，最后贬往广东惠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