个人和集体的价值体系、理想和喜好，都深深植根于历史、传统、文化和宗教之中。经验教训和失望痛苦对价值观影响很大。比较、与异己的对抗、接受或拒绝别人的偏好，也会产生影响。与天主教徒、新教徒、印度教徒和犹太人相比，穆斯林不太认可“竞争是好事”，“应该增加在商业和工业中的私有财产范围”，以及作为“对个人努力的激励”收入必须多样化43，这类亲市场的表述。

2011—2013 年阿拉伯地区爆发了革命，这也是一场文化革命，彻底重塑了当地的价值体系。我们不知道随后还会发生什么。可以肯定的是，阿拉伯地区将更加尊重公民自由和民主，但是不应该完全不加批判地模仿西方社会。这里又出现了一个悖论，找个范例能节省时间，比如莫斯科参考了巴黎的发展模式，北京参考了东京，如果多哈能参考贝鲁特，利雅得能参考伊斯坦布尔，将会大大节省发展时间。这些地区市场的自由程度会进一步加深，政府对生产和分配的参与会越来越少，在这方面，欧洲的前社会主义国家比阿拉伯国家更进步。阿拉伯联合酋长国，近90% 的国内生产总值来自国有企业，而波兰是25% 左右。

某些方面的转变是必然的，但是也会存在很大的质疑。中欧和东欧在很大的程度上被灌输了所谓的西方价值观（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其中很多国家曾经做好了接受西方价值观的准备），部分苏联国家也在一定程度上接受了西方价值观，但是让阿拉伯世界在短时间内大规模地接受西方价值观，几乎是不可能的。阿拉伯国家自己的文化根深蒂固，所有的进一步探索都是有前提的，即任何人不得将所谓“更优越”的价值观强加在别人身上。西方价值观不能强行在阿拉伯国家及其他类似国家推广，你在这些地区旅行时，就可以听到人们的这种心声。要想摆脱这种混乱的局面，就要使多元文化表现出最大限度的包容，还要表现出足够的尊重。我们要明白，各种各样的价值观都可以引导高效的经济活动。要记住，即便理想世界没有统一的标准，公司和经济体也可以拥有强大的竞争力。

民主是有特殊价值的，将来也是一样。一方面，民主在各种文化中的表现不尽相同，也是值得尊重的；另一方面，民主不一定非要促进经济增长，实际上甚至可能阻碍经济增长。将西式民主强加在伊拉克身上似乎不太成功，因此，除了在欧洲-大西洋文化中备受推崇的代议制民主外，只要能达成共识，其他形式的民主也是值得尝试的。为了达成协议，通过长老会进行决议，如果这件事放在比利时或荷兰，大家肯定觉得荒唐至极，但是如果放在伊拉克或阿富汗，不通过长老会才叫荒唐。

自由选举、媒体独立，才称得上真正的民主。事实是，大众媒体可以独立于民主选举的政府，但是一定会依附于不通过任何选举产生的特殊利益集团。然而，真正的民主并不能起到提升经济的作用。如果其他条件都满足，特殊利益集团可以拉动经济，抛开一次又一次的政府选举不说，能保证一直依法治理才是最重要的。如果缺乏法治，就只有名义上的民主，没有真正意义上的民主，对于很多问题的解决是弊大于利的44。不只是经济落后的国家，对于经济发达的国家而言，也是如此。在发达国家，见利忘义的政客们和特殊利益集团相互勾结，牺牲民众的利益为己谋利，自己还假扮成一副为人民服务的样子。无论民众为什么目的而投票，这些所谓的精英们都处于有利位置，对于他们而言，民主只不过是一种工具而已。将来，我们一定要和这种背离民主本质的现象对抗到底，从这方面来讲，历史也是没有尽头的，只要有民主就会有偏差。

如果我们真的想在全球化的框架内、在法制世界中建立一个法治国家，无论是原则问题还是现实原因，都应该更加重视法律健全的问题。健全的法律应该能起到保护社会免受侵袭的作用，给社会带来危害的一切事物都应该受到谴责。健全的法律不应该只是字面上的解释，应该能在服务社会的过程中发挥重要作用。法律的制定应该以促进增长、提高社会凝聚力为目的，而不是增加官僚习气，也不应该变成特殊利益集团的工具。法律一旦开始为官僚或特殊利益集团服务，真正的法治就会消失，能为某些人获取特殊利益的行为会被合法化，即便对社会无益也要强加给社会。这和真正的民主毫无关系。

总的来说，民主化是被普遍接受的一种趋势。由于一些国家在处理社会和经济危机方面犯下了严重错误，再加上随之而来的政治危机，2010 年前后爆发了“阿拉伯之春”45，民主开始回归，在此之前，当地社会貌似与民主渐行渐远。民主越是无处落脚，民主主义的势力就越弱，中央集权就越来越强。这个过程是缓慢的。欧洲和美国也没处理好危机，但是这些地方的民主并没有陷入窘境。情况是不断变化的，你的看法决定着民主的表现。就像足球比赛，双方都希望自己的队员更占优势，但是双方的上场名单并不是那么容易决定的，都希望自己的球员胜利，然而，确定谁是自己的球员、谁是他们较量的对象，还是有点困难的。观众、赞助商和其他利益相关者都不是处理这个问题的专家。我们也迫切需要诚实、专业的经济学家来指点迷津。如果没有他们，民主就没有立足之地。

我们无法从数学运算的角度证明民主有利于经济增长。1960 —2001 年期间，民主国家的年均经济增长率为2.3%，而非民主国家是1.6%46。在之后的十年，二者之间的差距几乎消失了，主要是因为中国以及其他东亚国家经济的快速发展，民主在从容不迫地渗透，任务还很艰巨。

西方富裕国家之所以富有，不一定是因为蓬勃发展的民主和公民自由权的普及。民主和公民自由是后来才出现的，出现的时间也不尽相同，而且并没有覆盖所有地区，西方富裕国家也不是所有人都能享有民主和自由。人们普遍认为，当社会发展到一定水平，民主才能全面启动。这种观点是正确的，如今最发达的几个国家，民主确实占据着至高无上的统治地位。如果我们把新加坡和中国香港地区也视作民主政权，那么全球创新指数排名前25的经济体都是民主制。

未来的发展也很明确。随着经济的增长，民主制度的优势会越发明显。与此同时，如果某些附加条件得以满足，尤其是调节经济活动的机构能够发挥应有的作用，将来，民主在经济扩张过程中发挥的作用会越来越大。当社会发展到一定水平后，民主的隐含价值会日益显现。如果我们拥有了足够的金钱和物资，金钱和物资的增加再也无法提高生活中的满足感，这时我们不会再向往加薪，而是向往更大程度的民主，即便实现了地方性的民主还会渴望实现全球性的民主。这就是为什么有些国家宁可牺牲潜在的产值和收入，也要让自己的政府最大限度地听取民众的意见，来提高人民满意度。从环境问题到收入差距带来的挑战，富裕国家越早加入重视民意的行列，对自己越有好处。不可否认，将来，社会科学家和心理学家可能会因此变得更加忙碌，经济学家的任务也少不了。但愿不会。

有些固有的价值观必须摒弃。不适用于当代的、将来更显无用的价值观，我们必须放弃。那么，哪些价值观需要增强，哪些需要放弃？这是需要一定智慧才能处理的问题。从天性上来讲，人只会接受自身形成的价值观。如果别人的价值观比自己的更优秀，应该在没有压力的前提下去吸纳并内化，这样一来，那个优秀的价值观就不再是别人的，而变成你自己的了。这就等于你接受了新的价值观。

经历政治转型的国家，价值观的转变速度非常快，前社会主义国家和阿拉伯国家就是最明显的例子。与塞尔维亚相比，捷克共和国价值观转变得更快、更多、更好；与沙特阿拉伯相比，突尼斯价值观转变得更快、更多、更好；对于沙特阿拉伯而言，期待价值观发生质的变化，还为时过早。虽然俄罗斯价值观的转变称不上迅速，但是比土库曼斯坦快得多。虽然这些变化只覆盖了全人类的百分之十几而已，但是在地理政治学方面的意义非常重大，给未来的整个世界都会带来影响。价值观与全球化之间有两重关系：二者互为彼此形成的原因，在某种程度上，也会互相影响彼此未来的发展。

正在努力摆脱各种殖民或后殖民影响的国家，也在经历政治变革以及随之而来的价值体系变革。并不是所有国家都能持续进步，有些国家经历一段急速发展之后，甚至出现了倒退，比如最近在津巴布韦和南非就出现了这种情况。然而，民主还是会朝着正确的方向前进。

至于西方国家，从平头百姓到华尔街精英，从那些因为入不敷出辗转难眠的人，到不知道该买下切尔西还是曼联而苦恼的人，大家都在想，事情怎么会发展到这个地步。人们扪心自问的问题各不相同，因为他们遇到的困难不同，每个人的生活也各不相同。经济学家为什么没有预测到突如其来的可怕危机？为什么有人提醒时，政治家们完全不在意呢？为什么投资家和商学院毕业的精英会把贪婪当美德呢？上层集团控制着私有化的过程为自己谋利，由于他们的错误致使国有资产大量流失，在这样的体制下，我们如何让经济高效运行呢？以经济伪论为基础，商业化、意识形态化、官僚化不再是科学的发展过程，而变成了特殊利益集团疏通的工具，这样的社会还有公平合理可言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