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惜，错误出现了。有观点认为，无意识的自由市场具有神奇的能力，政府的干预一定会带来伤害性后果，奥地利和芝加哥学派推动并支持了这个观点。但是，如果我们深入解读他们依靠的理论依据，不光要看亚当·斯密的作品，也要看哈耶克和弗里德曼和其他新自由主义大师的作品，我们会发现，他们也强调了组织机构的重要性，认为大多数领域都应该在政府的管辖范围之内。

哈耶克确实不赞成政府干预物价，他在这个问题上的观点是正确的。但是，他也犯了很多错误，他当代的支持者认为，完全不受约束的自由市场，掌握了全部的必要信息，可以据此自主定价和分配资本，也可以合理地完成人力资本分配。如今，我们都已经知道这是不可能的。但是我们不是那个时代的人，他们的经济思想受知识的限制很难达到我们现在的高度。在哈耶克和冈纳·缪尔达尔拿到诺奖之后，过了不到30 年，2001 年诺贝尔经济学奖授予了三位美国经济学家——乔治·阿克尔洛夫、迈克尔·斯宾塞和约瑟夫·斯蒂格利茨，他们论证了市场信息的不对等现象，以及为什么说包括政府在内的外力干预是实现动态平衡不可缺少的必要条件。我们可以推测，再出现其他人证明别的道理只是时间问题。经济学其实不是严格意义上的科学，这正是经济学的魅力所在。

？？？？对于大部分来自正在经历深刻政治变革的国家的新手而言，这是一个好机会。在西方国家，一些社会科学领域的代表人物，尤其是所谓的苏联问题专家们，一路走来活跃的时间也已经不短了。他们中的许多人来自社会主义国家，在环境或好或坏的研究所安顿了下来，带着适当的意识形态和政治偏见，享受着大笔用于研究的政府拨款。令所有人都惊讶的是，当真正的社会主义摇摇欲坠时，很多之前提倡改善计划经济，改进人民民主制度的人，纷纷转向了市场原教旨主义，有些还很极端。新手动辄就会走向极端。

有趣的是，那几位主要的自由主义和新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理念，一开始都是左翼思潮。杰出的自由主义哲学家卡尔·波普（1902—1994），年轻时信仰共产主义，后来批判了很多伟大的哲学家，从柏拉图到马克思一个都没落下，他之所以批评这些人，是因为他们都主张集体主义高于个人主义。路德维希·冯·米塞斯（1881—1973），是一位优秀的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家，也是奥地利学派出身，和哈耶克和波普一样，开始也属于左翼人士，但是到后来，他发出了正确的警告，指出任何官僚机构都不具备约束自己的手段。

亚当·斯密认为价格有两种形式，但那些视他为权威的人从来不提这一点，因为这与新自由主义教条不符。首先是自然价格，它反映商品的价值，其中包括生产成本和所得利润；另一个是市场价格，市场价格一直处于市场操控者的压力之下，可以被人为调整。因此，自然价格和市场价格可能会有所不同。亚当·斯密注意到这个问题后，并不反对政府对市场进行干预，他认为适当的干预是必要的。他还指出，厂家如果足够强大和富有，就会让价格处于不正常的高位，在这种情况下，政府应该出手干预市场，保护处于弱势的消费者的权益。因此，实际上亚当·斯密并不提倡绝对的自由市场，而且表示绝对的自由市场是不存在的。事实证明，从商品主要生产阶段到中间阶段，再到特殊利益集团，一定有一些实体企业或机构处于能够操控市场的位置，也就是说所谓的“自由市场”也会被操纵。这就是必须对市场进行调控和管理的原因所在。

一些出色的哲学家和经济学家的思想是如何成为主流经济学，又是如何与新自由主义联系在一起的呢？原因有很多，有些人选择拥护尚不普及的观点是因为爱出风头，这是其中一个原因。有人拿橄榄球比赛举例，向前冲得越狠，传出去的球越多，越可能得分。某些研究和推广中心，即所谓的智囊团，就扮演了这样的特殊角色，他们的目的就是要推动某种思潮成为主流，为特殊目的服务。其中一些思想到今天仍然很有影响力。然而，让思想渗透到经济和政治实践中，才是具有决定性意义的步骤。以所谓的“华盛顿共识”为基础，结合了里根经济政策的撒切尔主义，演变成了当代版的放任自由主义。换句话说，19 世纪的自由主义，回归到今天的新环境当中，就形成了“新自由主义”。

观念冲突依然存在，由此引发的口舌之争一直不断。然而，有一位作家宣扬凯恩斯主义时，并不单单把它看成一种重要的理论，还认为它会对未来产生重大影响，这位作家的作品名为《大师回归》31，还有一位新自由主义拥护者，更夸张，出了本名为《宇宙的主宰》32的书，居然用宇宙的主宰称呼自己的偶像。用不了多久，把凯恩斯当成神一样崇拜的人就会出现……话说回来，对于那些把他当作偶像，完全不进行批判思考，盲目崇拜，即便不理解也要坚信的人而言，他已经是神了。

新自由主义常引用奥地利和芝加哥学派的成果，明确指出必须要缩减政府规模，他们认为，这样做能创造条件，促使宏观经济恢复平衡，还能改善工作效率提高竞争力。英美两国已经付诸实践，推出政策“缩减”政府，其他国家也在一定程度上加以效仿。缩减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公共开支和财政再分配的范围，二是监管的领域。通过放松部分领域的管制，用对某些领域完全放手的方式缩减政府。

如今，随着新自由主义全方位的溃败，一些人开始期待凯恩斯主义东山再起。在一定程度上来讲，这种期待有一定的合理性。美国、日本、英国，大部分欧元区，以及许多正在走向自主的国家，拿凯恩斯主义的干涉论当武器，推出了反衰退政策。为了放缓产值衰退的脚步，大大提高了公共支出的比例，目的是维持稳定的需求；然后，为了防止低产出转化成低水平的停滞，也就是陷入萧条，开始刺激生产。从根本上来讲，这些策略发挥了作用，因为全球产值只有2009 年这一年出现了下降，但是很多富裕国家还在和不断出现的经济衰退潮做斗争。然而，眼前的成功是以严重的财政赤字和超额发放国债为代价换来的。世界没有衰落，但危机已经从私人领域转嫁到了公共财政身上。

在这种情况下，需求经济学这剂良药也失去了效用，尤其是常用的手段——增加公共支出，也发挥不了多大作用。财政已经赤字，增加预算一定会加剧赤字，降低预算只会让情况日益恶化。就像是你总不能要求别人，步伐要既快又慢一样。还有就是，为了弥补高额的支出，在提高税收时也不能做得太过火，特别是，额外的税收和额外的花费（政府和拨款受益人的开支），可能会同时伴随纳税人和消费者削减开销的情况。如果是这样的话，只是支出结构发生了变化，宏观经济中的需求总量并没有提升。也就是说，这种手段只可能在特殊情况时才有效。我们可以感觉到凯恩斯主义（或新凯恩斯主义）又回来了，并且我们正在经历第三次革命，情况和之前差不多。如果事实并非如此，我们也应该从凯恩斯主义中吸取精华，巧妙地解决现在的难题。

我们生活的这个时代，供给经济学没有完全溃败，需求经济学也没有取得全面统治。货币主义没有被完全淹没，（新）凯恩斯主义也没有完全覆盖它。只有各取所长，才能稳定和刺激经济。我们已经认识到，不能再坚持过去的观念，现在毕竟是百花齐放的时代，不会再有一家独大。

虽然我们的经济观念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但是这个时代不会爆发另一次知识革命，经济观念的转变主要会表现在政府在经济领域发挥的作用上。有人可能会说，怎么会这样？！总的来说，当代面临的挑战并不比20 世纪40 年代的通货膨胀和80 年代的大萧条小啊。确实是这样，但是我们现在掌握的有关如何处理危机的知识也比以前更丰富了。问题是，我们的知识变得非常分散，在处理很多问题时都会发现这个问题，在处理政府定位和作用的问题时尤为明显。在这个问题之后，还会出现不断的疑问：除了可以解释市场和政府之间可以观察到的关系变化，目前采纳的学说会产生什么样的后果；最重要的是，关于全球化，我们采纳的理论能给未来的经济发展提出什么建议。我们都已经认识到，全球化发展虽然尚不稳定，却是不可逆转的。

2010 年前后的危机引发了各种摩擦，这是事实，但是这个事实同样无法改变历史的进程。大型物流公司DHL 用百分制的全球连通性指数（GCI），衡量特定国家的国民经济与外部合作伙伴之间关系的深度和广度（与多少个国家保持经济连接）。荷兰的全球连通性指数（GCI）是82 分，以这个层面来讲，是全球经济最发达的国家。美国是65 分，排名第20，中国43 分，排名第74。最后一名是布隆迪，只有10 分（朝鲜不在列表中的140 个国家之内）33。从联系的深度来看，经济危机造成的干扰，导致2012 年世界经济一体化的程度低于2007 年，但是强度比2005 年高出了10%，联系的广度下降了4%。接下来的几年，全球经济关系应该会进一步增强。

我们也不能因为眼下的举措消除了目前的危机，就要不断地提升政府在公共预算问题上的作用。如果真是这样，政府会变得臃肿。如果我们抛弃机会主义的短期视角，从系统的、长期的角度看待这个问题，就会发现，一些国家政府机构已经臃肿不堪。这是非常时期，我们也理解，把突然放开的公共开支收缩回去，就像要把放出的精灵塞回神灯一样。虽然很难办，但是可以办到，而且我们也需要这么做，毕竟我们的生活不是按照童话故事发展的。因此，政府对经济的干预会受到限制，但是发展速度如何，不同的国家会采取什么样的手段（各个国家不会采取相同的手段），会引发什么样的社会冲突和政治危机，这些问题只能留到未来才能见分晓。因此，如果说在过去的几年里，特别是自2008 年以来，政府为了应对危机增加了干预的力度，这并不是结构性的改革，而是时机性的调整。与全球化的本质无关，只是独立的事件。

独立事件的意思是，全球化与政府“大小”之间不存在直接的因果关系。虽然危机不是由全球化引发的，但是全球化让危机从一个国家传播到另一个国家。因此，一些国家不得不增加公共支出，刺激需求经济。与此同时，政府的规模会随之增加。说来说去，危机才是导致政府规模增加、干预加强的直接原因，或者更准确地说，全球化在这整个过程中发挥了媒介的作用，这也是凯恩斯主义者的观点。全球化不是这件事的驱动力，但没有它的参与就不会发展到这种程度。

在2008 年全球经济危机发生前的近30 年间，新自由主义对降低政府在经济活动中的作用和地位做出了突出贡献。这是不可否认的事实，尤其是经济合作和发展组织中的一些发达国家，虽然经济发展道路不尽相同，但是新自由主义都在其中发挥了作用。1987—2002年期间，对外经济关系开放程度的改变（全球化既是因也是果）和公共开支水平之间的相关性，在富裕国家表现得很明显。如果我们用进出口额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率，来衡量经济的开放程度，用公共支出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率，来衡量公共开支水平，相关系数是-0.67。也就是说，经济越是开放，政府越“小”。这一结论，支持了全球化会缩减政府地位的观点。

围绕这一问题的争论，可以归结为两个互斥的假说：效率假说和补偿假说34。效率假说与经济学中的新自由主义更接近，强调要减少公共支出，以维持或提高竞争力。多年以来，公共支出持续上升，从根本上来讲与全球化毫无关系，主要是福利开销的增加，在教育和医疗方面的支出以及应对社会老龄化。与此同时，现在的税收过重，削弱了竞争力，在开放型经济中必须拥有强大的竞争力，强大的竞争力也是全球化的基本特征。一个国家的对外经济越是开放，全球化带来的竞争压力越高，企业需要的资金越多，最后的也是重点的，就是公共支出必须降低。很明显，税收也要降低，因为国库不需要那么多钱了。因此，一个经济体参与全球化的程度越深，市场权力相对越大，政府权力相对越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