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用主义经济学家很久前就意识到了，市场经济的蓬勃发展离不开有力的政府。得力的政府机构办事效率更高，对于繁荣发展而言，没有什么比效率更重要了。市场与政府之间应该是互补关系，而不应该是对抗关系。作为一个整体，二者缺一不可，而不是有你没我。只有落后的原始经济学才认为二者不能共存，务实的现代经济学思想则恰恰相反。自由市场就像无政府主义，高效市场就像代议制民主。

亚当·斯密（1723—1790）死后也不得安生，市场原教旨主义者打着他的名号对市场和政府胡乱地说三道四，把各种荒谬的言论都归咎到这位老先生的身上。这位苏格兰思想家在1776 年发表了著名的《国富论》25，这本书应该是经济论文中引用次数最多的一本经济学著作，有些人其实根本没读过。亚当·斯密在1759年还出版过一本《道德情操论》26，很多人引用的是这本书中的内容，却自以为是《国富论》中的内容。亚当·斯密在这个问题上的态度其实很明确，他认为市场和政府应该相互配合。

新自由主义的支持者和新自由主义的服务对象，把亚当·斯密视作权威，引用他的言论为消减预算和降低对富人的征税做辩护，但是他们却忽略了一个事实，亚当·斯密的《道德情操论》的第一篇标题就是“论行为的合宜性”，第二篇是“论功劳与过失”。亚当·斯密已经论证了高效的市场需要优秀的政府这个观点。新自由主义者（故意）或没有受过教育的无知之辈（并非故意）非要唱反调，还要把一些言论套到他的头上。为了实现真正的自由和高效，市场需要自主也需要监管27，这才是他说的话。

历史告诉我们，如果市场和政府不能和平共处，经济就无法增长。这两只大手在不同的时期以不同的方式合作，在不同的环境之下，受不同的价值观影响，它们各自发挥的作用也不尽相同，但双方一直携手前行。未来也会如此。自由市场无法逃脱政府的有形之手，政府也不会去对抗市场的无形之手。一些有经济头脑的历史学家认为，亚当·斯密之所以会用大名鼎鼎的“看不见的手”这个词，其实是想表达嘲讽之意，因为他根本不相信任事态自由发展是最好的办法28。

如果没有政府干预，市场不会自己发展，也不会具备自我调节能力。没有政府的帮助，市场不能稳定发展，也不会在关键时刻克服危机。如果让市场自生自灭，它终将走向灭亡。

面对这么多的历史教训，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家为什么就不能明白其中的道理呢？也许他们已经意识到了，但是他们要鼓吹自由市场的先进性，贬低政府监管职能的重要性，宁愿推崇明知道是错误的观点。也许他们只是“经济人”概念下的奴隶，天真地以为人类会一直采取理性的行为，政府的干涉只会起到阻碍的作用。这种情况确实也有可能发生，但是推崇新自由主义的市场经济也要以“经营”为基础，从本质上来讲是强调政府要恪守规矩。行为经济学家反对这种放任的态度，他们认为在很多情况下，我们不应该放任事态自由发展，人们会出于很多原因做出非理性的行为，不仅会伤害他人还会伤害自己。

经济领域近期爆发了两次重大的知识革命，目前看来，似乎我们有生之年不会再看到另一场革命了。虽然会发生很多改变，但是不会再出现全新的重大理论。20 世纪30、40 年代，凯恩斯理论盛行。我们应该心存感激，因为它向我们解释了基本经济规律，很多年来一直是我们制定有效的经济稳定政策和经济增长政策的理论基础。“凯恩斯革命”是20 世纪30 年代经济思想发生改变的基础，到现在为止，也只有部分观点稍显过时。

说到这里，我不得不提起一位优秀的波兰经济学家米哈尔·卡莱斯基（1899—1970），他也为这一时期经济思想的转变做出了突出贡献，虽然“卡莱斯基经济学”的使用频率远低于“凯恩斯主义”。他没有凯恩斯那么幸运，因为他和凯恩斯几乎同时总结出了相似的理论，结果大家把功劳全都归到凯恩斯身上了。卡莱斯基和凯恩斯的主张并不完全相同。但是他们都认为，通过政府对总体需求施加干预，可以影响经济周期和经济发展29。

幸运之神似乎不太青睐卡莱斯基，1969年第一次颁发诺贝尔经济学奖，而这位杰出的经济学家在1970 年去世了。大家都认为，如果他能多活几年，凭借他对经济学理论的贡献，一定能得到诺贝尔奖。

顺便说一句，诺贝尔经济学奖并不是传统意义上的诺贝尔奖。这个奖项的全称是“纪念阿尔弗雷德·诺贝尔瑞典银行经济学奖”，由位于斯德哥尔摩的瑞典皇家科学院评选，评选原则和1901 年开始颁发的诺贝尔物理学奖、化学奖、生理学奖或医学奖、文学奖、和平奖这五个奖项相同。当时，诺贝尔并不觉得经济学和那些领域的科学地位相等。如果他当时设立了经济学奖，根据1901 年至1968 年的获奖名单，我们会发现经济思想自那时起已经走了很长一段路。

凯恩斯和卡莱斯基都是从需求管理的角度看经济问题，强调调控的作用和公共支出的平衡。毫无疑问，凯恩斯主义致力提高公共开支，或者说提倡“大政府”主义。他的这些理论都和全球化无关，但实际上在1913 年之后，全球化就已经开始大踏步地前进了，凯恩斯经历了那个时期。

用公共开支占国民收入的比例作为标尺，可以衡量政府的“大小”。两个基本因素互相叠加、互相刺激会共同提升。一方面，定期增加国家财政预算中的公共支出，引发赤字，反而成了刺激经济发展的手段，尤其是能鼓励政府推出积极的就业政策。从理论上讲，经济蓬勃发展时期，公共开支的比例会下降，盈余相应增加，应该不会出现财政赤字，但是很多时候事实并非如此。

在福利国家中，社会开销日益增长，特别是那些从惨烈的二战中复苏的国家更需要大笔的建设资金，这些国家都为社会主义国家政治改革起到了示范作用。棘轮效应（是指人的消费习惯形成之后有不可逆性，即易于向上调整，而难于向下调整）也在这个过程中发挥了很大作用。支出一旦增加，就很难再降下来。两种作用互相叠加，在这种情况下，为了应付日益增长的开支，政府会大幅增加税收，当然这也是可以理解的，这个过程在无形中就强化了政府的作用。事情发展到这个阶段，会引发另一场革命。一切发生得太快，以至于之前几乎每个人都是凯恩斯主义者，但后来许多人改变了自己的信仰。

在20 世纪80、90 年代之交，第二次革命急速升温，当时的美国总统罗纳德·里根提出了“政府不会去解决问题，但是会提供资金”的口号，这种愚蠢的观点居然大受新自由主义支持者的欢迎。当时的经济需求已经无力应对严重的停滞性通货膨胀，经济衰退、高失业率和通货膨胀同时发生。20世纪70、80 年代，全世界最富有的国家正经历着这样的窘境。这是20 世纪70 年代能源危机形成的外部冲击带来的典型表现，结果导致凯恩斯主义逐渐被供给经济学和货币主义取代。

颁奖台是社会认可度的关键符号。1974年诺贝尔奖颁给了弗里德里希·奥古斯特·冯·哈耶克（1899—1992），两年之后颁给了米尔顿·弗里德曼（1912—2006）。在此之前，哈耶克代表的奥地利经济学派和弗里德曼代表的芝加哥学派，都是徘徊在主流经济学边缘的学派。维托·坦茨是公共财政和税收领域最出色的经济学家，他曾经在作品中提到，20 世纪60 年代初在哈佛大学读博士时，从来没有人引用过这些名字30。到了70 年代，我在华沙矿场工作时，他们已经非常出名了，即便是在铁幕地区（指苏联、东欧共产主义国家与西欧国家的边境) 都能听到他们的大名。最起码在经历了自由化改革的波兰和正在改革中的匈牙利，他们的学说广受欢迎。东德和苏联当然不是这种情况，在那些地区提到次数最多的学术权威还是马克思主义和列宁主义的相关作品，即便没人认真读过那些作品，但是似乎并不妨碍他们没完没了地引用。

当代拥护自由放任主义的人，也有类似的表现，只要有机会就会大肆引用哈耶克和弗里德曼的作品。当他们的说法缺乏说服力时，就会引用权威人士的说法。就像有些人总喜欢搬出权威亚当·斯密，甚至经常在一定程度上做出歪曲原意的解释。由于“总结出了货币与经济波动开创性理论，以及对经济、社会和制度相互依存关系的深入分析”，哈耶克和瑞典经济学家冈纳·缪尔达尔一起被授予诺贝尔经济学奖。是不是觉得难以置信？如果这个奖项早出现几年，凯恩斯与卡莱斯基一定也会因为同样的理由获奖，虽然他们的主张完全不同。将来，还会有人因为同样的理由获得这个奖项，他们提出的理论也会和前辈的完全不同。世界在不断变化，关于经济的思考永远也不会停下来。只要在思考过程中少犯错，多思考就是好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