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不是实现全球化，那么接下来会怎么样呢？因为从定义上来看，世界的定义本来就是全球的概念，是一个整体。全球化就意味着已经世界化了吗？从经济层面上来讲，确实如此。在经济关系中也是如此。贸易、投资、金融等经济活动也是如此。劳工的转移也已经实现了全球化，虽然因明文规定的限制这方面的发展有些延迟。当然，信息和技术也在转换。环境保护也面临着巨大挑战。从另一个角度来看，各种理念、价值观、品位和流行时尚也是全球化大军中的一员。还有就是文化，虽然不能说地域性已经完全消失，但是至少已经部分实现了全球化，有些人会被说成“麦当劳居民”，但是世界并未因此大同，也有人反对文化的全球化，比如Lady Gaga 在雅加达举办的音乐会被迫取消，因为那里还无法接纳这种文化风格，或者说这种文化风格无法融入当地。在瑞士是不可以修建清真寺尖塔的，印度尼西亚禁止国际流行歌星进行表演。包容也在逐渐变成全球化的品质，只是发展脚步稍缓。恐怖主义和犯罪也是一样。

这一次，我们应该避免走极端，很多人都表现出了这种趋势。毕竟，传统意义上以国家为单位的经济发展，无论是国家边界还是区域分割，现在已经不像之前那么明显。但是，美国只有1% 的企业在发展国外业务，对别国市场进行研究的人只有2%，世界范围内在非出生国家居住的人只有3%，在标准普尔500 指数名单上的公司中担任总经理的外国人不超过7%，国外投资占投资总数的9%，股票交易市场中只有20% 的投资者来自国外，跨国互联网访问也仅有20%（我的Facebook 地址是www.facebook.com/kolodko，其中22% 的粉丝来自波兰以外的其他50 多个国家）。

从经济上来讲，全球化是自由民主化的自发历史进程，同时伴随着商品、劳资市场一体化的成长（尽管后者的发展因为受到限制，有些迟缓），抛开最近施行的隔离政策不说，从一定程度上来讲，实质意义上的全球市场正在形成。这是一个比人的生命还要长久的历史进程。这个过程是自发的，甚至可以说是无序的，因为谁也无法做出计划或进行控制。这个宏大的历史进程带来了市场全球化，且这一过程是不可逆的，国家和地区相互交融。有人可能会说，从某种程度上来讲，其他地方已经发生的事情和带来的结果会对这里发生的事情产生影响。

全球化是一个实时的持续的动态系统，这一系统的运行不会间断，既会带来收益也会带来负面产物。因此，当对全球化进行评判时，应该着眼于多重结果，以长远的目光均衡地看待问题。如果平衡后的结果是积极的，对经济、社会和环境的可持续发展有利，就应该推动全球化进程，以此塑造更美好的明天。

一些还算靠谱的预测从动态经济学的角度出发，对某些特定的相互关系进行了阐述。其中指出，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之下，共同的语言能让营业额提升42% ；如果指定的国家属于同一个贸易区，能提升47% ；如果货币通用，会提升114%，奇妙的是，如果有相同的殖民历史，会提高188%9。这些预测者通常是先推理一个假设，再进行“证明”，即便这种推测含有很大的水分，但是总的来说还是有一定价值的。对外贸易、国际汇兑、经济一体化、政策协调，这些都是促成经济扩张的重要因素。

金融全球化是促进经济增长的另一个重要因素。如果金融领域无法实现全球化，落后于富裕国家的地区就无法发生巨大的变化，最终融入全球市场。金融市场的全球化，在特定的环境下，会让贸易往来和投资项目更加容易，反之则是不可能实现的。我所说的“在特定的环境下” 其实是指这也是一把双刃剑，从相反的角度看，也会带来毁灭性的打击。很多国家都品尝过金融全球化带来的恶果，不健康的资本流出，国内和国际金融市场缺少适当的监管，都会引发灾难性的后果。

与金融部门关系密切的特殊利益集团对银行施加压力，使得投机性交易不断增加。如果银行破产，其他部门和整体国民经济都会受到牵连，由此可见交易规模的庞大程度。而这一切，最终会导致虚拟金融经济与真正重要的实体经济渐行渐远。投机取巧的商人或剥夺或控制了大部分实业家的资本10。他们通过投机获得丰厚的利润，从本质上来讲，这些投机商人是通过再分配制度占有他人创造的价值，而自身并不创造价值。有人将这种病态的市场经济称之为赌场资本主义11，也有人称之为经济金融化12。因此，放宽金融管制和金融自由化的底线在哪里，仍然是有待解决的经济学难题。

尽管如此，全球的整体状况还是相对平衡的。如果我们把世界分为两部分，一部分是拥有约10 亿人口的发达国家，占据了全球产值的一半左右；另一部分是人口约占全球总数6/7 的发展中国家，总体产值和发达国家相当，通过研究它们的发展轨迹不难发现，经济的多样化发展主要发生在2008—2013 年经济危机发生之前的二三十年间。属于“新兴市场”的国家更是如此。金融危机时期，增长速度差异进一步拉大，富裕国家的劣势更加明显。

通过进一步比较分析，我们可以将欠发达的经济体分为全球化程度较深和全球化程度较浅的国家。分析结论由外贸成交额占GDP 的比例和资本流动的规模构成，也就是从相关国家或地区吸收资金以及用自己的盈余资金进行投资的规模。从这个角度来看，以传统方式计算，20世纪90 年代以及21 世纪前十年，较少参与广义全球交易的欠发达国家，经济发展特点是低增长甚至完全停滞，而富裕国家在1990—2007 年间，国内生产总值年均增长了2% 以上。与此同时，全球化程度较深的另一组，即发展中国家，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高达5%，是发达国家的两倍多。也就是说，在全球化的过程中，不发达经济体走向了两个极端：全球化程度较深的发展中国家在逐渐拉近自己与发达国家之间的距离，而那些全球化程度较浅的国家却越来越落后。

因此，“第二”和“第三”世界国家的收入水平开始渐行渐远。加纳和韩国是最具代表性的两个国家，半个世纪前，两国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差不多，都很低，如今韩国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是加纳的10 倍。我们可以说，这只是两个小国，没什么大不了的。那我们就说说两个大国，无论是国土面积还是地缘关系都与加纳和韩国完全不同。1990年，苏联已经摇摇欲坠，俄罗斯作为苏联共同体中最重要的国家，产值是中国的3 倍。中苏分道扬镳后，经过20 年的全球化发展，如今中国的产值已经是俄罗斯的近5 倍之多。当然了，除了全球化的发展方向以外，还有很多因素共同作用才促成了如今的结果，尤其是体制改革，这归功于包括全球化在内的很多因素，尤其是系统改革的不同方向，但绝不能因此低估全球化的重要性。

补充一点，由于相关国家的人口平均每年增长超过2%，有时甚至能达到3%，而国内生产总值停滞不前，也就意味着人均收入在下降。按照这个道理分析，即便是高速发展的经济体人均产出的增长水平也应该是呈下降趋势的，下降幅度在0.5%～2.5% 之间。与此同时，发达国家的人口增长率却在急剧下降，已经低于1%。除了北美、澳大利亚和新西兰，很多国家和地区的人口已经不再增长甚至出现了负增长。目前，低出生率和人口老龄化是发达国家的人口特点，在这种情况下，如果人口增加，肯定不是由于自然繁殖，而是移民的增加。欧盟国家以及日本尤其如此，日本拥有永久居留和长期居留的移民数量相对较少。如果事态继续朝极端化的方向发展，甚至可能出现这种情况：经济虽然停滞不前，但是由于人口的减少，人均资本收益反而会增加。2009—2012年间，日本就出现了这种情况，虽然经济零增长，人口却略有下降。2012年，已经如预期的一样，死亡人口超过了出生人口。

与之相反的是，另一些经济体的发展方向却并不清晰。全球化的巨大浪潮影响着一代人的发展，那些蒸蒸日上的国家如何才能有效利用国际贸易获得收益？如何吸引国外资本，将之投入到本国经济建设当中呢？如今，投资是新技术转移和管理质量提高的主要手段，投资活动显著缩小了引资国家与富裕国家之间的差距。换句话说，在全球化的过程中，这些国家已经逐步赶超发达国家。可惜，无法利用全球化增加自身优势的国家，仍然不在少数，它们与高度全球化的国家之间的差距只会越来越大。

给大家举个最显著的例子，同样是国土面积大、人口数量多的国家，中国取得了巨大成就，刚果民主共和国却依然是最落后的国家之一13。这两个国家走上了完全不同的两条路，除了整体环境不同，很多偶然事件也会影响经济的走向。合理利用宝贵的自然资源，免遭“资源陷阱”的诅咒，这是一个国家发展过程中可以借助的优势。种族冲突和自然灾害，则会给国家的发展造成严重的负面影响。

因此，总的来说全球化会带来强劲的经济发展动力，主要是因为：

（1）国际贸易引发规模经济，也就是说，出口贸易会增加企业的生产规模，从而降低单位成本；

（2）相较于封闭的经济活动，能更有效地分配人力和资本；

（3）员工可以在参与全球贸易的过程中相互学习，提高自身技能。

这一切听起来似乎是水到渠成的事，实则不然，并非每个人都能从经济全球化的浪潮中获利。这里有很多需要注意的问题，比如待遇不公的问题。在全球化带来的新经济环境下，如何运用经济学知识为己谋利，这也是应该注意的问题。注意，这是关于什么取决于什么的经济知识运用，以及如何在新的经济条件下带来全球化。未来也是如此，并非人人都能从交易中获得好处，但是全球经济一定会快速增长，这是可以肯定的。那么，这其中有哪些决定性因素呢？为了在经济快速增长的过程中抓住有利条件为己所用，而不是被人利用，我们应该怎么做呢？

综合竞争力决定了一切。企业家、行业、国家经济、集团公司，能依赖的唯有自身的竞争力。那么，决定竞争力强弱的到底是哪些因素呢？竞争力主要取决于技术、人力资本的质量和管理质量、销售技能。但是政府的服务质量也不能忽略，政府向公众和企业家提供标准化的公共服务。如今，私营企业要参与全球市场的竞争，因此一定要扩展自己的羽翼。政府制定的制度和规范、标准和各种条例都会影响企业的竞争力。除此之外，硬件经济基础设施也是决定竞争力的重要因素。例如，如果我们将英国公司迁至尼日利亚，继续使用原英国公司的技术、管理理念和员工，但是公司的整体效率会因为缺乏基础设施，再加上受当地经济体制的影响而急剧下降。也就是说，民营企业的技术实力、政府的政策和法规决定了竞争力的强弱，无论是对于市场还是政府而言都是如此。

无论是曾经的日本和韩国，还是如今的中国和巴西，德国和法国也是一样，如果政府不积极参与，任何国家永远都不可能拥有比其他经济体更强的竞争优势。但是政府发挥的作用却不尽相同。在亚洲国家，政府主要是提供产业政策支持；在欧洲国家，政府通常会借助法规支持创新和技术发展。但是，无论政府的侧重点是什么，这些国家之所以能取得如今的成就，都与政府在教育、基础设施建设和重要研发项目上给予的强大资金支持是分不开的，当然了，公众提供的资助也功不可没。未来也是一样。

全球化是这些成功典范的助推器。在当今世界，采取贸易保护的封闭经济体，不可能出现长期快速增长的情况。朝鲜和韩国在这方面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朝鲜经济自我封闭，按照购买力平价推算，人均GDP 只有1 800 美元；韩国实行自由经济，人均GDP 超过33 000 美元。如果这个数据是准确的，也就是说，没有竞争的封闭经济体人均国民收入仅是充满竞争的开放经济体的5%～6%。

值得一提的是，英国杰出的经济学家琼·罗宾逊，在朝鲜和韩国未来局势的问题上，做出了错误的分析。鉴于过去的现实情况（在1950 年和1953 年朝鲜战争结束后的重建期间，重工业主要分布在朝鲜）以及当时的局面（据估计，1975年朝鲜人均GDP 仍高于韩国14），她宣称：“很明显，朝鲜迟早会将韩国纳入社会主义，最终实现国家统一。”15不难发现，在1977 年的时候，包括剑桥大学学者在内的很多学者都坚信社会主义更具优越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