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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世纪六十年代，一个号称“天灾人祸”的时代。如果有人去查一下那个时代河南饿殍遍野、人吃人的资料，一定会不寒而栗。那样一个靠工分养活人的时代，并不适合张伯这样一个一看就不是壮劳动力的人。他头脑灵活，有一肚子生意经，总想搞点资本主义的小买卖，拖一下社会主义的尾巴，所以，他必定会到处受到批斗。

终于，在一个大家努力劳作的下午，他消失了，一消失便是四年。

准确地说，他的身份是一个犯人，是一个流窜犯，一个要受到政治教育、不能污染大家的人。他没有钱，就算有钱也不能住招待所，即使住也要有单位的介绍信，而他根本没有。幸好当时没有网络，否则，他不可能在中国的神州大地上流窜四年之久。

不用想，这四年，与其说他在流浪，不如说他在进行一场冒险，一场逃离，逃离那个不属于他的地方，也逃离那个不属于他的时代。

他一个人从河南搭汽车、拖拉机，扒火车，赶牛车，走路。你无法想象他遭的是什么罪，在某个饥寒交迫的晚上是不是就会死去，在某次逃亡中是不是就会悄无声息地离开这个世界。

他一路给别人干活，那时候不流行打工这种说法，所以有没有工钱一般要看主人家的好意，有善心的就随意施舍他一些，有时或许只是赏他一碗饭吃，但更多的是连一饭碗都施舍不了。那时，全国上下都在经受着饥饿，谁还会有多余的饭食给一个身份不明的陌生人呢？一路哀鸿遍野，随时都会上演人与人的原始狩猎，他又经历着怎样的生死夺命？他又一路上吃什么？

没人能够想象。

他居无定所，那是因为，他是一个没有家的人，他也注定不能落地生根，因为那样他会被查户口。就这么折腾几年，他竟然就一路流窜了中国的十几个省份，走了大半个中国。

当所有人都忘了他，以为他死了，却从没人想到为他开葬礼的时候，他奇迹般地又回来了。确切地说，其实，他早已是个死人，无关大家的人。

也许是因为累了，他不想这么折腾了，也许是他不小心，总之是被查出来了，于是就被遣回原籍，当然没少了伤筋动骨的教育。

当年那些辛勤劳作的人饿死了不少，可他这个流窜犯竟然还活着，貌似在外边日子过得还不错，脸色只比公社的几个干部差了些。

一场热闹没多久就散了，大家都刻意疏远他，不去提及这件事。慢慢的，已经没有人会记得曾经有流浪了大半个中国，竟然生活在这个遥远闭塞的小山村。而这里的人，很少知道县城是什么样子，以为世界上最厉害的国家是中国，最大的城市是北京。

5

一晃五十年，那段时代历史的真相，直到今日才逐渐被揭开，被人们知晓。而他跟那段时代历史的逃离，也注定要到五十年后的今天才能跟人说起。这或许就是宿命的安排。

当说起他五十年前的经历时，他兴奋的表情让我至今难忘。

我问他：“那为什么八十年代的时候不出去呢？要是那时再出去的话，估计你就发财了。”

他嘴角浮起一丝微笑：“改革开放传到这里都九十年代了，那时候都五十多岁了，想出去也经不起折腾了。”

看着他的笑，其实，我想更多的是无奈吧。又能怪什么呢？我们都是时代的产物，而时代的命运向来容不得人去颠覆。如果真的要怪的话，那真不能怪社会，只能怪他早生了二十年吧。要不然，凭他的本事和精神，说不定早已经是身价几千万甚至上亿的富翁了。

这只是在农村茶余饭后的一场闲聊，我甚至没想到他会成为我故事中的主角，太多的细节我没有问，他也没有说。我们都明白，一场孤寂在历史和个人身上上演，再多的言语都会逐渐被时光掩埋，最后剩下的只有无言的沉默和孤寂。

随后，他又恢复了平常的模样，仿佛这件事从未发生过。

我在想，他是不是也想过，那几年他才是真正地活着，虽然他是为了生存而流浪。

我问他：“你最自豪的是什么？”

他说：“我从来没有伸手向别人乞讨。”

那眼神刚毅有力，不容一丝虚假。

或许下次再回去，他可能也不在了吧。虽然身体还不错，可村子里七十岁以上的老人不多了，也没人愿意再去那个茅草屋和他聊天了。

没有人知道他怎么想，也没有人见过他的悲伤。

6

当我再去看他那个茅草屋时，它彷佛是存活于历史上的一个大大的讽刺，抑或是跟人的命运开的一个玩笑。历史的天空下，时代的背景中，人的命运又能如何处置呢？错失时代命运的人，留下的也只能是一个浅浅的脚印，一个疮疤，一声孤寂的叹息。但你又能去计较什么？

在不可把捉的尘世的运命中，我们无需去管无情的背弃，无需去管苦痛的创痕，只要维持一炷香，在长夜的孤灯下，从陋室中散发出来，也就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