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谦，字恭祖，扬州丹阳（今安徽宣城）人，生于公元132年，是东汉末年的老一辈军阀，曾任幽州刺史。

中平五年（188年）冬十月，青州、徐州一带的黄巾余党闹得很凶，陶谦被中央政府调任为徐州刺史。上任后他很快就将黄巾军赶出了徐州，后来升任徐州牧。

陶谦其人在史书中的记载褒贬不一，甚至截然相反，乍看起来就如同人格分裂，或者是八竿子打不到一块儿的两个人。到底哪一个才是历史上真正的陶谦呢？上千年来真伪难辨，谬种流传。

根据陈寿《三国志》及采用《三国志》内容的《后汉书》记载，陶谦亲近小人，疏远君子，甚至还曾联合自称“天子”的反贼阙宣（这个问题很严重），徐州之乱，实际上是他埋下的祸根。

但根据《三国志》注文，裴松之引用的《吴书》记载，陶谦“性刚直，有大节”，算得上是一个难得的好干部。

那么，为什么陶谦在史料中的形象会有天壤之别？

这一切源于一个人的意外死亡，这个人就是曹操他爹、大太监曹腾之子（当然是养子）、当过皇帝（由他的孙子曹丕给他追认）的曹嵩。

以上几部史书关于陶谦的记载，疑点最大的事件是曹嵩之死：《三国志•武帝（曹操）纪》《后汉书•曹腾传》《后汉书•应劭传》都记载曹嵩被杀，是由陶谦指使部将干的，由此判断谋杀曹嵩的元凶就是陶谦。而《后汉书•陶谦传》《吴书》则记载是陶谦的部下贪图钱财，擅自袭杀了曹嵩，实际上陶谦并不知情。《三国志•陶谦传》甚至对这一事件避而不谈。

如此褒贬不一，如此相差甚远，如此讳莫如深，当然不只是史书作者不了解事情真相那么简单，背后真正的原因是史书作者的立场问题。

在分析陶谦的历史形象之前，先说点题外话。可能大伙跟我一样，有类似的亲身体验：随着我们读的书越来越多，有时候就会发现，同一个人同一件事在不同的史料中的记载出入很大，甚至截然相反。遇到这种情况的时候，我们究竟应该相信哪一种说法呢？或者干脆就认为历史是不可知的，将书扔到一边，放弃了对真相的寻找呢？

我的看法是，历史是可知的，虽然找出历史真相确实比较困难，但真相确实是客观存在着的，而且众多的说法之中有且只有一个是真相。只要我们有了正确分析史料的方法，那么我们就有了一双找出真相、明辨是非的慧眼，这对我们读古代史甚至当代史以及其他书籍，都会有很大的帮助。

所以在这本书中，我除了依据史料写出关于三国、关于刘备的一些历史故事之外，也想把我分析历史的一些方法和心得介绍给大家，当然我也不能保证我的分析就是完全正确的。如果你自己已经有了屡试不爽的分析方法，那么恭喜你，可以直接跳过这一段。

真假陶谦这件事，就可以作为我们分析历史的实战演习。

既然几种史料互相矛盾，就说明至少有一种史料是错误的，也就是说在你眼皮子底下有人公然造假了。那么造假的人是谁呢？造假的目的又是什么呢？我们不能放过任何一个坏人，要把造假的人揪出来。

首先可以确定，史书编著者是最大的造假嫌疑人。

所有史书，其实都有编著者的倾向、立场在其中，尤其是官方修史比私人著书的政治倾向更加明显。比如唐朝官方史书一定会说李世民被逼无奈才发动玄武门政变杀死亲兄弟逼退老父亲，清朝修的《明史》则一定会向崇祯皇帝身上泼脏水。这是为了达到政治目的惯用的一种手段，绵延几千年，流传到今天。

《三国志》当然也不例外。《三国志》虽然属于私人著书，但作为晋朝政府认可的史书，《三国志》只能以晋朝承袭的曹魏为正统，视蜀汉、孙吴为僭伪政权，因此书中自然也免不了有一些对曹魏集团领导人的褒美之辞。另外，陈寿写《三国志》时，已有曹魏王沈所写的《魏书》，关于曹魏的许多史料即来源于此。如果《三国志》中关于陶谦的内容也是沿袭《魏书》的话，那么王沈造假向陶谦身上泼脏水的动机就更加明显了。

其次需要讨论的问题是，造假的目的是什么？

从宏观上来说，官修史书或官方认可的史书，造假的目的肯定是为统治者拔高形象，给统治者脸上贴金。比如说刘邦是他妈与天神发生外遇的结晶，朱元璋生下来红光满屋等。

但从微观上来说，具体到某一件事的造假，肯定有直接的目的，不然为什么偏偏要给这件事注水呢？比如说刘邦是他妈与天神发生外遇的结晶、朱元璋生下来红光满屋，就是为了告诉你，他们两人都是天生不凡，和咱们普通人不一样。

前面说过，关于陶谦的内容，史书记载最可疑之处在于曹嵩之死。有句话说欲盖弥彰，越是遮遮掩掩的地方，越是见不得光的，所以曹嵩之死就是我们找出真相的最佳突破口。

曹嵩之死影响很大，最直接的后果是导致曹操在徐州屠城，这是曹操人生的一大污点。因此，可以断定造假的直接目的就是为曹操开脱屠杀徐州百姓的责任。但徐州屠城是人尽皆知的史实，瞒是瞒不住的，怎么办？那就只好发挥主观能动性找出正当的理由了。于是，《三国志》或者说《魏书》为了找出一个合理的借口，就将曹嵩之死的责任推到陶谦头上，以便使曹操“师出有名”。

黄仁宇先生在《万历十五年》中强调，我国的传统是道德高于一切，以道德代替法律，因此许多残酷的事，如果以道德的名义去施行，就能相对合理。比如曹操在徐州屠城，如果说是为父报仇，就可以得到很多脑残粉的同情。《后汉书•应劭传》甚至将曹嵩被杀的时间，放到曹操第一次攻打徐州之后，似乎这样也就一并解答了陶谦为什么要杀曹嵩的问题——陶谦被曹操打了一顿，想报仇雪恨，杀不了曹操就杀了曹操他爹。

因为有这一层深意，所以《三国志》与《后汉书》中关于陶谦和曹嵩之死的记载，可信度并不高，反倒是孙吴官方修的《吴书》旁观者清。孙吴政权与陶谦没有多少直接利益冲突，早年孙坚与陶谦虽然结成联盟都站在袁术阵营，但后来到孙策时期，孙策又与陶谦翻脸。因此，《吴书》也没有为了褒美陶谦而歪曲事实的必要，相对来说记载更为真实可信。

再次，只要是造假，就一定有破绽，只要我们细心观察、认真分析，是可以找出造假的证据的。

《三国志》和《后汉书》的《陶谦传》都有相似的自相矛盾之处，是刻意向陶谦身上泼脏水的直接证据。

这些自相矛盾之处，都是为了说明陶谦如何如何亲近小人、疏远君子。其中最为滑稽的一条是，陶谦疏远名士琊邪人赵昱，所以就举荐他为茂才，让他做了广陵太守（广陵太守琊邪赵昱，徐方名士也，以忠直见疏）。

我们可以想一想，陶谦把整个徐州一年只有一个的茂才名额给了赵昱，还让赵昱担任广陵太守这样重要的高级地方长官，能算是疏远君子吗？如果算是，那么后来曹操让陈登担任广陵太守，难道也是疏远君子？在徐州任上，陶谦前后选拔了陈登、麋竺等人作为高级官员，陈登、麋竺是世人公认也是《三国志》作者承认的正直君子，这是重用君子，还是疏远君子？

识人是一门高深的学问，好领导也难免会有看走眼的时候，我们不能因为一个领导用了几个小人就简单否定他的为人。

比如说，即使陶谦用了笮融、曹宏等几个小人，也只能说他既用了君子也用了小人，有失察之过，并不能证明他专门亲近和重用小人。《三国志》和《后汉书》只记载陶谦用了小人，不记载他同时也用了君子，很明显是选择性失明。

除了当事人的证词自相矛盾之外，我们还可以听听旁观者的意见。旁观者就是当时的人民群众，虽然他们已经不能开口陈述证词了，但我们可以从他们生前的所作所为看出他们的意见。他们的所作所为很重要的一点是，从遭受战乱的其他地方拖家带口来到徐州过日子（流民多归之）。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如果陶谦不是个好干部，徐州治理得不好，那么为什么群众偏偏要从大老远的动乱地方跑到徐州避难，这不是饮鸩止渴，只求速死吗？

这样综合分析，相信历史真相已经离我们不远了。

根据对史料的筛选分析，我们可以还原一下曹嵩之死的真相：

罪魁祸首叫张闿，是陶谦手下的一个中级军官（都尉）。有一天，张闿同志无比激动地见到了钱。按理说张闿是国家中级干部，工资水平不低，见到一点钱也没有什么好激动的，令张闿激动的是钱的数量——足足装有一百多辆大车！

张闿活了这么多年，从来没见过这么多钱，他在心里大致估算了一下，别说一辈子就是十辈子也赚不了一车，何况眼前有一百多车，那够多少辈子赚的？张闿数学不好算不清楚，他只知道心里痒痒得难受。虽然那钱是有主的，但张闿最终禁不起诱惑，不管三七二十一，带领手下的士兵们制造了东汉末年一桩骇人听闻的杀人抢劫案。之后，张闿带着赃物跑到淮南逍遥去了。

这是人为财死、钱能害身的一个鲜明例证。

张闿逍遥去了，他的领导陶谦却逍遥不起来，而是大祸临头了。

因为受害人不是一般人，是曹操他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