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套在枪没有鸣响，炮没有轰隆，和平解放了。
    傅作义和平起义的第二天，消息传到了米仓县，大街上风平浪静，商家照常营业，铁匠们的烘炉风箱火苗呼呼作响。
       农民们照常种地，学生娃娃上课不误。
       原来，共产党地下工作者，早已是钻入了铁扇公主的肚子里，各个部门都有，连警察局和政府都有。
    一个晚上功夫，政府部门，警察局，学校，工商业，邮电局等要害部门全部姓了共。
    新政府宣布：没有血债，出生贫下中农的一般工作人员，要求留下，共同建设新中国。如果想回家种地，发给路费，生活费让回家。
    对人民有血债的，当官的，出生地主富农的全部办学习班，该判刑的判刑，该杀头杀头，没有问题的教育后放回原地接受改造。
    刘云海和刘玉海属于没有问题的，一听说让回家种地，和绝大多数警员一样回家去种地了。
    从穿上警服到脱下警服，没零没整一年零八个月。在这期间，玉海是打杂的，云海是放马的。
    就因为这一身警服，弟兄俩俯首低头了多半辈子，儿孙们受牵连几十年。
    弟兄俩的选择是对的，留下工作的，在历次政治运动中，大多数被戴上了历史反革命等帽子，开除公职，下放到农村改造。
    土改工作队进了村，首先是访贫问苦，组建乡村农民协会。
    在本村培养出干部的配合下，首先了解全村的基本情况，深入到群众中去，访问贫下中农的生产和生活情况，宣传党的土改政策，进行阶级教育，从中发现积极分子，提高他们的阶级觉悟，为组建农民协会做好思想上和组织上的准备。经过一段时间的思想发动和组织酝酿，通过民主选举成立了乡农民协会，它是改革土地制度的合法执行机关。
    然后进行谁养活谁的教育，贫下中农为什么这样穷，挖穷根，进行诉苦教育。一般先由村开始，然后发展成全乡诉苦大会。
    通过培养“苦主”，典型引路，由他（她）带头回忆过去受地主的剥削压迫，过着牛马都不如的生活，有的甚至家破人亡，颠沛流离，从而激发阶级仇恨，要求废除地主阶级封建剥削的土地制度，实行土地改革，没收地主的土地、耕畜、农具、多余的粮食及其在农村中多余的房屋。从而使他们消除顾虑，敢于站起来同地主面对面斗争。
    很快，根据党的政策每个乡村均以农户为单位，按口、土地、劳动力、生活来源和生活状况综合评定，便能基本上计算出这一户有无剥削还是被剥削，及剥削和受剥削的分量。再召开乡村农民大会、农民代表会，在乡人民政府领导下采取自报公议、民主评定的办法划定成分。
    土改工作很快掀起了高潮。那时候，贫下中农翻身做了主人，一个个扬眉吐气。
     特别是恶霸地主，手里逼迫死人，强男霸女的，只要民愤大，老百姓呼声大，要求枪毙的，工作队长就能在斗争大会上宣布死刑，执行枪决。
      那个时候，有许多不够死刑的地主，被枪决了不少。第二年，国家专门发布了文件，判处死刑要经过地区法院批准。
      这是一件真实的事情。有二个地主要在第二天中午开斗争大会，执行枪决。根据新的文件精神，其中一个不能执行枪决。米仓县政府立即派公安人员去火速通知，人命关天呀。二个公安人员快马加鞭，飞一样朝不能枪决的那一个地主所在村里跑。正好过一个大沙窝，谁知道一阵黑风，刮起了沙尘暴，对面看不见人。马打着响鼻，不肯前行，只好弃马跑步前去。由于被风眯住了眼，辨不清东南西北。为了救人，临时决定二个人分别朝二个方向跑去，只要看见开斗争大会，就去宣布不准枪毙的命令。
      一个公安跑得快，发现一群人正押解着一个地主，背后插着亡命旗，俩边被公安人员架着跑。他立即冲上前去，宣布了不准枪毙的命令，这个地主活下一条命，被解押会县监狱。通过复审，是那个应该枪毙的。很快，又有了更新的文件，死刑由省人民法院批准，报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批准才能执行。
    这个地主本来也不够枪毙的罪，判了三年的有期徒刑，后来回到当地生产队劳动改造。
    那一个正是不该执行死刑的，紧跑快赶，还是慢了一步，眼看到刑场，这个公安人员大声呼喊，鸣枪告知，还是晚了一二分钟，枪声响了，人倒在了沙滩上。
    刘青山家近三年有了牛，还有二十多亩地，没有雇工，没有剥削人民，自产自足，订了个中农成分。
    村子里定好了成分，贫下中农分到了土地，牛羊，农具和地主的浮财，革命积极性非常高。
     可惜，恶霸地主张白发潜逃，躲过了被枪毙一劫。
    斗争完地主富农和反革命，开始审查有历史问题的人。
    玉海和云海虽然不是地主富农，可是因为当过国民党警察，是审查对象。尤其是玉海，当警察时年满十八岁，是成年人了，审查更严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