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报告)

我素来是不太相信算命的，其原因并不是因为什么信仰问题，而是基于一个简单的推理：如果算命先生具有推测未来事物的特异功能，为何不首先用于改变他们自身的命运。在我看来，算命先生们的境遇大都不太好，也没有“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的精神境界。

但天下事就是这样离奇，虽然我不相信算命，可是一生中却免不了遭遇算命，而有的算命纯属黑色幽默，有的算命则令人感到非常不可思议，与我通过一生学习建立起来的现代科学观念形成了巨大的冲突，至今仍然百思不得其解。

一

到南方工作以后，时常遇到一些算命的人，在街头、路边、码头和旅游景点，他们死死地缠住行人，许多美好的兴致都让他们给搅了，十分烦人。

后来我想出了一个屡试不爽的解脱之法：遇到那些死缠烂打非要让你算命的人，我就问他们是不是算得准？他们没有一个谦虚的，毫无例外都一律宣称料事如神，一算一个准。我说我先提一个问题，如果算准了，我让你算，如果算错了，那就不算了。这个提议显然是很公道的，他们一般都爽快地接受了。我的问题很简单，就是让他们算一下我今天会不会让他们算命。这个问题他们大都反应不过来，他若回答我，我会让他算命，我便说你怎么连这个事都算错了，我今天不会让你算命的；他若说我不会让他算命的，那我转身就走，留下他们在那里发呆。

大约是在1993年，陪我们单位来厦门开董事会的领导上鼓浪屿游玩，领导走累了，我们在海边的一个大礁石边休息，一个算命先生凑了上来，要给我们算命，说是能给我们带来好运。我要赶他走，领导问了一下价格，认为不属于“高消费”，做指示说反正是休息，不妨让他算一算。

算命先生先从我们的领导开始算命，张口就说他是大贵之人，从明年起，将官运亨通，大富大贵，基本上一年可以连升两级。按照这样的“进步”速度，用不了两年，算下来就是副部级干部了。我们那位领导虽然不敢把先生讲的话完全当真，但心情显然大为愉悦，连旅游的疲劳也消失了，当场痛快地拿出了20元钱给了算命先生。而我们先前是讲好了的，按市场价支付报酬，每算一人是10元。领导多出的10块钱说是发奖金。毕竟是当领导的，处理事情大度，看问题有高度。

领导乘兴鼓励算命先生说：“你算得好，给这位先生也算一算。”领导指了指我，让先生给我也算上一卦。

我的命有什么好算的？但领导有指示，也就只好花这10块钱了。

大凡算命先生都是一些善于察言观色的人，给我算时，他看到我一脸不以为然的神态，很警觉地先问我：“这位先生想算什么？”我回答：“升官是没有希望了，那就算算我什么时候能先富起来吧。”先生十分认真敬业地仔细地端详了我一会，然后用很肯定的语气宣布：“下个月你就能发财。”我问他：“你可以肯定？”他说：“当然可以肯定，就是下个月，错不了的。”

他从专业的角度给我作了详细的分析：在我的眉心有一股气现在已经到达了一个临界位置，这就是很明确的发财信息，非发不行，你就是想躲也躲不掉。

哇塞！我这人远未达到四大皆空的境界，听了这从未有过的天大“喜讯”非常开心，除了也痛痛快快地给他20块钱以外，还当场许诺：如果我下月真发了财，一定请他到鹭江宾馆顶楼喝早茶，并另有重谢。

算命先生走后，我们那位领导从政策的高度，严肃地对我说：“你付了算命的钱再重谢他是没有必要的，你发了财，那是因为你工作努力，平时学习抓的较紧，他有什么功劳？”想来也是这样，“军功章”里怎么能有算命先生的一半？我这人看来就是穷大方，想来如果发了财也是过路的。

这次算命后的第二个月，我从厦门被派到在北京出差，在京时接到同事的电话，告诉了我一个噩耗：小偷光顾了我们在长青路租的宿舍。我带到厦门来的一大一小两个箱子都被撬开了，钞票和一些稍微值钱的东西都被盗走，清点下来，我三个月的工资没有了，很苦。

我们那位被算命先生判定要官运亨通的领导，第二年由于种种原因退居了二线，由于承担投资决策失误的领导责任，每月只暂领250元的生活费，听候组织上调查处理。

过了不久，这位领导办了提前退休的手续。

有了这次的经历，我越发对算命不相信了。

二

2001年5月21日出版的《北京青年周刊》(第21期)刊登了一篇报道我国著名变性手术专家陈焕然博士的文章，其中有一段写道：“那一年陈博士在厦门做了六例(两例女变男，四例男变女)变性手术。出去逛街时，四个“美女”陪着，路人纷纷注目，以为他是超级大款。逛到凡天寺，陈博士身边的一个“美人”请一位老道看手相，那位老道看了一会，出言：“‘你半生为男，半生为女’。陈博士一惊……”

读到这里我知道记者的报道文章中有两处错误：其一，陈博士一行去的地方不叫“凡天寺”，而是厦门同安有名的“梵天寺”；其二，既然去寺庙，当然见到的是僧人，而不会是道人。

但文章中讲的事情，大体上是可信的，这位高僧可以肯定就是梵天寺的住持厚学法师。这位法师是厦门一位德高望重的高僧，原籍同安新店镇，18岁时出家鼓浪屿日光岩为沙弥，28岁至同安梵天寺，1952年起厚学法师任梵天寺住持。厚学法师在厦门、福州、台湾和东南亚一带声誉非常高，很多厦门人都可以讲出他的很多神奇的故事。特别是法师的看相算命，说是非常准确，当地人都奉若活神仙一般，信服得五体投地。

我到厦门后也听到了很多这方面的民间传说，什么某某人的血光之灾被法师十分准确地提前警告；什么东西遗失，百般搜寻皆不得，而法师略一定神便准确地指出了其下落；还有一些传说很富于故事性：某腐败官员率一众下属去到寺里游玩，也请法师算命看相，法师很肯定地对这官员说：“你有外遇。”这厮还想抵赖几句，没想到其下属对其腐败和丑陋早就看了一个明白，平日里敢怒不敢言，逮住这个机会非常开心地来了一个很放肆的哄堂大笑，那腐败分子的姘妇也是同一个单位的，那天也在场，众人心照不宣地一起哄，搞得这两个狗男女当场满头通红，狼狈不堪。

厚学法师类似于这样的故事还有很多，相信去过厦门的朋友都有所闻，而《北京青年周刊》报道的法师算出变性人一事，我是相信的，算是“小菜一碟”。

那几年为了筹集善款重修同安梵天寺，厚学法师不辞辛苦，奔走于海峡两岸和东南亚各地，还应邀作了不少法事，也给很多人算过命。法师替人算命或作法事一律不开价，也不讲价，你愿意付多少都行。付钱也不是给法师本人，而是交到庙里的财务部门，由他们出具统一的收款收据，执行了很严格的“收支两条线”，完全可以评“廉政”模范。

那时厦门一些大的房地产开发项目除了投保以外，在开工和封顶时都要请法师到场作法事，这种“双保险”的措施几乎都成了一个惯例。我们开发建设的永同昌大厦在开工前也曾经请过厚学法师来现场看风水，法师来到后说这个地方很好，会平平安安，但他很保留，应该是“实话实说”吧，始终没有告诉我们能不能赚到大钱。后来我们这座38层的大厦很顺利地建成了，不过因推出时正值房地产低潮时期，销售不怎么顺畅，到我离开项目时还有一些房子没有卖出去。

大厦封顶是在1995年10月，9月份我们的合作伙伴就开始张罗请厚学法师来主持封顶，作为工程技术人员，我对这类事情向来不感兴趣，暗自觉得多少有些可笑，但领导曾经有交代，叫作入乡随俗，多次叮嘱到了这边不可处处按国有企业的一套去做。另外考虑到许多台湾人和东南亚的华人信这个，搞点这些活动可能对销售会有好处，因而我在态度上还是比较积极配合的。但他们仍然不放心，经常提醒我不要讲错话，有些重要的活动也不通知我参与。对此我没有什么好说的，因为我在这方面的记录不是太好。

厦门第一名刹为与厦大相邻的南普陀寺，每逢菩萨生日和重大活动，许多厦门人都要去南普陀寺进香祈福。

我们的大厦开工之前，陈总和我们一众也去了南普陀寺上香。进庙以后，她买了一大把香，也给我分了一把，意思是让我代表合作方央企也给菩萨上一炷香。我当成工作任务接下了香，奇怪的事情发生了，别人手中的香点着后都冒着青烟，在我手里的香却成为熊熊烈火燃烧起来。我使劲地挥舞手中的香，希望它的明火能够熄灭，没想到的是它竟然着得更旺。我像是手握一只火炬在寺庙庭院里舞动，周围的人们被吸引过来看着这怪异的一幕。陈总发现了，她冲我大喝一声：“你在干什么？”我情急之下胡乱回答说：“我在寻找主管房地产的菩萨。”众人哄堂大笑，本来很虔诚严肃的氛围被我破坏了。之后凡是这类需要表情严肃的事情，能不劳驾我的，对方都不通知我了。

刚过国庆节，陈总就告诉我，已经和法师说好了，他要来主持大厦封顶仪式，还说法师算到了10月20日上午9点到12点是好时辰，天气也不错。我听了又想笑，不知法师是如何预测十多天以后的天气的，据我了解，虽然目前全球运算速度最快的计算机都已用于气象部门，但中长期天气预报到现在还是一个世界性的难题。

进入10月中旬以后，厦门的天气很糟糕，一直阴雨绵绵，一连好多天太阳根本就不打照面，工程施工受到了很大的影响。10月19日雨下得很大，到了晚上仍然没有看到老天爷有将大雨停下来的意思，很多人都担心第二天的封顶仪式如何举行。陈总看看雨云密布的天空，信心似乎也不是很大地说：“应该不会的吧，厚学法师一向算得都是很准的。”最后我们决定大厦封顶仪式按计划准备，如需变动到时候再说。

第二天早上，张总和陈总很早就起床，非常虔诚地沐浴更衣，给家里供奉的菩萨烧香上供。按照分工，大约八点钟时，陈总的哥哥道育开车到我家接上我一道去同安迎接法师。汽车驶过嘉禾路我们大厦工地时，我随意望了一眼，只见一束金色的阳光从我们大厦后面东边的密云中穿透而出，下了一夜的小雨不知什么时间停下来了，我心中嘎登一下，不由地暗暗称奇。

到了梵天寺我们直奔厚学法师的住处，小沙弥告诉我们，法师在作早课还没回来。因为是十来天以前约的时间了，我们担心法师忘记，就问小沙弥，法师今天有没有什么安排？小沙弥回答：“施主不用多虑，法师讲了，让我在此迎候你们，待法师回来，用过早点，便要随二位去岛内做法事。”

不一会，厚学法师回来了，他个头不高，体态健康，早听说他已经八十多岁了，但无论如何想不到仍不带丝毫老态，走路显得十分轻松飘逸。走近看，法师满面红光，双眼炯炯有神，眼珠清澈明亮。不由得让人对这位老者产生了一分敬意。

法师的早点很简单，一碗稀饭，一片烤馒头，一碟豆腐乳，一碟咸菜。我们静候法师用完早餐，餐后法师没有稍事休息立即动身。出门时法师在寺庙里的菩提树上摘了一个嫩枝插在随身带的净瓶里，说这是后来做法事要用到的，我心想这老人的心真细。

法师没有带随行人员，一个人便与我们上了车，出同安，经同集路进厦门岛。到了工地，施工现场条件有限，做法事需要上到100多米高的楼顶，上下只有施工电梯。施工电梯主要是用于搬运建筑材料的，非常简陋，运行时抖动很厉害，噪音非常大。大家担心八十多岁的法师能不能用这钟方式上到楼顶，法师说没有关系，似乎很有经验。我们护拥着法师乘施工电梯来到楼顶，上去后他果然神态自若，没有任何不适的反应。楼顶上边已经聚集了很多的人，有我们公司的，也有施工单位的，还有很多本地、台湾和新加坡的购楼客户，场面十分热闹，大家围着法师，充满了虔诚和敬仰。

做完法事以后，又是我和道育送护法师回同安梵天寺。在路上，正在开车的道育对坐在副驾位置上的法师说，法师你给我算算吧，想问问法师他什么时候可以发大财。法师似乎有点敷衍，泛泛地给道育讲了一番，大体上道育的命像是不错的，生意也会做得很好，但没有具体预测何时发大财。我听了后，感觉到这老人还不错，没有随意编造言语哄人。

突然间，我也想凑个趣，把手从后边伸了过去说：“法师请给我也算算吧。”法师没有转过脸来看我，只是仔细看了一下我的手，还用手指头在我手上轻轻摩了一下，然后叫了起来：“呵哟，太可惜了!你的学业没有完成，如果你的学业完成了，你这个人了不得！”我听到大吃一惊，倒不是惋惜没有做成什么大事，而是不明白法师是如何知道我学业没有完成的。我与他素不相识，也不可能有人事先把我的底细告诉了他，这种话怎么能讲得如此肯定？社会上的算命先生讲话都是模棱两可的。

接着法师又讲开了，说你这个人很聪明，你的笔很厉害。稍过了一会，他又补充说了我的个人经历和一些有关家庭经济状况和工作事业等方面的事情。法师的普通话讲得不是很好，我听得不是很清楚，但他讲的基本符合实际情况，而且他不用街头算命先生惯用的叙述方式，语言平和，但很肯定，很自信，我们家许多外人根本不知的事情从他口中随意道来，让人根本无法理解。到了最后，他出人意料地补充了一句：“你知道吗？你不是一支笔，你有两支笔？”

这话我就不明白了，也没有追问，一路上都在思索这两支笔是什么含义。

返回厦门的路上，道育问我，你想清楚了吗？为什么法师说你有两支笔？我说我还是不明白，道育说：“你文章写得好，我看过你的设计图也画得不错，难道不是两支笔吗？”我恍然大悟，惊讶万分。

当天下午，厦门又是大雨倾盆。

2002年读《厦门日报》，得知法师已经在9月25日圆寂，人世间又少了一位值得敬重的高人长者，心中怅然若失。

不久后陈慧瑛发表了长篇悼念文章，法师种种感人的事迹读罢让人嘘唏不已。

三

我还有一次算命的经历也是叫人称奇。

1996年秋天，我到新加坡，办完事后与新加坡朋友庆来和武诚开车去马来西亚游玩。我们先是在吉隆坡转了两天，从吉隆坡上了云顶，后来在马六甲附近的一个高尔夫球场别墅住了两天。返回新加坡的路上，过了马六甲不远，大概是中午12点左右，庆来突然把他的凌志车从大马的高速公路上转下来，说：“我带你去见一个奇人。”

我问：“什么人？”

庆来回答：“算命的。”

我笑起来了：“马来西亚人如何能把中国人的命算得准？”

庆来正色道：“这可不是一般的人，非常准。你算了就知道了。”

汽车东拐西拐进入了一个小村庄，眼前是一派典型的南洋风光，到处郁郁葱葱，鲜花盛开，一幢幢房舍掩映在油棕树下，椰子香蕉挂满了枝头。村里的房舍要么是独立式别墅，要么是并联式别墅，许多人的院子里停放着小卧车和小型卡车。村里的老百姓有马来人、印度人，也有华人。我们的车进入后，引起了人们的关注，不时有人与我们友好地挥手打招呼。

车子驶入一个大院子停下了，我打量了四周，感到怪怪的，一座马来风格的大房子门楣上书“关帝庙”三个大字，室内陈设不中不西，大厅正中位置上供奉了一尊关公的塑像，香火好像还很盛，但进门的左手边摆的是一张现代的大班桌和真皮面的转椅。

庙里空无一人，庆来看了看手表说：“得等一会，还没有上班。”我听了越发感到好笑：中国的菩萨到了外国也兴上下班了。

快到两点钟时，庙里开始有人走动。一辆新崭崭的宝马车直直开到大殿的空地停下，从车上款款走下来一位极标致的华人女郎和一个小男孩，女郎年龄约莫三十岁左右，容貌宛如明星，穿戴时尚，举止干练。小男孩最多只有十岁，是那种比较调皮的机灵鬼，他管女郎叫妈咪。

女郎下车后就进屋直接坐到了大班桌后面，开始“办公”。

庆来说：“快进去吧，红姑来了。”

哦，原来是等这么一位时髦美女来关公面前给我们算命，从来没有遇见过和听说过这种事情，我觉得未免太逗了一点。

第一个算的是武诚，红姑开口就讲：“你很花，你到哪里都有女人。”

武诚耳朵根发红了，还想抵赖几句，嘟嘟囔囔地说：“哪有这种事情？”

红姑以不容置疑的口气讲：“你有两个太太，其中只有一个是注了册的。”

武诚不承认：“怎么会有这样的事，这是不可能的。”

红姑依然坚定地继续往下说：“就是这样的！你一共有五个小孩。”

我在心里数了一下，武诚的两个老婆生的小孩加起来是四个，这个事红姑可算错了。过后武诚告诉我，红姑算的是对的，还有一个马来西亚的女人也给他生了一个小孩。

后来红姑警告武诚：“你要注意北边和西边的女人，她们是看上了你的钱，没得吃的了她们就会跑掉。”

武诚想来是明白的，但故意打了一个哈哈：“什么西边的女人，美国的吗？”

当时同安工厂的一个不怎么样的中国打工妹正在想方设法要和他搅在一起。有一天我们正在厦门新油酒店，听说她又来纠缠武诚，我下楼去把她臭骂了一顿。但最后我没能阻止她的不屈不挠的“痴心”，这个人后来成了武诚的“四奶”。武诚不听红姑的，我的一度如兄弟般的朋友关系就因此“报废”了。

庆来是每七年找红姑算一次命，这是第三次，据庆来讲，每次都算得非常准，“不服不行”。

这次算命时，红姑对他说：“你现在很好嘛，你有左膀右臂帮助你，你现在好轻松哦。”

她说的这个情况我知道，她算准了。当时庆来已经将公司的日常管理工作交给了他的一个弟弟和一个妹夫，整天满世界到处旅行打球。

红姑补充道：“你的事业要有你的亲子女接班才会兴旺。可惜了，你的子女都不会接你的班。”

庆来轻轻地叹了口气，转过身对我说：“红姑真是神了。”

我知道他的公司主要业务是修路，一度占了新加坡市场近30%的份额。我见过他的两个女儿，完全是西式做派，整天就计划着到澳洲去潜水，或者去巴黎买化妆品，去佛罗里达冲浪，哪是可以修路的人。但我知道他还有个儿子，那么儿子呢？

这个问题在我们后来过春节到他家时才得到答案，原来他的儿子因先天性小儿麻痹症而成为残疾人。

庆来讲有一次红姑算他42岁会有外遇，但他是在41岁遇到一个上海的下岗妹，以为红姑把时间算错了，后来才知道红姑没有算错，她用的中国人的老算法，算虚岁。

红姑让庆来远离外遇，庆来没有听红姑的，被“爱情”冲昏了头脑，他说那个上海女人太爱他了，她是来新加坡打工的，离开新加坡时给她许多钱都不要，说“就要庆来这个人”。

再后听说庆来到上海给那个下岗妹买了豪宅，家具考究，装修豪华，“连门把手都是从意大利进口的”。

轮到给我算命时，我已经不敢从心里嘲笑这位红姑了。

红姑说我这个人聪明，帮谁谁就会发财，武诚和庆来一听这话都连忙用手指着自己的鼻子。

我问红姑我自己会发财吗，红姑说我幼年时生活很苦，但到青年以后就好了，虽然说不上富，但一辈子不愁吃和穿。

她还说：“你挣那么多钱干啥，你看你的手，有多少财也留不住，都漏掉了。”

我看了看自己的手，和其他人差不多，没有看出什么问题。但往回一想，好像真是那么一回事。我历来是一个“穷大方”，只要钱到了我手里，一定不会让它长时间留下，必定与身边的亲朋好友分享。

她警告我，说我一辈子逢赌必输，还特意补充了一句：“包括炒股。”

这话我信，也算准了。我曾经是我们单位出了名的“拱猪”高手，比赛时曾经当过冠军，但只要是偶尔加上一点钱打牌，我往往就莫名其妙地输了。

我问红姑我什么时间能够自由，她说：“你本来就是自由的嘛。”然后又说：“明年你就更自由了。”

我当时的情况很特殊，远在南洋的这位红姑怎么会说得这样准？我心里很纳闷。

那时我被派到厦门工作，任务完成后正值国企改革，像我这年龄只干到这个级别的，按政策都是可以办提前“退休”的，但我打了几次“退休”报告，都没有批准。我无可奈何，无事可干，待遇照旧，整天游游荡荡。到第二年，我终于办好了提前“内退”的手续。

红姑还说我不久之后将经历一次大灾难，但不会有生命危险。我对红姑已经有些信服了，便急忙问了她一连串的问题：这个灾难具体发生在什么时间，是什么样的灾难，有没有办法化解。不知道什么原因，红姑用别的话支开了，没有解答我的疑问。

大约半年后，我与庆来和武诚从厦门去东山玩，我是其中一部车的驾驶员。我开车没有经过正规的培训，跟我的驾驶员学了半天就上路了，要命的是不知道没有ABS装置的汽车在刹车时会抱死轮毂。快到漳浦的一段路水泥路面破损很严重，我驾驶的车在紧急躲避路上的一个大坑时，转向在公路上留下了十来米长的刹车印，然后凭惯性从路上快速冲出翻到了低于路肩一米多的水稻田里。车子四轮朝天，人被安全带吊住居然毫发未伤。但是如果再往前出去两三米，车子就会冲到混凝土堤坝上，肯定会着火，因为我们狼狈不堪地从车里爬出来时，看见车上油箱里的汽油已经流出来了。

2006、08、2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