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7节 海上帝国扩张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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稳扎稳打的经营管理方式,使得包玉刚的海上事业顺风顺水,连战告捷,但他仍不满足,十余年银行工作的经验让他明白资金对一个商人、一个企业的重要性,要使自己的航运事业更为迅速地发展,单靠经营利润来买新船是不够的,一定要设法争取银行的贷款。
有一次,包玉刚得到一个用100万美元买一艘7200吨巨轮的机会,这时正好有一家日本航运公司急欲租用大型货轮。这可是个千载难逢的好机会,可是,100万美元,这么巨大的一笔资金,包玉刚根本无法一下子拿出来,于是,他决定“铤而走险”,采取“借鸡生蛋”的办法——向银行借贷!
可是这又谈何容易。虽然在资本主义社会,人人都可以向银行借钱做生意,但必须要有一个信誉良好、经济实力雄厚的人来做担保。找谁做这个担保人呢?包玉刚搜索枯肠,也找不到一个财雄势大且能为自己出面担保的人。忽然,他灵机一动:“找担保人的目的,无非就是银行怕你借了钱却没能力偿还,到时就要担保人来填补,其实银行看重的无非是‘钱’,而不是‘人’,如果我能够找到一样东西证明我有能力偿还这笔债务,那么,这样东西同样可以作为我的担保。对!找日本银行给我开一张信用状作担保!”
当时的银行业有一个不成文的规矩,就是避免投资于船运业、航空业和电影业这些风险巨大的行业。这个规矩在业内也被称为“黑书”。
包玉刚却不信这个邪,他想:既然是不成文的规矩,就说明还是有机可乘的,再说规矩不就是用来被打破的吗?只要我能够保证为我贷款的银行不但没有风险,而且还有利可图,那么,他们还有什么理由不给我贷款呢?
可是接下来还有个更为重要的问题,那就是找哪家银行贷款。当时香港有三家大银行:汇丰银行、渣打银行和有利银行,这三家银行实力雄厚,不分上下,形成三足鼎立的局面。经过一番权衡考量,包玉刚想到了早年搞进出口贸易时结交的朋友——香港汇丰银行信贷部经理桑达士。
包玉刚和桑达士的这次会晤,可谓是改变包玉刚命运的“历史性”会晤。之所以选择汇丰和桑达士,包玉刚当然有他自己的理由,桑达士不像乔治•马登那般傲慢无礼、财大气粗、咄咄逼人。他是一位典型的英国绅士,风度翩翩、举止优雅,而且能够比较客观地分析形势,对于开拓业务也不因循守旧。
而对于桑达士来说,虽然二人之前有过几次接触,每次的谈话也算投缘,可是桑达士最初并不是很瞧得起这位比他矮大半个头的中国商人,以西方人的眼光看来,包玉刚过于保守和审慎,他不喝酒,也不抽烟,不喜欢风月场所,甚至连最基本的“交际手段”——麻将和纸牌,他也从不沾边,在他身上,丝毫看不出会有什么惊世骇俗之举。然而随着接触次数的增多,包玉刚身上显露出的过人之处,不动声色但准确果断的处事作风,使桑达士觉得他简直如古老而神秘的中国一样难以捉摸。
两个人已经是“老相识”了,见面后,只是几句礼节性的寒暄,包玉刚便把话题直接切入主题。
听了包玉刚的论述,桑达士在心里盘算了一番:第一年的租金要75万美元,但是人工、燃料、损耗等费用加起来,也不是一个小数目,扣除这些,剩下的并不多,包玉刚要买这条船,起码得十年八年才归本,如果我借钱给他,那么,银行就得承担长期的风险。
包玉刚见桑达士低头沉吟不作声,面上却露出踌躇之色,便问道:“这个条件还不够?”
桑达士为难地说:“包先生,对于船运业,我们银行一向比较谨慎,银行贷款的规矩,包先生你也是清楚的。”
看来还是这个理由嘛!包玉刚心里有了底。其实,以包玉刚的聪明,又怎么会打无准备之仗呢?他接过桑达士的话说:“你需要我找一位可靠的担保人,对吧?”
桑达士点点头。包玉刚说:“如果有一家日本银行,愿意为我开一张LC(LetterofCredit银行信用状),汇丰是否就肯借钱给我?”
银行能开信用状,就证明租约保障没有问题。包玉刚如果能拿出一张LC不就和找到一个可靠的担保人一样吗?对于这点,桑达士心里明白得很,他也很清楚,包玉刚是那种不到黄河心不死的人,与其让他喋喋不休地“纠缠”下去,不如就先答应他,不过,他可不相信包玉刚能拿到日本银行的LC。日本人的精明,桑达士可是领教过的。
于是,桑达士十分爽快地说:“包先生,只要你拿来信用状,我可以马上给你贴现。”
包玉刚眼前一亮:“此话当真?”
“君无戏言!”桑达士得意洋洋地使用了一个他新学的中国成语。
一个君子协定就这样诞生了!令桑达士没想到的是,他的这句信口开河的“君无戏言”,竟把两人的事业送上顶峰。
包玉刚告别桑达士后,马上订了一张飞往日本的机票,当天就飞到了日本。不过,他的日本之行却不如与桑达士的会谈那般“容易”。刚下飞机,包玉刚径直去拜访了那家日本客户。
对方一张口就是一连串“叽里呱啦”的日语,包玉刚听的是一头雾水,十分后悔匆忙之中没有带一位翻译。不过,语言沟通上的困难是难不倒包玉刚的。想当年,包王刚小学毕业便只身前往汉口,在那里他不是很快就攻破了语言关吗?后来举家前往香港,他也仿佛到了一个陌生的世界,粤语不比外国话好懂,可他仍然很快就跨越了这道障碍。如今,面前的这个日本人,关乎环球公司的前途,包玉刚岂有退缩放弃之理?
因为之前和日本有过几笔生意往来,包玉刚专门请了一位日语教师,每周都上几个小时的课,从不间断,现在,他也可以粗略地听懂一些日语,只是对方的语速有点快,他还不是特别适应。于是,包玉刚使出了浑身解数,英语、日语交错使用,终于让对方明白了自己的用意,包玉刚这才长长地舒了一口气。
可是,向来以狡猾精明闻名的日本商人怎么会如此轻易地就答应包玉刚的请求呢?于是,对方只是表示明白,但并没有点头应允。
包玉刚是何等聪明,岂有不明白之理?对方无非想要自己再给予一些优惠条件。他索性豁出去了,当下保证,如果自己的船在海上出了事,他会把保险金赔偿全部都给对方,自己一分不留。任谁都知道大海变幻莫测、风浪无情,充满凶险,因此,海运保险保费十分昂贵,万一出了意外,投保人将得到一笔数量可观的赔偿金。对包玉刚来说,如果放弃这笔保险赔偿金,就意味着血本无归、倾家荡产。不过,既然他能许这个诺,也说明他的确是有诚意的,于是精明的日本客户考虑再三,终于答应带包玉刚去找他们的银行经理。三方进一步商议之后,最后,包玉刚终于如愿以偿,拿到那张帮助他踏上船王之路的银行信用状。
当包玉刚拿着那张银行信用状再次走进桑达士的办公室时,这位金发碧眼的英国绅士难以置信地睁大了眼睛。一个毫无背景、航运经验不算丰富的中国人,居然能在短短的几天里,拿到一张货真价实的由日本户银行开出来的信用状,这看来似乎是天方夜谭,然而,现在却真的变成了现实,惊讶之余,桑达士再次被这位中国商人的非凡能力所深深折服。
做银行的最讲“信”字,鉴于曾经立下过的“君子协定”,桑达士并没有食言,立即给包玉刚贷了款。不仅如此,他还从此确定了与包玉刚的长期合作关系,这次“空对空”的胜利,也为包玉刚未来的事业开创了新的局面。
而桑达士也因支持包玉刚搞船运,开创了银行涉足航运业的先河,并为汇丰带来了十分可观的利润,被提升为汇丰银行的总经理。两年后,桑达土更是与包玉刚携手合作,通过汇丰银行,投资环球船运,共同成立了“巴哈马世界海运股份有限公司”,其中汇丰银行股份占1/3。
从此以后,包玉刚、桑达士、汇丰三者之间便建立了无法割断的千丝万缕的联系,汇丰既然已参股到包玉刚的环球船运,势必不会让它垮台,而包玉刚凭借汇丰的雄厚财势,在航运界大展拳脚。他通过银行贷款,在二手货轮市场上大量购买船只,短短几年内,就拥有了40多艘巨型远洋货轮。从此,他的事业蒸蒸日上,资金也像滚雪球一样越滚越大。
包玉刚初涉航运界的时候,由于资金的关系,购置的都是一些旧货船,船龄也较长。就在包玉刚为旧船经常需要修理,给资金和经营管理造成不小的浪费和困难而烦恼不已的时候,恰逢日本政府着手复兴本国的造船业,国外企业向日本船厂订购船只,可享受低息货款。有此机遇,包玉刚当然不会错过,于是,他便以较少的资金,淘汰旧船,更换新船。1962年11月,包玉刚订购的16000吨的“东方樱花号”在日本船坞下水,标志着船队更旧换新的开始。
在此之后,汇丰银行又和包玉刚合作,成立了“环球船运投资有限公司”,而包玉刚在汇丰的地位也稳步上升。后来,包玉刚更是荣任汇丰银行的副董事长,成为了汇丰银行历史上首位华人董事,同时也是亚洲的第一人。
从1962年的第一艘新船下海开始,包玉刚船队里的新船90%以上都是由日本造船厂造的。1970年,航运业兴旺的时候,各国的船东都争相在日本造船。1971年,航运业市况不振时,船东们都不再惠顾日本船厂了,但包玉刚却在这时一连订了六艘巨型远洋货轮,总吨位超过150万吨。包玉刚也因此被日本的造船厂认作“最值得尊敬和最信任的主顾”,常常是要包玉刚“先把船开走,再慢慢付款”!
另外,包玉刚订造的新船85%都是租给日本的航运公司,而日本的航运公司也认为租用环球公司的船只租金最低廉,信誉最可靠,因此,他们更乐于租用包玉刚的船只,而不是自己买新船,这似乎也形成了一种不成文的默契。
1972年,包玉刚在百慕大组建了“环球国际金融有限公司”。公司的股东中有香港汇丰银行、日本兴业银行及环球航运集团,包玉刚出任董事会主席。他从此赢得了“东方奥纳西斯”的称誉。
在此后的岁月里,包玉刚不断地扩充着自己的海上“帝国”,到1980年,包玉刚的环球航运集团的船队已发展到200多艘超级巨轮,总载重吨位达2100万吨,而在世界上其他几位大船王中,卢维克和奥纳西斯的船队各自的总吨位也仅仅在500多万吨。由于包玉刚的贡献,使香港同期拥有的船只总吨位跃升为4500万吨,比英国全国所拥有的吨位还要多,并且超过希腊,成为仅次于美国的世界第二大航运中心。包玉刚也因此成为世界上拥有船只吨位最多的“超级船王”,被人们敬称为“海龙王”。就连闻名世界的“希腊船王”奥纳西斯也对包玉刚敬佩三分,他曾经十分诚恳地对包玉刚说:“尽管我搞船队比你早,但和你比起来,我只是一粒小小的花生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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