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已四十几岁，过去的老事情有许多使我不能忘记，而最使我不能忘记的是我的父亲和父亲劳作的样儿。他是农民，劳作是他的本分，唯有日夜的劳作，才使他感到他是活着的和活着的一些意义。

很小的时候--那当儿我只有几岁，或许是不到读书的那个年龄吧，便总如尾巴样随在父亲身后。父亲劳作的时候，我喜欢立在父亲身边，一边看父亲举镐弄锹的样子，一边去踩留在父亲身后或者身边他的影子。

这是多少、多少年前的事了--那时候各家都还有自留地，虽然还是社会主义的人民公社，土地公辖，但各家各户都还允许有那么一分几分的土地归你所有，任你耕种，任你劳作，与此同时，也还允许你在荒坡河滩上开出一片一片的小块荒地，种瓜栽豆，植树种菜，都是你自己的权益。我家的自留地在几里外一面山上的后坡，土地朝阳，但土质不好，全是褐黄的礓土，俚语说是料礓地，每一锨、每一镐插进土里，都要遇到无角无棱、不方不圆、无形无状的料礓石头。每年犁地，打破犁铧是常有的事。为了改造这地，父亲连续几个冬天都领着家人，顶着寒风，或冒着飞雪到自留地里刨刨翻翻，用镢头挖上一尺深浅，把那些礓石从土里翻捡出来，大块的和细小瘦长的，由我和二姐抱到田头，以备回家时担回家里，堆到房下，积少成多，到有一日翻盖房子时，垒地基或表砌山墙使用，块小或彻底寻找不出一点物形的，就挑到沟边，倒进沟底，任风吹雨淋对它的无用进行惩处。

父亲有一米七多的个头，这年月算不得高个儿，可几十年前，一米七多在乡村是少有的高个儿。那时候我看着他把镢头举过头顶， 刺儿对着天空，晴天时，那刺儿就似乎差一点儿钩着了半空中的日头，阴天时，那刺儿就实实在在钩着了半空的游云。因为一面山上，只有我们一家在翻地劳作，四处静得奇妙，我就听见了父亲的镢头钩断云丝那咯咯叭叭的白色响声。追着那种声音，就看见镢头在半空凝寂了片刻之后，一瞬间暴着力量往下落去，深深地插在了那坚硬的地里。而父亲那由直到弯的腰骨，这时会有一种柔韧的响声，像奔跑的汽车轧飞的沙粒样，从他那该洗的粗白布的衬衣下飞奔出来。父亲就这样一镢头一镢头刨着，一个个时辰在他的镢头下流失过去，一个冬日又一个冬日，被他刨碎又重新组合。每天清晨，往山坡上去时，父亲瘦高的身影显得挺拔而有力，到了日落西山，那身影就弯曲了许多。我已经清晰无误地觉察出来，初上山时父亲的腰骨，就是我们通常说的笔杆，一镢头一镢头刨着，到了午时，那腰杆儿便像一棵笔直的树上挂了一袋沉重的物件，树干还是立着，却明显有了弯样。待在那山上吃过带去的午饭，那树也就卸了吊着的物件，又重新努力着撑直起来，然而到了日过平南，那棵树也就彻底弯了，如挂了两袋、三袋沉重的物件，仿佛再也不会直了一样。可尽管这样，父亲还是一下一下有力地把镢头举在半空，用力地一下一下让镢头暴落在那块料礓地里，直到日头最终沉将下去。

我说：“爹，日头落了。”

爹把头举将起来，看着西边，却又问我：

“落了吗？”

我说：“你看--落了。”

每次我这样说完，父亲似乎还不信日头会落山一样，他要把目光盯着西边看上许久，待认定日头的确落了，黄昏的确来了，才最后把镢头狠命地往地上一刨，像作总结一样，翻起一大块硬土之后，才会把镢头丢下，将双手卡在腰上向后用力仰上几下，让弯久的累腰响出特别舒耳的几下咯叭的声响，再半旋着身子，找一块高凸出地面的虚土或者土坷垃，仰躺上去面对天空，让那虚土或土坷垃正顶着他的腰骨，很随意、很舒展地把土地当作床铺，一边均匀地呼吸，一边用手抓着那湿漉漉的碎土，将它们在手里捏成团儿，再揉成碎末，这样反复几下，再起身看看他翻过的土地，迈着匀称的脚步，东西走走，南北走走，丈量一番，在心里默算一阵，又用一根小棍，在地上笔算一阵，父亲那满是红土的脸上，就有了许多浅色粲然的笑。

我问：“有多少地？”

父亲说：“种豆子够咱们一家吃半年豆面，种红薯得再挖一个窑洞。”

然后，就挑起一担我拣出来的料礓石下山回家去了。那料礓石虽然不似鹅卵石那么坚硬沉重，可毕竟也是石头，挑起时父亲是拄着镢柄才站了起来。然他在下山的路上，至多也就歇上一息两息，就坚持着到了家里。路上你能看见他的汗一粒粒落在地上，把尘土砸浸出豆荚窝似的小坑，像落在日头地里的几滴很快就被晒干的雨滴一样。我跟在父亲身后，扛着他用了一天的镢头，觉得沉重得似乎能把我压趴在地上，很想把那柄镢头扔在脚地，可因为我离父亲越来越远，竟还能清楚地听见他在那一担礓石下整个脊骨都在扭曲变形的咔嘣咔嘣的声响，便只好把镢头从这个肩上换到那个肩上，迅速地小跑几步，更近地跟在他身后，以免落在黄昏的深处。

到了家里，父亲把那一担礓石放在山墙下边，似乎是彻底的用完了自己的气力，随着那两筐落地的礓石，他也把自己扔坐在礓石堆上。如果黄昏不是太深，如果天气不是太冷，他就坐在那儿不再起来，让姐们把饭碗端去，直到吃完了夜饭，才会起身回家，才算正式结束了他一天的劳作。这时候，我就怀疑回家倒在床上的父亲，明天是否还能起得床来。然而，来日一早，他又如上一日的一早一样，领着我和家人，天不亮就上山翻地去了。

这样过了三年，三年的三个冬天，我们家的那块土地彻底翻捡完了。家里山墙下堆的黄色的礓石足够表砌三间房的两面山墙，而田头沟底倒堆的礓石也足有家里十倍之多。你不敢相信一块地里会有多么多的礓石。你终于知道那块比原来大了许多的自留地其实都是从礓石的缝中翻捡出来的田地，也许七分，也许八分，也许有一亩多些，总之，那块田地对几岁的你来说犹如一个广场，平整、松软，散发着深红香甜的土腥，就是你在田地里翻筋斗、打滚儿，也不会有一点儿坚硬划破你一丝皮儿。因此，你似乎懂得了一些劳作和土地的意义，懂得了父亲在这个世上生存的意义，似乎明白，作为农民，人生中的全部苦乐，都在土地之上，都与劳作相关。或者说，土地与劳作，是农民人生的一切苦乐之源。尤其从那年夏天开始，那块土地的边边角角都经过了彻底整理，低凹处的边岸用礓石垒了边坝，临路边易进牛羊的地方，用枣刺封插起来，太过尖角的地垴，落不了犁耙，就用铁锨细翻一遍，然后，在地里扒出了一片蘑菇似的红薯堆，一家人又冒着酷暑，在几里外的山下挑水，在那块田里栽下了它成为真正的田地之后的第一季红薯苗儿。

也许是父亲的劳作感动了天地，那一年风调雨顺，那块田里的红薯长得极好，因为翻捡礓石时已经顺带把草根扔了出去，所以那年的地里除了油黑旺茂的红薯秧儿，几乎找不到几棵野草。凡从那田头走过的庄稼人，无不停下脚步，扭头朝田里凝望一阵，感叹一阵。这时候如果父亲在场，他就会一边翻着茂如草原的红薯秧棵儿，一边脸上漫溢着轻快的欢笑。

人家说：“天呀，看你家这红薯的长势！”

父亲说：“头年生土，下年就不会这样好了。”

人家说：“我家冬天粮不够时，可要借你们家的红薯呀。”

父亲说：“随便、随便。”

为了储存那一地的红薯，父亲特意把我家临着小镇寨墙的红薯窑中的一个老洞又往大处、深处扩展一新，并且在老洞的对面，又挖了更大的一眼新洞。一切都准备完毕，只等着霜降到来前后，开始这一季的收获。为了收获，父亲把颓秃的镢头刺儿请铁匠加钢后又捻长了一寸。为了收获，父亲在一个集日又买了一对挑红薯的箩筐。为了收获，父亲把捆绑红薯秧儿的草绳搓好后挂在了房檐下面。工具、心情、气力都已经准备好了，剩下的就是等待霜降的来降。

十月八日，是霜降前的寒露，寒露之后半月，也就是霜降。可到了寒露那天，大队召开了一个群众大会，由村支书传达了由中央到省里，又由省里至地区和县上，最后由县上直接传达给各大队支书的红印文件，文件说人民公社绝对不允许各家各户有自留地的存在。各家各户的自留地必须在文件传达之后的三日之内，全部收归公有。

那是一九六六年的事情。

一九六六年的那个寒露的中午，父亲从会场上回来没有吃饭，独自坐在上房的门槛儿上，脸色灰白阴沉，无言无语，惆怅茫然地望着天空。母亲端来一碗汤饭说：“咋办？交吗？”

父亲没有说话。母亲又问：“不交？”

父亲瞟了一眼母亲，反问说：“能不交吗？敢不交吗？”

说完之后，父亲看看母亲端给他的饭碗，没有接，独自出门去了。吃过午饭，父亲还没有回来。到了吃晚饭时，父亲仍然没有回来。母亲知道父亲到哪儿去了，母亲没有让我们去找父亲。我们也都知道父亲去了哪里，很想去那里把父亲找回来，可母亲说让他去那里坐坐吧，我们就没有寻叫父亲。那一天直至黄昏消失，黑夜铺开，父亲才有气无力地从外边回来，回来时他手里提着一棵红薯秧子，秧根上吊着几个鲜红硕大的红薯。把那棵红薯放在屋里，父亲对母亲说：“咱们那块地土肥朝阳，风水也好，其实是块上好的坟地，人死后能埋在那儿就好啦。”

一家人默然无语。

没有谁能想到父亲会下世得那么急快，母亲、姐姐、哥哥及左邻右舍，谁都觉得他走得早了。早得多了，让他的子女们无法接受。但是父亲，他似乎自得了那病的第一天起，就明白了一个道理，那就是对于正常的人，死亡是站在你人生的前方某处，在等着你一日日、一步步向它走近，待到了它的面前，它能够伸手及你，它才会伸手携你而去。但对于一个病人，那就不仅是你一日日、一步步向死亡走去，而是死亡也从你的对面一日日、一步步向你跑来。人生就是那么一定的、有限的一段路程，如果时速一定，只有你单向地向死亡靠近，那就需要相对长点儿的时间，如果你向死亡走去，死亡也迎面向你走来迎接，那你的人生时间就要短下许多。世间上每个人只有那么一段行程，一个人独自走完这段行程的人生是一回事，而有另外一个我们看不见的亡故的黑影也来抢行你这段行程，那你的人生就是另外一回事。而我的父亲，他一定是很早就明白了这个道理的。他一定因为有病，就在冥冥之中看见了属于他的那段人生行程的对面，也正有一个暗影在向他走来，所以，他作为一个农民、一个父亲，就特别急需把他认为一个农民父亲应该在人世所尽之责无遗无憾地尽力完成。

那么，一个身为农民的父亲，他活在世上到底应该做完一些什么事情？尽到一些什么职责？这一点，父亲和所有北方的农民一样，和所有北方的男人一样，和他周围所有做了父亲却最远的行程是到几十里外的县城、倘若能到百里之外的洛阳就是人生大事、就是生命的一次远足的农民一样，他们自做了父亲那一日、一时开始，就刻骨铭心地懂得，他们最大最庄严的职责就是要给儿子盖几间房子，要给女儿准备一套陪嫁，要目睹着儿女们成家立业。这几乎是所有农民父亲的人生目的，甚或是唯一目的。

我想因为有病，父亲就对这一目的看得更为明晰，更为强烈，更为简捷：那就是在父亲生前，他以为他需要做完的许多事情中，最为急迫的是儿女们的婚姻。

而理想的婚姻，又似乎是建立在房子的基础之上。似乎谁家有好的房舍，谁家儿女就有可能具备理想婚姻的基础。房子是一个农民家庭富足的标志和象征，甚至，在一方村落里，好的房屋，也是一个家庭社会地位的象征。父亲和所有农民一样，明白这一点，就几乎把他一生的全部精力、财力都集中在要为子女盖几间瓦房上。盖几间瓦房变成了父亲人生的目的，也变成了他生命中的希冀。

现在，我已经不记得我家那最早竖起在村落的三间土房瓦屋是如何盖将起来的，只记得那三间瓦房的四面都是土墙，泥了一层由麦糠掺和的黄泥，春天来时，那墙上长了许多瘦弱的麦芽；记得那半圆的小瓦，在房坡上一行一行，你在任何角度细看，都会发现一个个瓦棱组成了一排排的人字儿，像无数队凝在天空不动的雁队，记得所有路过我家门前的行人，无论男女老幼，都要立下脚步端详一阵那三间瓦屋，像懂行的庄稼把式，在几年前路过我父亲翻捡扩大过的自留地一样，他们的脸上都一律挂着惊羡的神色和默语的称颂。我还记得，搬进那瓦屋之后，母亲不止一次地面带笑容给我们姐弟叙说，盖房前父亲和她如何到二百里外的深山老林，去把那一根根杂木椽子从野狼出没的山沟扛到路边；记得母亲至今还不断地挂在嘴边，说盖起房子那一年春节，家里没有一粒小麦，没有半把面粉，是借了人家一碗污麦面粉让我们兄弟姐妹四个每人吃了半碗饺子，而父亲和她，则一个饺子没吃。还说那一年她试着把白面包在红薯面的上边，希望这样擀成饺子叶儿，就能让她的子女们都能多吃几个白菜饺子，但试了几次，皆因为红薯面过分缺少黏性而没有成功--而没有做成饺子叶儿的包了一层白面的红薯面块，就是父亲那年过节所吃的年饭。

这就是房子留给我的最初记忆，之后所记得的就是我所看到的，就是那新盖的三间瓦房，因为过度简陋而不断漏雨。每年雨季，屋里的各处都要摆满盆盆罐罐。为了翻盖这漏雨的房子，父亲又蓄了几年气力，最后不仅使那瓦房不再漏雨，而且使那四面土墙的四个房角，有了四个青砖立柱，门和窗子的边沿，也都用青砖镶砌了边儿，邻路边的一面山墙和三间瓦房的正面前墙，还全都用从自留地挑回的长条儿礓石砌表了一层，而料礓石墙面每一平方米的四围边儿，也都有单立的青砖竖起隔断，这就仿佛把土瓦房穿了一件黄底绿格的洋布衬衫，不仅能使土墙防雨，而且使这瓦房一下美观起来、漂亮起来，更为引人注目，更为众多乡人惊羡。

--这就是父亲的事业，是父亲活着的主要目的之一，也是他觉得必须尽力活在人世的实在依据。要说，无论是现在还是过去，他得的那种病都不是让人立等着急的急症、绝症--哮喘病在今天的人们看来，也无非是头疼脑热之类，但头疼脑热，却是易于治愈的平常小病，而哮喘病却是有可能由小变大，由轻至重，最终转化为无可救治的肺源性心脏病的一种慢性的常见病症。在乡村，在偏远的乡村，这种病几乎是老年人的必得之症，人过五十、六十，由于年轻时劳累、受寒、感冒频繁，有这种病的老人最少占五十岁以上人口的一半还多，而最终因为这种病而离开人世的农民几乎是司空见惯。不用说，父亲在他的生活中目睹了太多因这种病而撒手人寰的场景。不用说，父亲明白得了这种病，要么借助年轻碰巧将此病治愈，要么和更多的有了这病的人一样，最终因为此病而谢世。

父亲和别人所不同的是，他得这病时还不到三十岁，自恃年龄和身体的许可，没有太把这病放在心上，病重了就借钱讨几服药吃，病轻了就仍然无休无止地劳作，这样十几年熬煎下来，日日年年，恶性循环，终于在不到五十岁时，每年冬天病情发作，就如七十岁有了哮喘一样。也正因为这样，他就想急急忙忙把房子翻盖起来，想让他的子女们不拖不误，长大一个，成婚一个；成婚一个，他也就算了却了他的一份心愿。

我们兄弟姐妹四个的婚姻，在那个今天已经改村为镇的左邻右舍的目光中，从订婚到成家，他们都认为比较顺利，这除了父母和我们兄弟姐妹的为人本身，与父亲染病挨饿为我们盖起的一间间乡村瓦屋不无关系。那是仅有二分半地的一所乡村小宅，中央之上，盖三间上房，中央两厢，再各盖两间厢厦，这样七间房子，正留出一分地的一个四方院落：这是豫西农村最为盛行而有些殷实的农家小院。为了盖房，父亲每年过节很少添过新衣；为了盖房，父亲把房前屋后能栽树的地方全都栽了泡桐、杨树。到了冬天，还在那树苗身上涂上白灰，围上稻草，以使它取暖过冬。春天来时，他把这些稻草取掉，和让孩子们脱掉过热的棉衣一样，再在小树周围扎围一圈儿枣刺棵儿，以防孩娃们的热手去那树上摸碰。父亲就这样如疼爱他的孩子样养护着那些小树，那些小树在几年或多年之后，长到中年、老年，就做了我家房上的檩梁。到我家那七间房子全都成了瓦房以后，父亲虽然不是第一个盖瓦房的村人，却是第一个让家里没有草房--包括鸡窝、猪圈--的房主。而且，在我们家的院落里，父亲在他哮喘病已经明显加重的时候，还戴着避寒的暖纱口罩，拉着板车，领着我们兄弟姐妹， 过已经封冻结冰的几十米宽的酷冷伊河，到十几里外的一条白涧沟里寻找二三指厚的红色薄片石头，拉回来铺满院子，铺满通往厕所和猪圈的风道小路，使那二分半的宅院，没有见土的地方。每到雨天，街上和别户各家，到处都泥泞不堪，只有我们家洁洁净净。那样的天气里，我们家院里总是站满了村人邻居，他们在那不见泥沙的院里、屋里打牌、说笑，议论命运和生老病死，把我们家那所宅院和那宅院中盛装的乡村人的人生，当成村落建筑和日子的楷模。

事实上，那所宅院和宅院中的日子，的确在那片村落和方圆多少里的村落中有着很大影响，起着一种引导的作用。可是，只有为数不多的血缘亲人，才知道父亲为了这些，付出了他的健康，也付出了他许多生寿。记得最后盖我家东边那两间厢厦时，父亲领着我们，破冰过河去山沟里拉做地基的石头，因为车子装得太满，返回时车子陷在伊河当中，我们姐弟全都高卷起裤腿，站在冰河中用力猛推，不仅没能把车子推动半步，反而每个人的手脸都冻得乌青，腿和脚在水中哆嗦得不能自已。这时候，父亲回过身子，从车辕间出来，把我们姐弟从水中扶到岸上，用棉衣包着我们各自的腿脚，他自己又返回水中，同哥哥一道，从车上卸着一二百斤重的石头，一块块用肩膀扛到岸边，直到车子上的石头还剩一半之多，才又独自从冰河中把车子拉上岸来。父亲从水中出来时候，他脖子里青筋勃露，满头大汗，手上、肩上、腿上和几乎所有衣服的每个部位，却都挂着水和冰凌。我们慌忙去岸边接着父亲和拉那车，待他把车子拉到岸上的一块干处，我们才发现，父亲因为哮喘，呼吸困难，脸被憋成了青色，额门上的汗都是憋出来的。姐姐赶忙不停地去父亲的后背上捶着，过了很久，捶了很久，待父亲缓过那艰难的呼吸，哥哥也抱着一块水淋淋的石头最后从冰河里出来，他把那石头放在车上，望着父亲的脸色说：“不一定非要盖这两间房子，不能为了房子不要命吧。”

父亲没有马上说话，他瞟了一眼哥哥，又望望我们，最后把目光投向荒凉空无的远处，好像想了一会儿，悟透并拿定了什么主意，才扭回头来对着他的子女们说：“我得趁着我这哮喘不算太重，还能干动活儿就把房子盖起来，要不，过几年我病重了，干不动活儿了，没把房子给你们盖起来，没有在活着看着你们一个个成家立业，那我死了就对不起你们，也有愧于我这一世人生。”

其实，父亲的病是在他年轻时的劳累中得下的，而扎根难愈却是他在为子女成家立业的盖房中开始的。在我们兄弟姐妹之中，我排行最小，一九八四年十月在那最后盖起的两间瓦屋完婚之后，也便了却了父亲的最后一桩夙愿，于是，没过多久，他便离开我们独自去了。

我的父亲有十五六年没有和我说过一句话了。埋他的那堆黄土前的柳树都已经很粗。不知道他这十五六年想我没有，想他的儿女和我的母亲没有，倘若想了，又都想些啥儿，可是我，却总是想念我的父亲，想起我小时候父亲对我的训骂和痛打。好像，我每每想起父亲，都是从他对我的痛打开始的。

能记得的第一次痛打是我七八岁的当儿，读小学。学校在镇上的一个老庙里，距家二里路，或许二里多一些。那时候，每年的春节之前，父亲都千方百计存下几块钱，把这几块钱找熟人到乡村信用社里，全都换成一叠儿簇新的一角的毛票，放在他睡的枕下的苇席下面，待到了初一那天，再一人一张、几张地发给他的儿女、侄男侄女和在正月十五前来走亲戚的孩娃们。可是那一年，父亲要给大家发钱时，那几十张一毛的票儿却没有几张了。那一年，我很早就发现那苇席下藏有新的毛票儿。那一年，我还发现在我上学的路上，我的一个远门的姨夫卖的芝麻烧饼也同样是一个一毛钱。我上学时总是从那席下偷偷地抽走一张，在路上买一个烧饼吃。偶尔胆大，抽上两张，放学时再买一个烧饼吃。那一年，从初一到初五，父亲没有给我脸色，更没有打我骂我，他待我如往年无二，让我高高兴兴过完了一个春节，可到了初六，父亲问我偷钱没有，我说没有，父亲便让我跪下了。又问我偷没有，我说没有，父亲在我脸上打了一记耳光。再问我偷没有，我仍说没有，父亲又朝我脸上打了一记耳光。记不得父亲总共打了我多少耳光，只记得父亲直打到我说是我偷了他才歇手。记得我的脸又热又痛，实在不能忍了，我才说那钱确是我偷了去的。说我偷了全都买了烧饼吃掉了。然后，父亲就不再说啥，把他的头扭到一边去了。我不知道他扭到一边干啥，不看我，也不看我哥和姐姐们。第二次，仍是在我十岁之前，我和几个同学到人家地里偷黄瓜。仅仅因为偷黄瓜，父亲也许不会打我的，至少不会那样痛打我。主要是因为我们偷了黄瓜，其中还有人偷了人家菜园中那一季卖黄瓜的钱。人家挨个儿地找到我们每一个人的家里去，说吃了的黄瓜就算了，可那一季瓜钱是人家一年的口粮哩，不把钱还给人家，人家一家就无法度过那年的日子。父亲也许认定那钱是我偷了的，毕竟我有前科哩，待人家走了之后，父亲把大门闩了，让我跪在院落的一块石板铺地上，先噼里啪啦把我痛打一顿，才问我偷了人家的钱没有。因为我真的没偷，我就说真的没有偷，父亲就又噼里啪啦地朝我脸上痛打，直打得他没有力气了，气喘吁吁了，才坐下来直盯盯地望着我。那一次，我的脸肿了，肿得和暄虚的土地一样。因为心里委屈，夜饭没吃，我便早早地上了床去。上床了也就睡着去了。睡到半夜父亲却过来把我摇醒，好像求我一样问：“你真的没拿人家的钱？”我朝父亲点了一下头。然后，然后父亲就拿手去我脸上轻轻摸了摸，又把他的脸扭到一边去了，去看着窗外。看一会儿他就出去了。出去坐在院落里，孤零零地坐在我跪过的石板地上的一张凳子上，望着天空，让夜露潮润着，直到我又睡了一觉起床小解，父亲还在那儿静静坐着。

那时候，我不知道父亲坐在那儿想了啥，三十年过去了，我还是不知道父亲到底想了啥儿呢。

第三次，父亲是最最应该打我的，应该把我打得鼻青脸肿，头破血流的。可是父亲没打我。我没有让父亲痛打我。那时我已经超过十岁，也许已经十几岁了，到乡公所里去玩耍，看见一个乡公所干部屋里的窗台上放着一个精美铝盒的刮脸刀，我便把手从窗缝伸进去，把那刮脸刀盒拿出来，回去对我父亲说，我在路上拾了一个刮脸刀。

父亲问，“在哪儿？”

我说：“就在乡公所的大门口。”

父亲不是一个刨根问底的人，我也不是一个高尚纯洁的人。后来，那个刮脸刀父亲就长长久久地用将下来了，每隔三日两日，我看见父亲对着刮脸刀里的小镜刮脸时，心里就特别温暖和舒展，好像那是我买给父亲的礼物一样。不知道为啥儿，我从来没有为那一次真正的偷窃后悔过，从来没有设想过那个被偷了的国家干部是什么模样。直到又过了多年之后，我当兵回家休假时，看见病中的父亲还在用着那个刮脸刀架在刮脸，心里才有一丝说不清的酸楚升将上来。我对父亲说：“这刮脸刀你用了十多年，下次回来我给你捎一个新的吧。”父亲说：“不用，还好哩，结实哩，我死了这刀架也还用不坏。”听到这儿，我有些想掉泪，就把脸扭到了一边。

把脸扭到一边去，我竟那么巧地看见我家老界墙上糊的旧《河南日报》上，刊载着郑州市一九八一年第二期《百花园》杂志的目录，那期目录上有我的一篇小说题目，叫《领补助金的女人》，然后，我就告诉父亲说，我的小说发表了，头题呢，家里界墙糊的报纸上，正有目录和我的名字呢。父亲便把刮了一半的脸扭过来，望着我的手在报纸上指的那一点。

两年多后，我的父亲病故了。回家安葬完了父亲，收拾他用过的东西时，我看见那个铝盒刮脸刀静静地放在我家的窗台上，黄漆脱得一点儿都没了，铝盒的白色在锃光发亮地闪耀着，而窗台斜对面的界墙上，那登了《百花园》目录的我的名字下面，却被许多的手指指指点点，按出了很大一团黑色的污渍，差不多连“阎连科”三个字都不太明显了。

算到现在，父亲已经离开我十五六年了。在这十五六年里，我不停地写小说，不停地想念我的父亲。而每次想念父亲，又似乎都是从他对我的痛打开始的。我没想到，活到今天，父亲对我的痛打，竟使我那样感到安慰和幸福，可惜的是，父亲最最该痛打、暴打我的一次，却被我遮掩过去了。至今，我还没有为那次偷盗而懊悔，只是觉得，父亲要是在那次我真正偷盗之后，再对我有一次痛打就好了。在父亲的一生中，要能对我痛打上十次、八次就好了，觉得父亲如果今天还能如往日一样打我骂我就好了。

说起来，我一点儿都没料到，再过一年半载，到下一个新的农历十一月十三日，我的父亲就已别离开这个活生生的人世十六周年。实话说，十六年来，我没有一次记起过哪一天是父亲的祭日；而十六年前，我也没有记起过一次哪天是父亲的生日。当今天坐下写这篇老旧的记忆时，我把“农历十一月十三日”中的两个时数空在纸上，寄望等以后问清填写时，盯着那两个空格，我才悔悟到对于父亲，我有多么的不孝，才知道我欠下了父亲多少的子父情债。

十六年前，父亲死后躺在我家老宅上房用门板架起的草铺上，我和哥哥、姐姐们守灵一旁，静静地望着不愿解脱这一切人生苦难的父亲，我决计等把父亲安葬之后，就为父亲写点什么，记叙一些父亲的人生和父亲对人生的热爱，浅表一点儿做儿子的孝心--哪怕只有三五百字。然果真到了父亲入土为安之后，我携着妻子，从豫西嵩县那个偏穷的田湖小镇回到豫东古都的一座军营后，随着工作，随着我新婚的一些喜悦和我对文学的痴醉热爱，在父亲灵前跪着的浓重许诺，都慢慢地散淡远离，偶尔地记起，我对失诺后良心上淡淡的不安也有自慰的解释：到三周年写吧，三周年是乡俗中一个大的祭日。可过了三年，忽然接到了哥哥的一封来信，说父亲的三周年已经过了，他和姐姐及叔伯弟兄们都去父亲的坟上添了新土，这我才有些慌手乱心，有些措手不及的疚愧。那一天在下班之后，在同事们都离开办公室之后，我独自坐在空荡荡的办公室里，把哥哥的来信放在办公桌上，望着冬日窗外的杨树和流荡在杨树枝条间叮咚的鸟鸣，听着偶留的枯叶飘落时擦肩的好似阳光声响，我的泪把哥哥的来信滴湿了好大一片。时间因泪水和不安在我的愧悔中缓缓过去，我就那么静静地坐着，呆呆地坐着，到了午饭之后，到了办公楼里又响起上班的脚步声，到了我年满两岁的孩子到办公室来唤我吃饭，我才从静静呆呆中灵醒过来。在从办公室回家的路上，望着鲜活的世界，望着走在路上充满生气的人们，我思念着父亲，不停地把头扭到一边擦着眼泪，不停地拿手在我孩子的头上莫名地抚来摸去，不停地对自己说，待父亲十周年时，我若再不为父亲的生写点儿什么，为父亲的死做点儿什么，我就不是他的儿子，我就不得好死！然而，又十几年过去，我既没有想起父亲是哪一天祭日，也没有记起要为父亲写点儿什么、做点儿什么的跪许泪诺。和走在一条干涸的河旁，想不起那河道当年也有水流一样，很有可能，我把父亲的生命忘了，或者说，更多更多的时候，我把父亲和他的人生从我的记忆中挤了许多出去，把父亲的生命、人生看得淡薄而又荒疏，甚至，忘了我是父亲的血脉，是父亲给了我生命，并把我养大成人，育着我成家立业。我想，人世倘若果真有报应和应验存在的话，那么，我对父亲的一再许诺和一再失信，父亲会如何看待我呢？会如我发誓的那样让我不得好死吗？会让我有朝一日离开这个世界之后，去面见他时永跪不起吗？

我想会的，因为我对他有太多、太深的不孝。

我想不会，因为我是他亲生亲育的儿子。

再说，今天--我已经坐下写了。坐下写了，我就可以通过父亲的生死，回来省悟这个人世，以直面我的善、我的恶和这个人世上所有生灵的生与死，所有物质的衰与荣，直面河水的干涸，直面树叶的枯落，直面所有的生命从我消失的生命中消失和再生，再生与消失。

父亲是病死的。

在那个几千口人的镇子上，几乎所有的人都知道我的父亲是病死的。哮喘病、肺气肿，直至发展到肺源性心脏病。但是，仔细想来，病只是父亲故世的表面原因，而根本的、潜在的、促使他过早患病并故世的缘由，是他对我们兄弟姐妹四个命运的忧虑。或者说，最直接的因素，是对我的担忧。

事实上，我的执拗是父亲陈病复发的根源，是父亲年仅五十八岁就不得不离开人世，不得不离开母亲和我们兄妹的根本因由。换一句话说，父亲可能是--也许本来就是因我而过早地走完了他的人生，是因我而过早地告别了虽然苦难但他却深爱的世界。是我，缩短了我父亲的生命。

回忆起来，似乎自我记事伊始，在那段无限漫长的年月里，我家和许多家庭一样，家景中的日月都不曾太有暖人的光辉。那时候是“文革”开始的前后，整个中国乡村的日子，都四季春秋地汪洋在饥饿中间。每年春节，吃不上饺子，或者由做母亲的把大门关上，在年三十的黄昏，偷偷地包些红薯面裹一纸白面做皮的黑白花卷馍儿，似乎并不只是我一家独有。而在那个乡村小镇，属于我家独有的，是父亲的哮喘病在没有治愈时，我大姐自幼就患上的莫名的病症：她的腰上不青不红、不肿不胀，却终日疼得又哭又唤。在我家那二分半的宅院里，姐姐半青半红的哭声，总像一棵巨大蓬勃的树冠，一年四季都青枝绿叶，遮蔽得由父亲尽竭心力创造的日子冬不见光，夏不见风。现在想来，姐姐的病也许是今天街头广告上常见的无菌性骨头坏死一类的魔症，然在那时，三十多年前，在那个小镇的卫生院，在农村人视如灾难之地的县医院，在如同到了国外一样的洛阳地区的人民医院里，待耗尽我家所有能变卖的粮、菜、树和鸡蛋及牲畜收获的极其拮据的家庭经济之后，换来的依然是如出一辙的医生的摇头和查找不到病因的无奈。为了给姐姐治病，父母亲搀着大姐、背着大姐、用板车拉着大姐四处求医问药，不知走破了多少鞋子，不知走尽了多少路途，不知流了多少眼泪。把家里准备盖房的木材卖了，把没有长大的猪卖了，把正在生蛋的鸡卖了；哥哥十五岁就到百里外的煤窑下井挖煤；二姐十四岁就拉着车子到十几里外的山沟拉沙和石头，按一立方一元五毛的价格卖给镇上的公路段和水泥厂；我在十三岁时，已经是建筑队很能搬砖提灰的小工了。在很多年里，把父亲的病放在一边，给姐姐治病是我们家的日月中心。一切的一切，种地、打工、变卖和所有的东奔西簸，翻山越岭，都围绕着姐姐的病而喜而忧，而忧而愁。大姐手术时，因买不起血浆，父亲、母亲、大哥、二姐和我就站在医院门口等着抽血。我亲眼看着大哥的胳膊伸在一张落满苍蝇的桌子上，一根青冷白亮的针头插进他的血管里，殷红的鲜血就沿着一条管线一滴滴地落进一个瓶子里。那个空瓶里的血浆随着大哥的脸色由黝黑转为浅黄，再由浅黄转为苍白便从无到有，由浅至深，到一瓶将满时，医生望着我大哥的脸色说，你们家的血型都合格，再换一个人抽吧。大哥说，我妈身体虚，父亲有病，还是抽我的吧。医生说，抽你妹的吧，你的抽多了身子就要垮了呢。大哥说她是女娃儿，就抽我的吧。医生说，你弟呢？大哥说，就抽我的吧，弟还小，还要给人打工干重活。然后，医生就把插入血瓶里的针头拔下插进了另一个空瓶里。那是一年的冬天，太阳温暖洁净，照在血浆瓶上，瓶里的血红得透亮，浮起来的血沫和血泡，在玻璃瓶的壁面里缓缓起落，时生时灭。那一年我好像已经十四岁，也许十五岁，总之，我少年的敏感已经对命运开始了许久的触摸和感叹，像出生在秋后的芽草过早地望着将要到来的冬天的霜雪一样，不及长成身子，就有了浑身的寒瑟。盯着血浆瓶里的鲜血在不知不觉中渐渐地增多，听着滴血的青冷滴答和瓶壁上血泡在阳光里砰啪的明亮生灭，望着哥哥苍白成纸样的脸，我在那一刻，体会到了哥哥的伟大，也隐隐感觉到了，我一生都与哥哥不可同日而语的做人的品性。

那一年，大姐的病没有丝毫的好转。

那一年，春节前后的几日间，大姐为了给家里减些忧愁，添些喜悦，让父母和她的弟弟妹妹过个好年，她说她病轻了许多，然后就躲在屋里不出门，疼痛时，上下牙齿咬着下唇，把脸憋得乌青，也决不哭唤出一点儿声音。到实在无可忍了，她就躲到我家后院和村外无人的地方，揪自己的头发，把头往墙上猛撞，然后待剧痛过了，她就面带笑容地回到家里，慌忙地替母亲做饭，慌忙地替父亲盛饭，慌忙地去洗她弟弟妹妹的衣服，好像要以此来赎回她的什么过错一样。

那一年，我家过了一个平静的春节。仍然用借来的小麦，在大年三十的晚上和大年初一的早上，父亲让我们兄弟姐妹放开肚子吃了两顿非常香口润喉的白面饺子。而那一年的春节，父亲吸掉的烟叶，却比任何一个春节都多，似乎他想把他一生要吸的烟都在春节吸掉一样。

就在那一年，我心里有了浓烈欲动的阴暗蓄意。也许是对逃避生活与人生命运的一种道路的提前铺设，也许是对一种个人挣扎奋斗的提早的力量积蓄，也还许，是我对家庭和父亲在今后日月命运中陷阱和阴谋的无意挖掘和设置。总之，那一年，我萌生了离开家庭的念头，萌生了过几年我若没有别的出路，就一定要当兵去的念头。

事实上，我所产生的不是念头，而是褊狭自私的信念。念头可以随时地被人说服或自我地改变，而信念却是只能被压抑而不会有所变更。读完初中的第一个冬天，当我踏入十六周岁后，我悄没声息、不动声色地报名验兵去了。而回到家里，迎接我的是母亲涟涟的泪流和父亲轻淡却意重的几句劝解。父亲说：“连科，你再读几年书吧，人生在世，读书才是根本。你命里既是有称宰做皇的运数，没有了文化也就没有了久远的江山可坐哩。”这就是我的父亲，他单薄、瘦高，似乎脸上永远都是浅黄的泥土之色。他一生里不识几字，却在他儿女们命运的途道上，从来不多说一句，不干预一手，然每每说出的只言片语，却都是乡下农民用人生命运反复实验后得来的悟道。我按照父亲的指引又读了高中，并又按照命运的安排，在高中未及毕业时，去河南新乡水泥厂当了两年临时工，同我的一个叔伯哥哥一道，每天从火车站往二十里外的水泥厂拉一千多斤重的煤车，运将近两千斤重的河沙，以一天十六个小时的双班劳作，在无人的山上给水泥厂运炸矿石。我把我每月少得可怜的全部所得，除了吃饭之后，悉数地寄回家里，由父亲去还为姐姐长年治病而欠下的左邻右舍和亲戚朋友的借债和情谊。现在想来，我那时的按月所寄，可能是我家里的巨大希望，是维系家庭生存的强大支柱，是生活之舟渡过岁月之河的一柄可靠的桨板。至少说，它极大地减轻了一家之主--我的父亲肩上的人生重担和负荷。可是，在命运告诉我，我有可能让父亲的朋友批准我参军入伍时，在我意识到我已二十周岁，再不当兵就永无机会离开那块苦难的土地去实践我的信念时，我在一天夜里突然站在了父亲的床前。

我说：“爹，我要当兵。”

屋子里很静。常年停电的灯泡吊在屋子中央被蛛网罗织，煤油灯依然是那个家庭最为主要的角色。油灯光是一种浅黄的土地的原色，照在人的脸上使人永远都呈出病病恹恹、缺营少养的生活神情。我说完那话的时候，母亲从床上坐了起来，怔怔地望着我，仿佛看到了即刻间要房倒屋塌的景象样，她的脸上充满木呆、惊异，而又急剧跳荡着不可名状的忧虑。以为母亲要对我从来都没有忘记过的“离家”的想念筑埂拦道地说些什么，可她什么也没说，只是把目光山挪地动般缓缓地沉移到了父亲的脸上。我听到了母亲挪动目光时那如山石从梁上滚下轧过田野样的声音，看见了父亲抬头望我，除了额门上的岁月之河又深了许多之外，其余，父亲的眼、鼻和时常因激动而发颤的嘴角没有丝毫的变化。那几年，他的病不知是轻了一些，还是因为姐姐病重，显得他的病轻了一样。他坐在床头，围着被子，脸上的平静异常而又深刻，听我说要去当兵，如听我说我要出门赶集，要到姑姑、舅舅家小住几日一样，只那么淡淡地看了我一眼，就说：

“当兵去吧，总在家有啥儿奔头。”

这是一个庄严的应允，是一个似乎数百年前就深思熟虑的答复。仿佛，为了这个答复，他等我的询问果真已等了百年之久，已经等得筋疲力尽、心力衰竭，所以他才回答得淡寞而又平静，甚至有些不太耐烦。

于是，我便当兵走了。

毅然地参军去了。

与其说我是参军入伍，不如说我是逃离土地；与其说我是逃离土地，不如说我是背叛家庭；与其说我是背叛家庭，不如说我是弃绝一个儿子应该对父亲和家庭承担的责任和义务。我已经二十周岁。二十周岁的我，肩膀已经相当硬朗，不仅可以挑行一百八十斤的担子，而且已经可以把父亲肩上的全部灾难都卸下来驮在背上。可父亲让我有了抵抗命运的力量之后，我便用这样的力量朝父母、家庭并不希望的方向背叛着狂奔去了。体检、政审、托熟人关系，终于我领到了入伍通知书。终于我穿上了那完全是我人生里程碑、分水岭一样的军装。

离开家是在一个寒冷的早晨，父亲最后给我说的一句话是：“连科，安心去吧，家里塌不了天。”父亲说家里塌不了天，可我走后不久，家里的天却轰然地倒塌了。一九七九年二月十七日，对越自卫反击战的那场南线战争爆发了。那时候，中国军队自中印战争以后，二三十年没有过新的战争，和平的气氛已经如大气层样结在十亿中国人的头顶，突然的战争信息，对军队、对百姓都无异于晴天霹雳。说起来，我是极其的运气，在战争爆发一个月后，因为参加了一个原武汉军区的创作学习班，返回时途经郑州，转道回了家里。未及料到的是，那天落日正西，初春刚来，冬寒未去，在浅薄的一抹红日里，寒凉还又厚又重。我是踏着落日入村，踏着落日走进了家里。母亲正在房檐下搅着一碗烧汤的面糊，我大声叫了一声母亲，她冷不丁地抬起头来望我，面碗在手里僵了一瞬，便“咣”的一下落在地上，裂成许多碎片。雪白的面糊流了一地。

我不曾是个优秀士兵，也不是一个好的军人。我永远都不会渴望战争，不企冀军人的建功立业。这就是战争留给我最初的、永不可抹去的一幅心灵图景。随着这幅图景的扩延，我那都已白发苍苍的大姑、三姑和小姑从屋里匆匆走出来了。大姐、二姐含着眼泪走出来了。左右邻居匆匆地到家里来了。没有人不望着我含着眼泪，没有人不望着我，脸上浮着因为我的意外归回所带来的激动。我的父亲是最后从我家房宅的后院走出来的。他走得很慢，才五十二岁，背就忽然有些驼了，原本也就瘦削的脸上，这时候瘦得宛若只有皮和骨头。看见我后，他的脸上是震惊与兴奋的表情，在那表情下面，则是掩盖不住的对我突然出现的一层担忧。我不明白父亲会在两个来月里老成这样，原本乌黑的头发骤然雪茫茫地白了一片，每走几步，他都要费力地站下大口地喘上几下，如空气对他，永远也不够呼吸一样。也就直到这时，我才知道，在中越战争爆发的一个多月里，我家所有的亲戚老少，总共三十余口人，都回来住在我家，睡在又寒又硬的地上，吃大锅烧就的粗茶淡饭，一块儿收听广播里有关前线的消息，轮流着每天到邮局询问有没有我的来信，偷偷地去庙里，在各种神像面前烧香为我祝福。而我的父亲，一方面因为战争对我的忧虑，一方面加上人多的日夜杂乱，于是，他彻夜不眠，夜夜起床，独自到后院的空地上，顶着夜寒通宵地散步。在战争持续的一个月里，他在那后院散步了三十来个夜晚。三十个漫长的夜晚，后院潮润的虚土被踩得平平实实，要逢春待发的草芽被他又踩回到地里去了。终于，那缠绕父亲多年，好不容易有些轻愈了的哮喘病，在我当兵走后的两个月里，又复发上来，且愈发地严重起来。我没有想到，父亲的这次病复，会种下那样不可再治的祸根，会成为他在六年后故世的直接原因。如果不是亲历，我将永远不会体会到，战争会给日常百姓投下那么巨大沉重的暗影，不会体会得到，一个有儿子参军的父亲，会对战争与儿子有那样的敏感和忧虑。当父亲因此故世之后，这十余年间，我无数次设想、幻化父亲独自在夜深人静之时，走动在那有三棵桐树、一棵椿树的我家后院，夜是那样的寒凉，天空的星月是那样的稀薄，他为了不惊动别人，漫动的脚步肯定要轻起缓放。那时候他脚下千年平和的土地要说些什么呢？已经盼了一冬春天蓄意待发的草芽又要说些什么呢？二月间，桐树没有吐绿，可喇叭似的粉淡的红花已经开始绽放，在沉寂的天空，花开的浅红的声响是一个不识几字的父亲、纯粹的农民对深夜絮说的什么呢？不消说，他走得累了，走得久了，气管的病症使他需要停下来歇息一会儿，于是，他就静静立下，望着浩瀚的天空，希冀从寂静中捕捉到毫无可能的南线的枪声，捕捉到一点儿豫东那座他儿子所在的军营在战争期间的响动，那时候，他想了什么呢？他深层的思考，哪怕是一些最简单的疑问，又是一些什么呢？不消说，母亲睡醒之后，看床上无人，会去后院找他；许多时候，母亲也会同他一起在那狭小的空院走动；或者，母亲站在一边，望着父亲走动，望着父亲在仰望天空，这时候，这对多难的夫妻，我的双老他们会有一问、没一答地谈些什么呢？关于战争，关于他们的儿子，关于他们眼中的人生、命运，及人生在世最基本的生存，还有生、老、病、死和他们儿女的婚姻，哪些是他们最深层、最直接也最简单的思考呢？ 

实在说，人家对命运和生死有那么多思考，而我们的思考就显得多余、浅薄，可是，因为想念父亲，我还是常常对此去重复呆想，而且这种呆想，很像现在的人说的装秀。因为我想不出对命运更为深刻、独到的解释，一如学生无法解释X或Y有什么意义一样，所以我自己总把我的重复和呆想说成是虚浮的深沉。我重复地呆想，命运不是因果，命运甚至不含因果。命运是一种人生的绝对，是一种完全的偶然。缓一步说，命运是完全偶然中的因果，是因果中完完全全的意外，因果之外的因果，是因果之外的偶然的生发，是一种完全无事的生非。饿了吃饭，没有粮食便必有饥饿，这不是命运，这只是人生。冬天来了便要下雪，因为没有火和衣服，人也就活活地冻死在了冬季。这也不是命运，这是人生因果的一个注释。可是，你本来要往东边去的，不知为什么却到了西边，又踏进了一个坑里、一个井里，腿便断了，人便残了，一生便不能娶妻生子、成家立业了，这也许才含了命运的意味。你本来正在一座山下走着，手捏着刚领到的婚姻证书，边走边唱，为明天自己将入洞房的婚喜高兴，可是，可是突然从山上无端地滚下一块石头，不偏不倚地砸在你的头上，你便突然死了，告别了这个世界，结婚证书鲜红艳艳地落在一边，这才是命运，才是人生中的命运。还可以举出许多这样的例子，如阳光下突来的闪电雷击所生发的悲惨结局；如一位教授的一句逗乐的玩笑帮他洞开了黑暗的狱门；再如一个乞行者凭空一脚踏出了金银元宝，他正怀抱金银要美梦成真时，一柄寒刀却闪在了他的头顶。是否可以这样说，人生是欢乐和苦难的延续，而命运是欢乐和苦难结束后的重新开始；人生是上行或下行的伸展，而命运是左行或右行的改变；人生是一湖浅青碧绿的水，而命运是无边无际、神秘莫测的海。或者说，人生是风雨阳光中的草，而命运则是镰刀或牛羊的牙齿；人生是蚂蚁无休无止的爬行，而命运则是突然落下的一只大脚；人生是稼禾的授粉或灌浆，而命运是授粉或灌浆时的一场暴雨。还可以怎样说呢？还可以这样说，如果人生是过程的话，而命运则是人生的结局，是结局后的新生或结果；如果人生是舞台上的戏文的演进的话，而命运则是大幕的启闭、始末和戏文的启承转合；如果说人生要靠命运来改变的话，而命运则不一定要靠人生来生发，它是无可阻拦的突发和变故。总之，人生是基础，命运是多与基础无关或相关的升华；人生是积累，命运是多与积累无关的突变；人生是可丈测的深刻，而命运是不可估量的深邃；人生有许多悲剧，可也常常有着喜剧，而命运则常常是悲剧，似乎永远就是悲剧。再或说，若人生是喜悦的话，而命运则是眼泪；若人生是预感的眼泪，那么，命运则一定是悲而无声咽下的哭泣；若人生是温馨的哭泣，那么，命运一定是没有眼泪的仰天长啸；若人生是仰天的长啸，那么，命运一定是长啸前的突然死亡。

一句话，命运是人生不可预测的悲喜剧的前奏或尾声，是顿足的忏悔和无奈。

无论如何，我的父亲是在战争期间病倒了，是因为我的参军倒下了。而且很快由气管炎发展到了肺气肿。夏天还好，冬天则成了他的灾日，终日的剧咳，甚至因为咳嗽、吐痰而使他一连半月不能有些睡眠。似乎不能把父亲的病归罪于南线的那场战争。似乎只能归咎于他的人生与命运。战争是什么呢？战争的形态实质就是灾难，而灾难就是平地生雷或晴天霹雳，百姓又如何能够预知呢？说实在的，倘若我知道军旅的途道上等待的是一场战争，我想我不会那么固拗地要逃离土地去参军服役，不会把一个儿子应该承担的担子义无反顾地全都放在父亲的肩上。剩下的问题就非常清楚了：我完全可以不去服役，完全可以同成千上万的兄弟姐妹一样在土地上耕种劳作，可是我为什么要去呢？我不去父亲会在基本病愈多年后复发他的旧疾吗？不复发旧疾他会在五十八岁就离开这个他苦苦留恋的人世吗？父亲的病疾和故世，如果说是他的命运造成了他这样的人生，那么，他的命运又是谁给造成呢？我在他凄悲、苦难的命运中是个什么角色呢？起了什么作用呢？这些一目了然的答案在父亲患病时候和故世之后的最初的年月，我很少认真地想过。事实上，是我没有胆量去思考这些，害怕我必须承担的责任和过错会赤裸裸地摆在我面前，像学生总是不去看老师在作业上改错后的红笔批注一样，我总是绕开这些最直接、简单的问题，以能有的“孝行”来弥补--实际就是遮掩我一生都无法弥补的过错和罪过：我在哥哥没有给家里装电话之前的十几年里，保持着每月给家里写两封、最少一封信的勤勉以报平安；我千方百计在服役的二十余年里，每年春节都力争回家过年，陪老人熬年扯谈；实在不能回去过大年初一时，也必要回去过个初五或正月十五。而回家的其中一件必行之事，是把当年我写的那一大叠母亲整整齐齐收好的报安信件撕毁或烧掉，以免积得过多，被人窥出那其中形式大于内容，甚至有时虚伪大于真情的隐秘，我在拿每月六元、八元的津贴时，每三五个月给家里寄一次钱，在提干之后，每月领了工资，除去伙食与仅有的零用我如数全部寄回家去，以供父亲吃药之用。

按说，老天爷总是睁着眼睛的，睡觉时候他也许总睁着一只善良、公正的醒眼。他害怕我家的苦难过多而累积成一种爆发的灾难--因为灾难总意味着一种结束和重新开始，所以他让我大姐饱尝了十七年病苦后缓轻下来，让我们兄弟姐妹如接力赛样又开始疯跑在为父亲求医问药的人生道路上。那时候大哥已经是每月二十七元八角工资的邮电局的临时投递员，他每天骑车跑几十公里山路投信送报，吃食堂最差的莱，买食堂最便宜的饭，有时索性一天只吃早晚两餐，把勒紧裤带节余下的钱送回家里；大姐因身体虚弱，被照顾到小学教书，每月也有十二元的民办工资；二姐除了种地帮母亲洗衣烧饭，也不断去拉沙运石，跟着建筑队干一些零活儿；母亲，还有我的母亲，她比她的任何一个儿女，都更多地承受着几倍的物质和精神上的压力，上至下地耕作，下到喂猪养鸡；外到每个儿女的婚姻大事，内至每天给父亲熬药倒痰，可以说，父亲的生命，几乎全都维系在吃药和母亲的照料上。所以母亲每天少言寡语，总在默默地承受，总在默默地支撑。母亲粗略地核计了一下，在八十年代初的那几年里，父亲如果哪天有五至六元用于药品，那一天父亲的日子就好过一些，如果没有这五至六元，他就难熬那一天因我的逃离而留给他的苦难。可在那个年月，每天有五六元钱又谈何容易？加之大姐、大哥的婚事，住房漏雨需要翻修，和吃盐烧煤的日常开支，家里的窘境已经远远超过大姐病重的时候。

一九八二年冬，父亲的病愈发严重，那时我已经是个有四年服役期的老兵，是师图书室的管理员，家里在窘到极处时，父母想到了我，想到了部队的医院。这一方面，因为部队医院隐含一定的神秘性；另一方面，也是考虑到部队医院可以免费。于是，我请假回家去接了父亲。记得是哥哥把我、父亲和母亲送上了一百多里外洛阳至商丘的火车。火车启动时，哥哥在窗口和我告别说：“父亲的病怕是不会轻易好了，无论好坏，都要让父亲在医院多住些日子，是医院都比家里要好。”哥哥说，“让父亲在医院多治多住，就是有一天父亲下世去了，我们弟兄心里也可以少些内疚。”我正是怀着少些内疚的心情回去接的父亲，可天黑前下了火车，到师医院的门口，父亲突然把我叫住，把母亲叫住，说：“我从生病以来，没有正经住过医院，这部队的医院正规，设备好，技术也好，咱们火车、汽车，跑千把里路来，又没钱付账，如果人家不让住时，你们都给医生跪下，我也向医生跪下。”

我顿时哭了。我知道师医院远不如偏僻的农村县医院的技术和设备，知道父亲的病虽不是恶症，但也是难愈之症，之所以要到千里之外的部队医院，更多的考虑是可以免费。我擦着泪说：“爹，都给医院说好了，来就能住。”然后，我把师文化科长帮我在师卫生科开的“需要照顾住院”的介绍信拿出来给父亲看。父亲望着那信，脸上有很厚一层兴奋，挂着笑说：“想不到能来这里住院，说不定我的病就该好在这里，要那样你这辈子当兵也就值了。”

不消说，父亲是抱着治愈的极大期望来住院的。在最初的半个月，因为医院御寒温暖，因为他的精神也好，病似乎果然轻了。那半个月的时光，是我这一生回忆起来都感到自慰、感到温馨的短暂而美好的日月。因为，那是我这辈子于父亲唯一一次孝敬床头的两个星期。每天，我顶着北风，走四五里路去给父亲送饭，一路上都哼着戏词或歌曲。一次，我去送夜饭时，父亲、母亲不在病房，而我在露天电影场找到了他们，见他们在寒冷里聚精会神地看电影，我的心里便漫溢过了许多幸福，以为父亲的病是果真轻了，慌忙给哥、姐们挂了长途电话，把这一喜讯通知他们。父亲也以为他的病有望再愈，看电影回来后激动而又兴奋，说他多少年没有看过电影了，没想到在冬天野外看了一场电影，也才咳了几次。

然而，三天后下了一场大雪，天气酷寒剧增，父亲不吃药、打针就不能呼吸，而打针、输液后，则呼吸更加困难，终于就到了离不开氧气的地步。于是医生就催我们父子尽快出院；一再地、紧锣密鼓地促催着出院，害怕父亲在医院的床上停止呼吸。父亲也说：“不抓紧回家，怕‘老’在外边。”这就结束了我一生中不足一个月的床头尽孝、补过的日子。

回到家，农村正流行用十六毫米的电影机到家庭放电影的习俗，每包放一场十元钱。电影是当年热遍天下的《少林寺》，我们一家都主张把电影请到家里，让父亲躺在床上看一场人能飞檐走壁的《少林寺》。看得出来，父亲也渴望这样，可把放映员请到家里时，母亲又说：“算了吧，有这十块钱，也能让你父亲维持着在人世上多活一天。”这样，我们兄弟姐妹面面相觑，只好目送着那个放映员和他的影片又走出我家大门--这件事情，成为我对父亲懊悔不迭的失孝之一，每每想起，我的心里都有几分酸楚。给父亲送葬时候，我的大姐、二姐都痛哭着说，父亲在世时，没能让他看上一场（仅一场）他想看的电影，然后她们都以此痛骂她们的“不孝”，我看见哥哥听了这话，本已止哭的脸上惨白而又扭曲，泪像雨注样横流下来，于是，我就知道，这件事情，在我哥哥和大姐、二姐心里留下的懊悔的阴影也许比我的更为浓重。而独属于我的顿足的懊悔，则是在一九八四年“国庆”，我没有给新婚的妻子买一套衣服，没有买一样礼物，我用借来的一百二十元钱完成了我的婚事，打发了妻子一生仅有一次的婚姻，当我领着毫无怨言的妻子第一次回家看望父母时，正赶上初冬的暴寒，父亲突然病危，使家里一天一夜慌乱不止，请医抓药，输氧熬汤，一家人不敢离开病床半步。那一夜阴雨刚过，天空有些放晴，我家上空的星月清冷而又稀薄，屋子里充满了寒凉和对父亲的担忧，大家连走路说话都慢步轻声，似乎生怕惊了父亲微弱的魂魄。终于到父亲的病情有些缓解，大夫把我和母亲叫到另外一间屋里，说父亲身体太孱弱，需要一些贵重药品的滋补。问：“家里还有钱吗？”母亲摇头。我也把头深埋在自己怀里。这时，大夫长叹一声以他特有的职业语气说：“只要二叔（我父亲）活着，你们家怕不会有好日子过；你们家要日子好了，二叔也能多活几天。”不知道这位在父亲生病期间尽心尽力的乡村大夫那时候是对父亲生命将尽的判断，还是对我家--人世上一个普通的农民百姓家庭生存的一种总结。说完，他们就又到父亲床前去了，而我却不知为什么站在那儿没动。站在那儿脑子里嗡嗡嘤嘤一片，似乎从大夫的话里，预感到了一种不祥。不知在那儿站了多久，我独自从屋里出来，孤零零地立在寒夜，抬头望了一下冰色的天空。突然，我的脑子如天裂样划过一个想念，那可怕的想念如流星样一闪而失，带着轰鸣，带着剧烈的光电，在我的头脑砰然炸响--我一点都不知是为了什么，完完全全是猝不及防：我脑子里又重复了半句大夫说过的话：“只要二叔活着，你们家就不会有好日子过……”我如果把大夫那完整的一句话重复完整也就好了；如果把这话别的含义想想也就好了，可当时，那半句话在我脑际戛然而止，如冰冻样结在了我的脑际。明确说，停在我脑里的不是那话，是那话最直接的含意--“只要父亲在世，我们家（也许就是我）就不会有好日子过。”或者说，那含意就是我对父亲故世的一种盼望，对父亲长年有病受到拖累的一种厌烦，一次逆子私欲的无意的表白。那时，当我立马意识到我脑里闪过大夫那半句话里，似乎有“我希望父亲早一天离开人世”的含义时，似乎“想以父亲的死来换取我们家（我）的好日子”时，我顿时木呆了、震惊了，身上有一阵冰冷的哆嗦叮当着从我头上朝脚下响去。仿佛害怕父亲能够听到我的想念，害怕母亲和哥、姐们突然出来，看见我内心的罪过和卑劣，我慌忙从院落往宅后的空院躲去。那所空宅院落里，那所父亲在我当兵后每夜走动而染疾的空院里，潮湿而又阴暗。早已落叶净尽的桐树椿树，淡影婆娑；浓厚的湿气、腐气有声有响地在空院里滚来滚去。立在那空院的中央，我仿佛被孤零零地推到了寒夜里无边无际的山野或海的中间，浑身都漫溢着孤独和寒冷。想着我那一瞬间产生的卑劣、罪过的想法，为了惩戒我自己，我朝我脸上狠命地打了一个耳光，接下来，又用右手在我脸上、腹上、腿上往死里拧着……

然而，一切都来不及了。老天好像要让我自己给我自己的心灵上留下永久的惩罚，他行施了他权力中的应验，他让我对我父亲有了那一念之间的罪恶想法的两个月后，便把我的父亲召唤去了。让我的父亲永远地离开了母亲、离开了我们兄弟姐们和他的那些如亲子样孝顺的侄男侄女，及他苦恋着的这个活生生的人世。

现在，可以清理一下我所欠父亲的债务了，可以由我自己对我自己实行一次良心的清算了。先说一下我没有花那十元钱让父亲看一场他想看的电影《少林寺》，当时，我身上是一定有钱的，记得回到豫东军营以后，身上还有十七元钱。就是说，我完全有能力挤出十元钱，包下一场电影，让父亲生前目睹一下他一生都有些津津乐道的“飞檐走壁”的那种神话。为什么没有舍得花那十元钱呢？当然，是小气、节俭和当时的拮据所致，可是，更重要的是什么呢？是不是从小就没有养成那种对父亲的体贴和爱呢？是不是在三岁、五岁，或者十几岁时，父亲倘若从山上或田里收工回来，给我捎一把他自己舍不得吃的红枣，或别的什么野果，我都会蹲在某个角落独吞下肚，而不知道让父亲也吃上一颗、两颗呢？我想是的，一定就是这样。因为自我参军以前，我从来没上街给父亲买过一样吃的，一样穿的；甚至，从田里回来，也没有给父亲捎过一穗嫩嫩的玉米。我倘若不是那种私欲极旺、缺少爱他人之心的人，在有能力给父亲花十元钱的时候，我为什么没有花呢？人总是这样，在来不及的时候才会明白，在不需要的时候才会大方，在一片推让中才会无私，毫无疑问，我也是这样的人。是那种天冷了首先要自己穿暖，天热了首先要自己站在树荫下面的人。这样的人，无论对谁，包括自己的血缘父母，都有一个先己后他的顺序，先己时不动声色，后他时张张扬扬，而且张张扬扬还在先他后己的掩盖之中。仔细想想，我确凿就是这样，当时没有替父亲包那一场电影，最为直接的原因就是因为没钱，可没钱为什么回到部队后身上还余有将近二十元呢？如果自己自幼就是那种爱父母胜过爱自己，是那种肯把父亲的吃穿、喜好放在自己心上，会不包那一场电影吗？为什么到父亲死了之后，才来懊悔这件事呢？这不也正是要把自己冰冷了的善、爱穿上一层棉衣吗？把自己善、爱的燥热表白放在浓阴下的风口朝四处张扬吗？至今我都认为，一个人可以对他人在任何方面缩手退步，而决不能对自己的父母、对与自己一切有血缘关系的兄妹、子女有任何退步缩手，哪怕是死，或者流血。然而，我却没有这样去做，这说明我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呢？

其次的第二笔欠单，就是自己执拗地服役，执拗地逃离，从而在别人以为一切都合乎情理中改变了父亲的命运，使父亲愈疾复发，六年后就别离了这个他深爱的世界。这是我永生的懊悔，永生又可以用许多生存、前途和奋斗的理由来搪塞、来辩白的事情。正是我自己总是这样的搪塞、辩白，正是不敢直面正视是我的行为导致父亲过早下世的根本原因，也才出现了父亲死前不久我在头脑里下意识地“只要父亲活着，我们家（我）就不会有好日子过”的罪恶的念想。这是我对父亲的第三笔欠单，是无可辩白的罪孽。甚至，是上天行使应验权力、召回父亲的最好依据。那么，我的父亲，他在生前知道这些吗？他先我们一步体验了生，又体验了死，他死前究竟想了什么呢？人们随时可以体察生的感受，却永远只能揣猜死的意含。死亡，到底是一种对生的惩治，还是对生的超度？也许，既是惩治，又是超度；也许，既不是惩治，也不是超度，仅仅是一单纯的结束。有的人，享尽了人间富贵，因此他才留恋今生，恐惧死亡；也有的人，正因为享尽了拥有和富贵，他才能与死亡谈笑，面对结束如超度一般的轻松与自如。还有一种人，因为受尽了人生的苦难，才体味到了死是一种真正的新生，才真正地把死亡视若超度而企盼、而实践。可是我的父亲，他既不是前者，也不是后者。他留恋人生，是因为他受尽了苦难；因为他受尽了苦难，他才加倍地体味到了生的意义和生中的细微的欢乐。春天，他可以把口罩戴在脸上，坐在温暖的院里，抵抗着最末一丝冬寒，望着门口行人的脚步，以此恢复他在病中忘记的乡村的模样和生命；夏天，他可以在门口、村头、田野慢慢地走动，观看庄稼的生长，鸡狗的慵懒，以此来重新感受世界的存在，和存在的温馨；秋天，他可以坐在避风的哪儿，守着母亲淘晒的粮食，望着从天空南飞的雁阵，慢慢回忆他种过的田、收过的秋和他纯属农民的人生与记忆；就是到了冬天，到了他人生的寒冬，北风呼啸，他呼吸困难，也可以围着侄男侄女为他生的火炉，或躺在床上母亲和姐姐们特意为他加暖的被里，端着我那知情达理的嫂子为他熬的汤药，望着他的一对同岁的孙女和外孙女，看她们嬉戏，看她们争吵，借以享受亲情和血缘所带来的天伦的欢乐。他为什么不留恋这个世界呢？地里的田埂还需要他去慢慢地打上一段；邻里的争吵，还需要他去说和调解几次；子女们成家后的生活烦恼，还需要他坐下劝导排解。就是孙子、孙女，侄孙、侄孙女们，也还需要他拉着他们在门口玩耍着长大。他真的是没有过早离开这个世界的理由，没有不留恋这个世界的理由。对于父亲来说，对于一个农民来说，只要活在这个世上，能同他所有亲人同在一个空间活着，苦难就是享受，苦难就是欢乐。我的父亲，他明洞了这一点，体会了这一点，因此，他把死亡当作了是上帝对他的惩戒，可又不知道自己本分、谨慎的一生，究竟有哪儿需要上帝的惩戒。所以，知道自己将别这个人世时，他长时间地含着无奈的眼泪，最后对我的哥哥用企求的口吻说：“快把大夫叫来，看能不能让我再多活一些日子……”对母亲最后的交代，也就成了他的遗嘱。他说：“老大、老二媳妇都在城里工作，都是城里的人，可我们是农民，在乡下惯了，我死后你就一个人在农村过自己的日子，到城里你会过不惯的，过不好的……”而父亲对我说的最后一句话则是：“你回来了？快吃饭去吧。”这是农历一九八四年十一月十三日的中午，我在前一天接到父亲病危的电报，第二天中午和妻子赶回家里，站在父亲的床前，他最后看了我一眼，眼眶里蓄满泪水后，对我说的最后一句话，也是对这世界说的最后一句。仿佛就是为了等我从外地回来说这一句，仿佛就是父亲不愿和我这样的儿子相处在同一空间，所以父亲刚刚说完那话不久，他就呼吸困难起来，脸上的凄楚和哀伤被憋成了青紫的颜色。这时候我便爬上床去，把父亲扶在怀里帮着大夫抢救，可当父亲的头倚恋我胸口的时候，当父亲的手和我的手抓在一起的时候，我的父亲便停止了呼吸，把头向外猛地一扭，朝我的胸外倒了过去。然后，他把抓我的手也缓缓松开，两行凄清的泪水便从眼里滚了下来。试想想，父亲不留恋这个世界，他会在他生命的最后流出那凄清的泪水吗？可留恋这个世界他为什么又要走呢？走前为什么要把头从我的胸前躲出去，要把抓住我的手松开呢？这一切不都是因为他的头贴在我胸前时，听到了我心里曾经有过的“只有父亲下世，我们才有好日子过”那一瞬恶念的回音吗？

将人比物，据说有种昆虫，在生下儿女之后，要以自己的血肉之躯为食粮，来把儿女的幼年养至成年。这样喂养的生命景观，展示了什么样的生命意义呢？还有一种毛色暗淡的狼，有食时可以与父母共同享用，然只要七天饥饿，四处找不到食物，它就要把年迈的父母残酷地吃进肚里，而做父母的这时候望着儿女把自己咬得鲜血淋淋，也不会吼叫还口。想一想，我是不是那蚕食父母的昆虫和以年迈的父母为食的残酷、饥饿的狼呢？即便不是，身上不也藏着那样的恶性吗？从不包一场电影那样的日常细节，到改变父亲命运的执拗行为，再到敢于产生恶念的内心，我到底算一个儿子吗？算个儿子又是什么样的儿子呢？是不是我在经过了这次忏悔和清理之后，面对父亲我就能经得起良心的最后质问？我不止一次地想过算过了，我欠父亲的不是钱，不是物，而是因情而欠的生命之债。我的大伯已经七十六岁，我的三叔也已七十二岁有余，四叔也奔到了七十岁的岸边，如果我的父亲活着，现在应是七十四岁，那么，所欠父亲这十六年的生命债务我如何的偿还呢？村里有人和父亲是同样的病症，同样的病症也活到了七十六岁，如果父亲这样的疾病，没有因我而发，焉何知道他就活不到七十六岁，活不到八十岁呢？

现在，父亲坟上的柳幡都已长成树木，十六年的时间，生活中发生了许多事情，唯一不变的就是父亲的安息和我对父亲永远不能忘记的疚愧与想念。不用说，父亲安静地躺在阎姓的祖坟之中，是在等着他儿子的报到。安葬父亲时候，我的大伯在坟上规划位置，把他们叔伯弟兄四个的安息之地划出了四个方框，最后指着我父亲坟下的一片地说：“将来，发科（我哥哥）和连科就埋在这儿。”

我已经有了一块属于我的地方，有一天到了那里，我将会努力做一名父亲膝下的孝子，以弥补父亲生前我对父亲的许多不孝，别的，无论什么诱惑，我都不会再去向它努力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