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耀这个人物，在清光绪中叶至民国八年，是汴梁城著名的光棍，独霸杠局的杠头。是时的士大夫阶级褒其豪爽豁达、肝胆照人，称之为名士，尊之为先生；一般骚人墨客，赞其倜傥不羁、滑稽风流，誉之为诙谐家；城市贫民，因其常解义囊，时受赈助，呼之为鲁善人；而走江湖的，更以其有求必应，讲江湖义气，公认为众望所归的把子，三百六十行的“点穴师”。因之声震中州，誉满梁苑。迄今汴市八十岁以上的耆者，对其一生之所为，仍津津乐道。

以上《汴梁琐记》中的一段颂赞文字，说的就是我鲁公。照今人交往之规矩，我先自我介绍一下：我，姓鲁名耀字明远，祖籍山东，迁居大梁，生于公元一八五六年，卒于公元一九一九年，享年六十三岁。自幼家贫，父母早亡，无力供读，仅上两年私塾。一百三十多年以后，我回忆起来，还依稀记得，其时学习算不得努力，但写字背文诵诗都还算得伶俐，这也为日后飞腾垫了基础。说飞腾，不仅词不确切，意也过了。然无论如何，一世活得还算精神，乐哉悠哉，洒洒脱脱，现今的世人，是万万不能和我并论的。可惜死得过早，成了一种后悔。不过话又说回来，死也就死了。有一段年月，你们千万世人，都如学生跟着先生诵书一般，齐声高呼：“人总是要死的，只要死得其所……”我们那边的人听了，觉得这话在理。我想我死了，也算得了其所。活着精神，死了也自然精神。向你们招呼一声，这是因果。

客官，以下便是正文。

清光绪中叶，仲春时节有一日，风和日丽，东京城里的国槐，其时候叶都墨绿，枝条被旺盛的汁液鼓胀着，鞭子般扬在空中，大叶井然有序地叠在枝条上，把大街小巷裹在浓荫里。城中心的鼓楼广场南，大相国寺东门大街，就是现如今人们到京必游的马道街，在树荫下伸展着，来往行人闲散商客如雨天蚂蚁搬家在街面拥涌。脚步声、唤卖声、寻人声、吵闹声，汇成一条浊水大河，翻翻滚滚。酒楼、饭店、香药铺、茶肆、戏园，像礁石般稳在那河水中，把千万种声音撞得哗哗稀碎。这个时候，正是午饭的当儿，从鼓楼西北角的“京古斋”下走过来一个人，穿件薄布长袍，油污把本色盖了，一身都是亮腻腻的脏，像是剃头匠的洗刀布，谁见了都觉恶心。他相貌极是平常，长脖子尖嘴，眼又小又圆，走路有些微趔趄。肩上背一个脏污叉褡，内里鼓鼓突突。他来到鼓楼广场四下打量一阵子，从叉褡里取出一副香骨板。这香骨板是两条牛的大腿骨，干了，呈出黄白色，上扁下圆，如半个扇面，下端的自然手柄末梢上，系了多色的红绿绸条，上端中心骨的两侧旁，打了两个不透眼，各系一对铜铃，饰着五彩丝穗。他略一定神，两手就各执一块香骨板，在空中哗哗一摇，把周围的人先警醒一下，然后两板相敲，铃铛伴奏，高声唱起来：

平生头次到东京，一步三迷难出城。

东瞅瞅，西看看，眼前一片杂货店。

杂货店，杂货行，走过苏州漂过洋。

海参海带出海外，陈州出的黄花菜。

黄花菜，不用刀，做时不离花胡椒。

小小胡椒圆又圆，漂洋过海到河南。

花椒小小麻又麻，出在东北山旮旯。

不是香料卖的贵，一道关口一道税。

说真罗，唱真罗，掌柜报税我见过。

长的香，短的炮，初一十五它先到。

大火鞭，小火鞭，逢年过节它占先。

黑糖香，白糖甜，谁要买糖来找咱。

东街大嫂有了喜，来买咱的江南米……

这人唱的是“莲花落”。莲花落需有竹板伴奏，就像那段年月时，学生们打着竹板唱“竹板一打哗哗响，有段佳话我来讲，俺村有个王大娘，忆苦思甜泪汪汪……”那样唱，离开竹板是不能出口的。可这人，不仅不用竹板唱，且香骨板还敲得那么有节奏，铜铃也响得那么有致，这就把人惊了。接下去，又听他唱出那么一排子马道街的杂货曲。于是，街头上立马围起了人群，像看名旦演戏般把他围起来。半是热闹，半是惊疑，人们都站着不动，静静听着，只几个矮子在人的胳膊弯下朝里猛挤。短短一曲莲花落，唱尽了马道街杂货经营、花色品种、产地来源，着实让东京客商大开眼界。当他唱到“生意好，生意旺，光卖现钱不赊账”时，从人群里挤进去一位先生，眉开眼笑，不言声，拿出几个制钱塞进他的叉褡，转身便出了人群。

这先生是马道街专门经营佐料的“兴隆香料店”的掌柜。那唱莲花落的松松肩上叉褡，瞅着掌柜后身，转口就唱道：

生意好，样样全，掌柜不在乎几个钱。

赏了钱，我道谢，再到下边把盘缠借。

唱罢，他以惯常的“紧三下，慢三下，不紧不慢又七下”，连击十三而告终。最后一下击过时，立即两板相合，以手扪之，余音未发，戛然而止，然后朝着四方三鞠躬，共计十二礼，又收了几个制钱，走出人群，就正式进了马道街。

这马道街本是东京的繁华去处，商业中心。原名叫寺东门大街，因为坐落在大相国寺的东门前，这么叫了数百年。可到了明代中叶万历年间，坐镇东京的周王六世康王勤熄，笃信佛教，又酷爱骑马，时常驾临大相国寺拜佛听经课，他和他的随从就把坐骑拴在这条街上。日月久了，为了方便，就在街南建下马房一座，有专人为其照料马匹，寺东门大街也遂被他改名为马道街。到了明末时期，黄河一次泛滥，马道街也随之荡然无存，留下的只是空空的一片阔野水洼。水息后，大相国寺西面的铁佛寺以东，迁徙来了二百多户人家，多半是陕甘的回族难民，他们中间有一批伊斯兰教马贩子，在此做起贩马生意。马道街成了试马场。到光绪十五年前后，有位南方富商，姓王，在铁佛寺南开了个百货铺子，字号为“洋货大商店”。随后，马道街两侧就多了许多店铺。到清光绪中叶，这儿已经是店铺林立，商人熙攘的好去处。窄窄一条街上，店铺门前的镀金字号牌，长的，短的，宽的，窄的，竖的，横的，一街两行，满满悬挂，极为醒目照人。这些字号，异常讲究，文章大都做在“吉利”二字上。如福、祥、乾、盛、仁、利、泰、益、丰、昌等，最有名的是老字号中兴楼、乾坤堂、马豫兴、元隆、老宝泰、义丰厚。

此时，那唱莲花落的，进入马道街，两只小眼朝上吊着，盯着那些字号牌，痴怔一会儿，又打起香骨板，哼出一首油滑律诗来：

顺裕兴隆瑞永昌，

元亨万利复丰祥，

泰和茂盛同乾德，

谦吉公仁协鼎光，

聚益中通全信义，

久恒大美庆安康，

新春正合生成广，

润发洪源厚福长。

念罢，走到马道街中间的“宏财馍店”前，看看那又白又大的麦面馍，朝掌柜深深鞠了一躬，把香骨板向前一伸，旋即拉回来，“擂鼓三通”以壮声色后，便振振有词道：

拜罢他，再拜你，看看掌柜的好生意。

走就走，挪就挪，掌柜卖的好蒸馍。

馍又暄，面又硬，买主看看都高兴。

蒸的卷子四方方，一个一个摆桌上。

你的蒸馍圆又圆，能卖五湖四海钱。

光卖蒸馍还不算，余外还带机器面。

面条好，秤公平，买主吃了都传名。

唱的掌柜高了兴，顺手拿钱朝我送……

这店掌柜是个胖老头，腰里围了白腰布，听他唱完了，朝他肩上拍了几下，问：“哪里来的？”他说：“山东。”“好嘴口。”“不敢，儿子是跟着老爹你学的。”那掌柜一笑，从腰布兜里取出一个制钱，外加一个雪白蒸馍递给他，他就又深鞠一躬，退着出了“宏财馍店”。

就这么，见了“顶德理发铺”，他唱“七步走，八步留，一行青丝挂门头。不论公子与王侯，按着头皮水中揉……”见了“同仁药铺”，他唱“同仁号，喷喷香，施礼搭躬拜药王……”见了粮行，他唱“三步高，两步低，迈步来到粮行里。先开粮行汉钟离，后开粮行伍子胥……”走过短短一条马道街，他统共唱了二十余段莲花落，讨要了二十多个制钱、一个蒸馍、两根油条、一碗胡辣汤。几天的饭食有了着落，他刚想坐下把两根油条吃下去，忽然一转身，发现身后竟围了十几个讨饭花子，一个个脏污衣服，蓬头垢面，大的有六十几岁的老头儿，小的是十二三岁的孩娃儿，眼睛都盯着他的手，眼珠仿佛立马就要流出来。那架势，仿佛他偷了他们物件儿，不还时就要下手抢。

看着这帮讨饭花子呆了一会儿，他问道：“谁是‘当家的’？”

老汉问：“你是刚入城？”

他答：“从山东来的老二。”

老汉说：“东京的花子少‘教行’，都是‘单杆儿’讨饭吃。”

他想了想，道：“世上三大帮，有钱的财主为一帮，抢钱的绿林为一帮，乞讨的杆儿为一帮。‘丐儿不成帮，饿死没人扛’。没有教行哪成呀！”说着，把油条分给孩娃和老汉几个“杆儿”，又从叉褡和长袍袖里取出制钱，一人分了一个，把香骨板往叉褡里一丢，将叉褡摔在肩上，朝着铁佛寺扬长去了。

他腿虽趔趄，路却走得极快，随着两只胳膊的摆动，叉褡在他肩上一跳一跳，若不是长袍屁股那儿有一片格外油亮的污渍，你断然不会觉出他是一个单杆儿叫花子。

此人便是我鲁公。

是年我二十九岁，饭已经讨要了十余年，南到武汉，东至徐州，西到洛阳，北过黄河，在“穷教行”当家也很有几年了，叫花子这碗饭已吃得轻车熟路。要不然，莲花落怎么能唱得那么溜口儿。

要讲我活的一辈子，就得从我初入东京说起来。为了能在东京“穷教行”里成为当家的，我从大南门入城后，先在小巷子里讨了三天吃，闲下时就去马道街观景，夜间宿下来，就编那莲花落的曲段儿。在徐州讨了三年饭，我是香骨板丐帮的当家儿，到黄河北时，又作徒儿学了莲花落。如今的东京老翁，你若问起旧时的丐帮儿，没有人不知道我鲁耀的，拿香骨板来唱莲花落，就是从我鲁耀开始的。可惜我弃丐抬扛后，这就绝了后人。

说那一夜，我借宿在马道街南头马市草棚下，那儿有一垛谷草，圆圆盘在贩马交易场的边儿上。四月天气，昼暖夜寒，交易场上旋着没有方向的小夜风，马粪的香味和马道街两边国槐的腥鲜气息，在交易场上兜着圈子。东京城里的灯光，明明灭灭，比徐州、洛阳多了许多，到深夜时，还能不断听几句戏园唤出的包拯腔，又粗又哑，好舒服！我把谷草垛抽出一个洞，钻进去，又用谷草堵了洞口，听着戏文做着梦，肚子圆鼓溜饱，头枕着叉褡，叉褡里还有几枚制钱，睡得痛快差不多就要死过去。那一夜我想：东京人好爽快，我怎的没早点来到东京哩！记不起是我睡着以后戏园歇戏的，还是戏园歇戏了我才睡着的，只记得来日醒时，我推开洞口谷草，日头从东天已跳出好高，斜照在谷垛儿上，把我的眼珠都刺进了脑瓜仁。我揉揉眼，打个哈欠，伸个懒腰，眼珠再从脑瓜里走出时，一下就看到十几个讨饭花子从谷秆堆里钻出来，扑扑拉拉跪在我面前，齐声叫道：

“师傅！”

我一怔。

这些“单杆儿”都是昨儿得了我制钱的花子。他们不含糊地跪在我前边，眼却瞟着站在一旁的花子老汉儿。那老汉见我怔着，眯眼笑，朝我靠了几步。

“贤侄儿，我们是东京的‘竹筒帮’，竹筒吹得粗，人都听厌了，讨不来饭。我饿着没啥，不能饿着这些小杆儿，你就收下他们，立个穷教行，建个莲花帮，做个当家的吧。”

我想了想。

“你的岁数比我大得多……”

“你的道行深，”老汉说，“我在东京要了五十一年饭，唱莲花落的见多了，可就你贤侄才真真是见啥唱啥，逢啥编啥，不是先编后唱的，你要不当家才是瞧不起我们哩……”

这般的，我入城三天，就立了一个莲花帮，做了当家的。当家的有当家的好处，管着一帮人，逢年过节也必然有礼送来。但当家的要让在行的老少们日日有饭吃，这便是难事。

光绪临末时，我鲁耀改了行当。

丐帮不漂流，是要慢慢绝食的。能耐再大的杆儿，也不能死插在一地不动，哪户人家也不肯终日打发面熟的叫花子。

终于，当“知客”了。

知客是殡丧婚娶中的帮忙打杂人。诸如招待客人，烧纸递香，搀扶孝子，收拾桌面，端菜添酒，担水扫地，洗锅刷碗；代婚娶主家收拾洞房，搬运陪送嫁妆，招待贺宾，安桌让座，次日回门引婿，祭祖行礼，拜见岳家亲辈，如此等等，七七八八，都是知客的活儿。做一次知客，不仅有几天的好酒好菜，而东京红白事，向来有“捎包”习俗。为了酬谢知客帮忙辛劳，一般是白事赠送单数礼品，红事赠送双数礼品。礼品也大都是吃食蒸馍油货和纸封制钱。为了肚子，我鲁耀也少不掉四处打听谁家死人，谁家娶媳，偌大个东京城，红事白事总不间断。

遇了白事，走过去，首先在死人灵前磕三个响头，烧一撮纸，然后找到主人。

“家里缺帮手吧？”

主人怔一下：“不缺。”

“孝子总缺吧，你把我当成儿子孙子都行的。”

主人只好说：“你去问总管，他那儿有事干。”

遇了红事，先在主家门口点放一挂百响小鞭，然后进去说：“我贺喜来了。”

贺喜自然让主家高兴。

“你去问总管哪儿缺人手？”主人说着，递给一个蒸馍，于是鲁耀他就成了喜知客。

知客做得久了，程序熟了起来，慢慢办事就越发干练，殷勤周到，开始有小户人家请他做总管。他也能处处为主人着想，筹办筵席，购买肉菜，封礼收礼，都十分节省，一时间竟成了东京城的红白人物，连高门大户遇事也得请他操劳。

说这年夏天，多雨，东京城像煮在锅里的猪杂碎，到处都稀稀水水，日头一出来，满城街巷都是反照的光团儿。西城有条胡同叫豆芽胡同，其状也如豆芽一般，胡同口窄小得仅能走进一辆手推车，里边细长，深处稍稍一拐，展出一片地面，亮出一个阔大门楼，这就是豆芽街上的“豆”，户主是在书店街经营土杂货物的“恒大杂货店”的老板，姓程，人称程掌柜。程掌柜的儿子二十早过，定于初三婚娶寺后街一位女子，可因本月天气连阴，雨水勤注，豆芽街地势太低，积水多，阴气大，于喜不利，就把“好期”推后三天，改为初六。怕初六胡同路面不干，又专门推来一车沙土，在胡同口的豆芽尖上堆起一个小坝，以防主街上的雨水再往里灌。到了初五这天，街上还存着积水，胡同里却干了路面。

这当口，他来了。

“程掌柜。”

“有事？今天恒大货店不开业。”

“贺喜贺喜！我姓鲁名耀，明儿来给你老打打杂，做做下手咋样？”

程掌柜是个讲究人，看看他长袍上的一身脏污，说：“谢谢了，我人手齐全。”

“真的？”

“真的。”

站一会儿，他猛一转身，走了。

初五夜，程家好不热闹忙乎，一个豆芽胡同进进出出，塞满已来帮忙的喜知客。拉桌搬椅，砌灶蒸馍，动刀切菜，叮叮当当，吆七喝八，人手其实极缺。

他站在豆芽梢儿上，望着那一派景致，呆了大半天，摔出了一句话：

“奶奶的程掌柜，看你让不让老爷当知客！”

说毕骂完，就隐进树影里。

三更时分，知客散尽了。五更时分，程掌柜睡不着，起床推门一看，可了不得，长长的一条豆芽胡同，满是积水，腿膝盖儿深！在清清的月光下，明明亮亮，堆在门楼下的桌椅板凳，船样在水面游动。连夜蒸下的一簸箩白馍，泡在水里成了白浆。程掌柜心里忽悠一下，腿一软，差点倒下去。他哗哗趟着积水，到胡同口一看，那沙土小坝被人掘开了，满街雨水都灌进了胡同。日头一出，新媳妇的花轿就要抬过来，程掌柜急坏了。知客们都不在，只好找来铁锹，堵住坝口，亲自用桶往外倒水。哗啦──哗啦──没几下，已累得腰酸背疼，脚下又冷得寒战，便“娘”地叫一声，直起腰，道：“我得罪你们谁了呀！”

这当儿，从街头晃过来一个人，走路一摇一摇，在水色的月光里，像竖漂的一截黑木头。他摇到胡同口时站住了。

“程掌柜，一早就忙呀？”这人就是鲁耀。

掌柜叹了一口气：“人心都叫狗吃了。”

“看您老年纪这么大，怎能干了这活儿？”鲁耀说着，将长袍往腰间一挽，脱掉鞋子，跳进水里，操起水桶，哗哗就倒起水来。瘦身子一弯一直，一提一桶，比掌柜的手儿快了许多。

到天将亮时分，月落了，仅余几粒星星在城上空闪着，街面朦朦胧胧，国槐的影子都融进了黑色里。豆芽胡同的水也基本完了，鲁耀丢下水桶，扶腰站起来，朝身边的主人看了看，笑一下。

“不误你家娶媳妇吧，程掌柜？”

“我不亏待你。”程掌柜说着，回身在门楼下取来一兜蒸馍，递给他，“晾干就能吃。”

看那馍都是经过水泡的，鲁耀没有接。

“饭时我和知客们一道吃……”

掌柜说：“我家知客人够了。”

把眼吊起来，鲁耀将桶扔到墙根下。

“程掌柜，东京的红白事，还没有谁家不请我鲁耀去充知客的。”

程掌柜很坦然地笑一下。

“下次吧，我家二少明年娶。”

他转过半边身。

“那我就走了。”

“多谢你帮忙……”

走了半步，他停下来。

“真走了……”

掌柜朝豆芽胡同里转过身。

“不远送。”

再没说啥，他从程掌柜手里夺下那一兜水泡蒸馍，三脚两步就出了胡同口，朝着鼓楼大街走去。

东天已经透红，日头露出半张脸。东京城干干净净，树在红光里微微摇着，叶子嫩得滴水，房屋楼店都洗得了无纤尘。豆芽胡同口的两侧，大红“喜”字已经贴了出来，极为醒目招人。就这时候，忽然来了两个讨饭花子，一人手举托盘，上摆米糕、芝麻条、烧饼、油饼各一个，为四色礼品，一人手拿浏阳产的百响小鞭一挂，到胡同口“砰啪”一放，大声叫着“贺喜贺喜！”朝程家门楼去了。

东京的喜事有规矩，凡送礼的如若不以宾客相接，请上桌吃喝，就需加倍封礼相还。总管的案头放有一叠红纸，就是以备封礼之用。一般还礼都在五百制钱到一贯之间。自然“杆儿的”叫花子是不能请上桌的，既然他们托盘置礼送来，就得厚礼还去。

有个快腿知客回去报信，说叫花子贺礼来了。

总管问：“掌柜，还礼吧？”

“还。”

“多少？”

“八百。”

于是总管将八百制钱用红线穿了，红纸一裹，让快腿知客送了出去。

两个花儿接了八百钱，千恩万谢，一再祝福，出了豆芽胡同。

然而，这里前对贺喜的花儿方去，后对紧跟又来。一样的衣服破烂，一样的满脸脏污，一样的四色礼品，一样的浏阳小鞭，一样的拿去程家八百制钱。日未升三竿，程掌柜就接了这样九对贺礼叫花儿，赔去制钱七八贯。

正在应接不暇的当儿，胡同口突然接连鞭响，噼里啪啦，炸得豆芽胡同一抖一抖。总管以为是花轿来了，措手不及，忙派知客出去察看，谁知竟是二十多个讨饭花儿，全部手举托盘四礼，破衣烂衫，不等鞭炮烟雾散尽，就涌进胡同里，“贺喜！贺喜！”“掌柜的，下人给你送福来了！”“祝你家早得贵子啊！”叫叫嚷嚷，潮水一般卷到程家门楼下。

总管不敢接礼，接了就需二十贯钱送出，于是忙去问主家。

“咋办？”

“不理他们。”

“不便吧？”

“东京的叫花子百百千千，打发得起吗？”

如此，总管就把这帮贺人硬拒了，任他们在门楼下恭的贺的吵翻天，就是不派知客去收托盘上的礼。这样僵持了好一阵，叫花儿们看指望不大，就收起托盘，怏怏走了。

不久，新娘真的来了。一顶花轿被红绿绸布的缠花包裹着，八个轿夫都是民间汉子，身体结实，又懂轿行，一闪一闪，起起落落，缠花在轿上飘飘摇摇，远远望去，像是由南向北移动着的一棵开满花的树。两个响器班，分列花轿两侧，共吹着一曲《百鸟朝凤》，声音舒展昂扬，流水般在街道潺潺作响。看热闹的居民前拥后挤，鞭炮不间断地在人头顶炸响。快腿小二在拐弯处招风见了，忙回身到程家禀报。跟着总管和搀扶就从门楼出来，迎到胡同口上，将红地毯一节一节铺满豆芽胡同。

可事情万万也难以料到，当新娘子到胡同口下轿时，突然从对面人群中又闯出十余个讨饭花儿，都是三十几岁，结结实实，一个个头戴孝布，身穿麻衣，手持招魂幡，齐刷刷地跪在轿前，号啕大哭，声音嘶哑，破喉烂嗓，爹呀娘呀，妻的儿的，哭得惊天动地，真如丧了考妣一样。

事情来得突然，轿夫一见这些汉子孝子，搁下轿子就呆了。响器班一向还没遇见过“红白相撞”，一人止吹，全班就乱了调儿，稀稀拉拉，此起彼伏，慢慢两班响器都止了吹打。街面上除了十几架嗓门的狂哭，就再也没有别的动静。丁点儿也不悲哀，却十分热闹，围观的市民一下把花轿晾到一边，朝着孝子围过来。

新娘子下轿后，原本还有很多程序，可这会儿喜丧相遇，为了躲避，也顾不了许多，一出轿门，搀扶拉上就跑，慌不迭儿，嘴里叫着：“躲邪！躲邪！躲邪！”

新娘子知道自己出嫁遇上了白丧，一过程家门楼，起先还是哀哀地压着嗓子哭，和新郎拜天拜地时，听那门外孝子仍在嚎吼，越发觉得晦气，便索性哭出音来。娶妻嫁女，本来一桩喜事，没想到闹出一片哭声。掌柜急了，叫道：“我哪儿做了孽事啊！”抱头蹲在上房不动了。

总管急了，亲带几个知客出外搀孝相劝，不仅劝不动弹，那十几条汉子孝子反把脸转向豆芽胡同里的程家门楼，哭得更加厉害。没办法，只好回去减了婚娶的繁事，匆匆把新娘送进洞房。找到主人问：

“掌柜的，你得罪下了谁？”

掌柜说：“我得罪过谁？”

“那是几个恶作的叫花儿，像要叫你破财的。”

“豁上吧，每人给一千制钱去……”

一个知客送出去十几贯，一会儿又原封不动把钱拿回来。

“狗日的不要……就死哭，劝不动。”

这时候，一个常做知客的出来说：“这怕要由掌柜亲自出面请鲁耀先生调停哩。”

程掌柜听了，怔怔，坐在罗圈椅上木着脸，连吸十几袋水烟，让总管带着二十贯制钱出去了。

不一会儿，鲁耀来了，背着叉褡，后边跟着掌柜和总管。他到众孝子面前，从叉褡里取出钱来，朝每个孝子面前扔了一贯，说：“都他妈别哭了，程家总管有事，我接总管了，你们都是知客，快都进屋洗罢脸，端菜上桌，宾客都在等着呢。”

果然，十几条汉子，从头上扯下孝布，擦把脸，把孝布和麻衣往一堆儿卷了，笑嘻嘻跟着鲁耀进了豆芽胡同。

今日东京相国寺中藏的《相国寺竹枝词三十首》中有诗云：

上通抚道下通猴，

屁股常年一片油。

三十六行相国寺，

无人不拜鲁杠头。

这诗是我死后作的。记得在世时，并没有文人这般抬举我鲁耀。人的作为能入诗，能留后人，可想活着也算得有作有为了，不然谁肯枉费笔墨呢。自从在程掌柜家做了总管，我就不做知客了。城内的数百条街道胡同，没有谁家不知道“红白总管”鲁耀的。马道街、相国寺、龙亭、铁塔、禹王台、砚庆观……无论到东京的哪个地方，人们都熟识我，见面不是称我“鲁总管”，就是叫我“鲁先生”。做了总管，成了人物，就有了财存。有了财存，我就在现省府前街买了房子宅院，开了“明记杠局”，成为鲁杠头。从那时候起，我在东京就有了自己的营寨，开始了我鲁杠头辉辉煌煌的一辈子。

《如梦录》中的《形势纪第二》开头道：

东京地脉，原自西来，故惟西门直通，余四门皆屈曲旋绕，恐走泄旺气也。势如卧牛，故名曰卧牛城。城内周府前有兴龙桥，又有左右两龙须，东自锭匠胡同，往南至大店，过鼓楼而东，由鹁鸽市迤南，东至第四巷，南抵宋门大街止；又自鼓楼往东至五圣角，向南抵宋门大街止，谓之左龙须。西自武庙，往南，至钟楼。

我所置宅院就在卧牛城西南，离钟楼不远，地皮约有半亩余地，房是青砖青瓦，四合院子，院里有梧桐两棵，树皮四季都分外滑润，涂油似的。夏天树皮上生出很多苔丝，地上潮潮一股湿气，十分凉爽；冬天则温暖舒适，宜人可意。到第二年秋天，省府前街有家杠局，经营不善，生意被曹门大街一家杠局夺了，我出面请客，把这家杠局盘让过来，于是，旺火添柴，势头大振。

杠局，是专做抬死人生意的。

我的“明记杠局”临街是三间门面瓦屋，门头上的字号用金色漆了，棺材抬手没有固定身子，都是“莲花落”帮的徒弟们，有死人就抬，就吃喝。没死人就上街去唱去讨。这买卖别无所盼，就盼着东京多死人。多死人才会有兴隆好生意。然东京人并不为杠局多死，要赚钱就要把曹门大街的杠局也掀倒，让明记杠局在东京独家经营，独赚死人银两。

我原想和曹门街杠局好好斗上一番，不想那杠局竟那么稀软，像是纸扎的，经不起我鲁耀一脚踢，只一指碰碰就破倒了。

事情是在过年。大年三十那天，小二过来对我说，当家的，该请先生写对联了，杠局过的是头一个年，对联要吉利。我说，你去曹门大街看看，看他们局的大门上写的啥。小二跑步去了。

约有一碗饭工夫，小二回来递给我一张纸，上边请人抄了他们局门的对联：

天龙义气高百斗德必有邻

司马文章壮千秋群贤毕至

门额上写的是：

关雎志喜

我把那纸一团，扔了。

“字好吗？”

“请书院先生写的？”

“啥价？”

“一副对联就给了一千。”

“你去，到书店街联市上把写字最差的给我叫过来，一副对联给五贯。”

“掌柜……”

“去，在联市上唤唤，看热闹的越多越好。”

对联市是春节前自成的，每年都在鼓楼北的书店街，路边上摆下桌子，一个挨一个，桌上都放着笔墨纸砚。纸是割好的对联纸，宽宽窄窄的红条儿耷在桌角，砚台压着，在风中哗哗地动。每张桌前，站着一个先生，手插在长袍袖里，有人从前走过，就忙问：“写不写？”人说：“看看。”“来吧，不光字好，文也吉利！”“价呢？”“随你便。”这就成了。酬劳早已形成惯例死价，无论字好字坏，都要给上百个制钱。只有那些字迹确实不好的，才躲在联市的角落里，歪歪扭扭从老黄历上抄一副，红脸青筋地和小门穷户的主人吵吵争争。

我的小二到鼓楼下站住脚，面向联市大声唤：

“我家掌柜要写对联啦，哪位先生去？”

叫声不落，就有六七个先生提着毛笔抢过来。

“远不远？”

“不远，省府街。”

“这么远，价得高些。”

“一副对联五千制钱！”

“真的？五千！”

“真的，五千。”

“掌柜是谁？”

“鲁杠头。”

“走吧，我去！字是东京一流的，相国寺的门联就是我写的。”

有个先生扯住了我家小二的衣袖子。

小二道：“鲁掌柜说了，字写得好的不要，谁的字差谁就跟我去。”

人群哑了一会儿。

“傻子……”

“羊癫疯吧……”

这六七个先生离开我家小二，回了各自桌前。小二看没人应招，就到鼓楼下边，找到一个写字手抖的老汉。

“你去不去？”

“你闹啥耍儿？”老汉说。

我家小二取出五贯制钱往老汉桌上一摔：“你说去不去！”

老汉一怔，收起钱，就提笔和我家小二一道来了。后边跟了一旗子看热闹的人群。

拉过桌子，铺好红纸，小二把墨磨好。

老汉说：“鲁掌柜，我字真的写不好。”

“写吧，我就看上了你的字不好。”

老汉在砚台上磨磨笔：“写‘生意兴隆通四海，财源茂盛达三江’还是‘一元二气三阳泰，四时五福六合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