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说：“爱军……支书……镇长，我要死了哩，我要死了哩……”

她的话使我奔腾的血液愈发地要冲出脉管疯狂了，越过堤岸、飞越肉体了。我已经感觉到我的手指、脚趾、手上都有血浆、岩浆就要喷出来。我慌慌乱乱、忙忙匆匆，粗暴地将她的腿分开，把我跪在她腿外的膝盖移进她的双腿间。不消说，又一个令人心醉、令人心碎的时候如期而至了；不消说，她殷红柔韧的叫声又将在天空如彩虹一样飘飞起来，又将照亮大地和山脉，鼓舞起我们革命中疯狂的意志和精神，然就这当儿（天呀天，地呀地！），我们的身后有了脚步声，且那脚步声走着走着咚的一下立住了，不走了。

（乱云飞，松涛吼，群出奔涌/枪声急，军情紧/肩上压力重千斤/风雨如磐天地暗/团团烈火烧我心……）

我把头立马旋过去。

程天青突然出现在了场边上。

已经开春了，他仍然穿一件黑色制服老棉袄（我小时候经常见他穿着这件袄，上兜里别着一根钢笔，笔卡儿在兜外闪闪发光），兜口上挂着一枝草棒儿。他的脸不算太脏，只是白多黑少的目光看着我和红梅，脸上的青色惊奇像树叶一样厚。我知道事情不好了，如革命的道路上遭到了敌人致命的伏击一个样。红梅是在我扭头的同时坐了起来的。又几乎与坐起来的同时，她把她的衣服抓在手里了。

就是那一刻，如十里山脉一样漫长的一刻里，程天青盯着我，我也看着他。那时候我脑子里一片空白，没有任何文字和图画。我不知道如何来应付这景况，不知道以后会发生怎样天崩地裂、乾坤翻转的事。寒气从我的脚底生出来，迅速地传到了我的手指和头顶，可热汗又分分明明地挂在我鼻尖上。我以为我就要崩溃了，身上的骨头就酥软了，可程天青那当儿忽然轰的一下朝着我和红梅跪下了，头像捣蒜一样朝我们磕着头说道：

“饶了我吧……饶了我吧，我姑女都死了，你们千万不要枪毙我……我认罪，我认罪行不行？看在我是老党员、新中国成立前就参加革命的分上就饶我一回……”

（他真的为党和老一辈革命家丢尽了脸。）

我松了一口气，开始不慌不忙地穿着衣服，对红梅说了一句“不要怕”，然后衣服穿好了，扣子系齐了，从从容容走出麦秸垛，到仍然跪在那儿磕头的程天青面前，泰山压顶般立下来：“你看见啥儿了？”

他说：“我认罪，我对不起毛主席，对不起党中央，我用毛主席的书纸给孙娃擦屁股真的不是故意的……”

我把声音抬高了：“桂枝她爹，我问你看见啥儿啦？”

他依旧不抬头，依旧把头压在地上捣蒜说：“饶了我吧，看在我新中国成立前给八路军送过信的分儿上……我罪该万死、罪该万死……”

说着说着他不再磕头了，而是跪在那儿一下一下朝自己脸上打起了耳光来。

我说：“饶了你这回，不管桂枝怎样反革命，不管你怎样反革命，一日夫妻百日恩，好歹你也算做过红生、红花的外爷，你就回家吧。”

他不再掴打自己了，怔怔地抬头望着我。

我说：“走吧，去把那头麦地的羊给我赶出去。”

他呆呆地给我磕了一个头，哆嗦着起身走掉了，朝远处麦地的绵羊那儿走过去。

他走了，我回头去看一直站在我身后的红梅时，她脸上的惊恐、蜡黄还如窗帘一样在挂着。

“他要说出去你我这辈子就完啦。”她说。

我想了一阵，望着顺着田埂走了老远的程天青的后背唤：“程天青，你要啥也没看见，你就活在这世上；你要看见啥儿了，你要说出一句啥儿了，你就成了彻头彻尾的反革命，怕革命就不会让你活在这个世上啦。”

我以为他不会听见我的话，可他听见了，淡下脚，转过身，老远老远地朝我和红梅深深一跪一磕头，又起身走去了。

初春的日光里，有几丝冬末的寒味，从那边山坡下、水渠里过来的风，凉凉地从我们身上掠过去。程天青走去了，但留下的余悸使我俩再也没有那事的兴味儿。我们坐在麦场边的石磙上，望着田野，望着被程天青赶着的羊，望着每一块田地上面向东方的口号牌、语录牌，我和红梅的手紧紧地捏在一块儿。她说：“爱军，得想个法儿，既不影响你我的前程，不影响你我的革命形象，又能使你我想到一块了就能到一块，想有那事儿就能如夫妻样随时随地去脱衣裳做事的法儿哩。”

我没有接着红梅的话说啥。我把目光从远处的田野上收回来，无意间瞟了一眼我和红梅刚刚钻过的那个麦秸垛的缝，这一瞟，一个惊人、伟大、雄奇的计划在我的头脑产生了。

云开日出霞光照，千年铁树开了花。我感到我的脑里先是有“当”的一响，接着就是一声轰隆的巨鸣，就在那一瞬之间，那个庞大的、不可思议的计划在我的头脑里有了轮廓、有了形物、有了开工的日程。

3．桐树上的思想

我决计要从我家挖个暗道通到红梅家里去，使我两个足不出户就能随时随地如夫妻样见面做事儿。

当这个计划如霞光一样闪现时，我心里狂跳了一阵儿，但我没有立马给红梅说。也许这是我们的情爱生活中最为壮美的一页，不到万事俱备我不会轻易地说出口。然自这个计划在我头脑中形成以后，每每想起，我就会心热肺烫，热血沸腾。我没有立刻把这个计划付诸行动，我先把县里在我们大队召开的现场会弄得圆圆满满，写了三份经验材料：一份是《“三统一”使群众的思想红起来》，一份是《“一帮一”红一线，“一对红” 红一片》，最后一份是《关于程寺究竟是封建余毒还是文化遗产的思考》——因为所有的参观者，都对二程寺建筑的雕梁画栋，描龙绘凤，感到美丽而又不适，甚至寺庙上的许多房瓦。青砖上都有明清时期的龙头兽脑，这显然与革命所需要的破旧立新、纯洁环境的要求相距甚远。我非常想砸了二程牌坊和二程寺，让革命的风暴在程岗镇横扫一切。然果真对它进行风暴洗礼，不仅不符合六十年代初省里对它颁发的省级文物保护规定，更重要的，砸了二程寺，就等于砸了占程岗大队四分之三的人口的程姓人的头（这一点王镇长他妈的说得对，我不能在程岗因二程寺失掉了群众基础——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历史的动力。群众是社会发展中真正的英雄，失掉了群众的支持，就失掉了革命最起码的条件。“二程牌坊”之战不是一个教训吗？）我希望我在砸掉二程牌坊和二程寺前，能得到上头的一个红头文件，或是一句口头通知，成为我毁掉这一切、砸掉旧世界的有力支持和保护。我在《关于程寺究竟是封建余毒还是文化遗产的思考》中列举了二程牌坊和二程寺九大罪状：

（1）二程牌坊和二程寺的存在，昭示着程颐、程颢的“程朱理学”的黑色旗帜在红色革命中公然的飘扬；是和革命形势的公然相抗。

（2）二者的存在，吸引了许多朝拜者，毒害了方圆百里人民群众的思想。

（3）增加了迷信活动（春节前后偷偷烧香、上供者络绎不绝）。

（4）牌坊与程寺每一块砖瓦上都散发着封建余毒的恶臭。

……

（9）砸掉牌坊与寺庙，无异于捣毁了“程朱理学”的司令部和指挥中心，必然会使毛泽东思想的伟大旗帜在耙耧山脉高高飞舞，万代飘扬。

将这三份材料各复印几份派人送到县委，又寄往地区日报和省报以后，农田的追肥施过了，能灌溉的一部分水田地浇过了水，革命和生产都告一个段落时，我开始落实我雄奇的计划了。

我在某一天我娘领着红花出去，红生上学时，爬到了我家院里的桐树上，以我在工程兵服役间学到的开山凿洞的基本知识，让目光从桐树叶间穿过去，以石大狗家房后的榆树为第一标杆，以程翠粉家的一棵椿树为第二标杆，以程天青家门口的老槐树为第五标杆，我目测到从程后街我家到程前街红梅家的直线距离大约五百五十米，其间要穿过程寺后节大院的一个角，穿过第二生产队队长石二狗和十七户程姓人的家和程后、程中两条街。若地道的通道以半米宽、一米高来计算，地实土方量是约二百七十五立方米，若虚土土方量的增土比例最少按一比一点五，那虚土土方量就是四百一十五立方米。再在五百五十米通道的中间——程中街的大街下挖出一小间能放一张床的房子来，大约三米宽，三米长，二米高，那间如我们洞房一样地下房间的地实土方量十八立方米，虚土土方量是二十七立方米。这样，即便地道笔直，没有一点误差，地实总土方量三百立方米，虚土土方量为四百五十立方米。若我白天抓革命，晚上搞生产（挖洞），按每夜挖出最大地实土方量为零点七立方计算，就是说我要打这个爱情的地道需要四百二十天。四百二十天就是将近一年半。那么，这一年半我要出门开会呢？我要晚上在程岗加班工作呢（如三夏大忙或组织党、团员政治学习），我若生病发烧呢？若计算不周，地道挖偏误工呢？

就是说，我以最快的速度，每夜挖洞不止，也需要将近两年时间（这两年内，我还必须达到另一目的，当上镇长）。两年时间似乎十分漫长，仿佛是不见日光的一个长长黑夜，可那对于一个被爱情膨胀起来的革命者又算什么呢？抗日战争不是打了八年吗？解放战争不是打了四年吗？我自己服役四年，其中在一个工程上不就挖了一年零八个月的山洞吗？只有被战胜的意志，没有战不胜的困难。这是谁的话？是我在部队上写的豪言壮语，还是我在报章上读到的锦言妙句？

人，作为人，被革命思想武装起来的人，最勇敢、最智慧、最无私，没有什么困难不能克服，没有什么高峰不能攀登，没有什么奇迹不能创造。最困难的时候我们到，最紧急的关头我们上，最危险的地方我们去，最艰苦的任务我承担。没有血汗，就没有荣誉；没有牺牲，就没有幸福；没有雄心壮志，就没有远大前程；没有脚踏实地，就没有成功在望。革命从风雨中开始，收获从勤劳中起步；快乐从血汗中积累，幸福从挫折中获得。抬起头，往前走，风雨无阻；越沟壑，历艰险，誓不低头。前进吧，未来在招手！努力吧，号角在吹奏！奋斗吧，曙光照千秋！

那么，那四百五十立方米的虚土挖出来后堆到哪里呢？

我在桐树上转了一个身，看见了我家房后，耙耧山脉的程岗山头下那条四季长流的水渠。它能盛下多少万立方米的土方呢？有多少土不可以被水冲往下游呢？

几天后，我在我家后院墙上扒了一个口，装上一个单扇门，在门里垒了一个猪圈，买了两只小猪。这条被猪圈掩盖的通往村后水渠的后门和小路就算开通了。

破土动工是在四月下旬的一个后半夜，那一夜下弦月到夜晚十二点才不急不慢升上来。不消说，满世界的社员群众都睡了，月光在村里村外都如洒了一层奶。我把洞口定在我家后宅空院的红薯窖洞里，把预先准备好的短把铁锨、锄头、新竹箩筐、马灯、朝洞口上拉的绳子和铁钩一并系到红薯窖洞里，然后自己穿着当工程兵挖洞时才穿的白褂子和绿裤衩，顺着窑洞爬下去，把马灯挂在泥壁上，朝两个手心上吐了唾液，相对一搓，跪在地上，抓起镐头，举手用力，第一块如碗大的黄土从我的镐下掉下了。新土潮湿的香味立刻红艳艳地盖住了窖里留下的陈年的红薯味，还有树叶落在窖洞里的霉腐味。因为革命，我已经很久没有亲自干过重体力劳动了，成了程岗大队的最高领导后，家里连去井上挑水、从田里分粮分菜都有人送回到屋里边，尤其半月前镇党委委员的一纸批文下来后，连院里扫地、往墙上挂物的细小也都由来家串门、说事的村人顺手干去了。似乎能替我家干些活是村人的一种荣誉哩，就像我在部队时看见给连长、营长端茶倒水、洗衣服的勤务员脸上总挂着傲慢的笑一样，我看见给我家干活的村人们，脸上一样挂着亲近、热情，还有一些自得的笑。我知道，只消说一声，会有许多社员来帮我把这个地道打到红梅家里去。但是不能，绝对的不能。不仅是革命不允许，而且这样的行为无异于把自己推向了革命的对立面和断头台，使我成为革命的宿敌和冤家。我当然不会让任何人帮我。我不会让任何人知道这个秘密。这是我和红梅灵魂中永远不向人开启的一条黑暗的通道和房屋，是我们神圣、伟大爱情的升华和见证。我把两个箩筐装满了土，从洞里爬出来，用麻绳把两筐泥土拉到月光下，然后挑着从猪圈边上走出后门，沿着一条小路朝岗下的水渠走过去。月亮已经从岗上移到了村头上，二程寺后节院的启贤堂大殿的殿脊和檐角在月光下显得柔和而舒缓，仿佛在慢慢摇摆爬动一模样。村街上偶有一下两下青青白白的狗吠声，像一片两片透亮的薄冰从夜空滑过去，然后那夏初的月夜就愈发深邃了，奇丽了，妙不可言了。从水渠里翻上来的流水声，细雨样浇在月光下、麦地里和我脚下有了潮露的小草上。蛙鸣和蛐蛐的欢叫，在我的脚步中歇一阵，又无忧无虑地叫起来，把我的脚步和肩头勾担及箩筐的吱呀声淹没了。世界变得宁静无比。我听见了耙耧山脉在那宁静中的呼吸声，又好像是小麦的根须在吸收着田野里的水分和养分。

把第一担泥土挑到渠岸上，我擦了一把汗，将那两箩筐泥土倒进了水渠里，起身时我看见了镇政府大院那排新中国成立后盖的红机瓦房在程岗的北头，被月光一照，成了黑紫色，仿佛那瓦房上凝固了一层血。

两年内，我决计要打通这五百五十米革命的爱情通道，而且决计要扫清程岗镇在我政治生涯中布设的大小障碍物，决计要在我二十七岁生日之前当上镇长，成为程岗镇的第一把手。那一夜，我把那洞挖了零点八米深，往水渠中倒了十九担土，看了十九次镇政府机瓦房，我对自己说了十九遍那样的决计、一定的话，最后鸡叫三遍了，东方泛起了乳白色，我朝着镇政府方向撒了一泡尿，回家睡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