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红海洋

抓革命，促生产——这是我上台以后的工作中心。但是，桂枝死了，给我带来的最直接损失是，每天睡到半夜，姑女红花会突然醒来，大哭着要找她的母亲。“我娘哩？我要我娘……”这哭声尖直犀利，如鲁迅的伟大匕首，划破漫漫长夜，弄得我彻夜不眠，影响了我来日的许多精力。

自然，我的母亲从岗上搬下来了，回到了她儿孙们的身边。镇政府在程岗大队召开群众大会，宣布了新的革委会名单后，母亲把饭端到我手里，怯怯地问了一句话：“爱军，你给娘说实话，你丈人下台是不是因为你？”

我说：“娘，是他自个儿犯了错误哩。他烟瘾发了，敢从《毛主席语录》上撕下一页纸卷烟抽；他孙子拉屎了，找不到纸和石头，他敢从毛主席的书上撕下一页给他的孙子擦屁股……毛主席的书是啥儿？那就相当于过去的圣旨哟，你说过去谁敢对圣旨说个不字哩？见了圣旨谁敢不跪哩？不跪就要杀头呢。眼下新社会，民主了，不用像对圣旨一样对毛主席的话磕头了，不用磕头了你就敢撕下卷烟吗？你就敢撕下给孙子去擦屁股吗？”我说，“正好那一页上还写的‘革命不是请客吃饭’那段话，要不是他疯了，枪毙他也不是没可能。”

母亲便将信将疑地又挪着她半大的脚儿去给他的孙子、孙女端饭了。此后，我伟大的母亲承担起了照顾革命家庭的全部担子和义务，每当红花半夜哭醒时，我就见母亲把红花揽在怀里摇来又摇去，见我揉着眼睛从西屋（我一个人搬进西屋睡去了）到了东屋里，母亲就会说：“睡去吧，你明儿还有村里的一摊儿事，既做了干部就给人家干好些。”

我的娘是这个鱼目混珠的人世上最圣洁、伟大的人。我不知道她用啥法儿使红花半夜不再啼哭了，使红生半夜睡着也不再磨牙说话了。走了桂枝，回来了我娘，家里的地总是洁洁净净，桌子和桌子上的主席像、红宝书及墙上贴的“语录画”，也总是锃光发亮。苇席总是卷着靠在门后边，凳子不坐时总是放在屋里界墙下。读了一年级的红生的书包放学后总是扔在院里或者屋子的地上，可过不了多久，那书包就又总是挂在墙上了。

娘使我能够专心投入抓革命促生产的伟大运动中。在冬闲的日子里，我首先用水泥把“两程故里”的牌坊糊了一遍，涂上红漆，描上彩边，写上宋体大字，左边是“伟大领袖毛主席万岁！”右边是“伟大的中国共产党万岁！”横额是“新的圣地”。我在程岗各户的墙上用白灰掺上细碎的头发，都泥出了二尺宽、二尺五寸长的一块白色壁板来，在那壁板上一律用红漆画了边，用黄漆喷涂出了几行字：“领导我们事业的核心力量是中国共产党；指导我们思想的理论基础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我派人去把十三里河上的大柳树伐了几棵，卖掉后统一购买了毛主席的巨幅画像和相当于对联的两个长条幅，左边条幅的字仍然是“伟大领袖毛主席万岁！”右边的也仍然是“伟大的中国共产党万岁！”把这些画像和条幅统一发放到各户群众家里，统一贴挂在各家上房正屋的迎面墙壁上。我在各个生产队的每一块田地的头上统一制作了一米见方的大木牌，木牌统一面向日出的东方，写了“三忠于”那三句火热滚烫的话：“忠于毛主席，忠于毛泽东思想，忠于伟大的中国共产党。”我发动党员、团员、青年和退伍军人，以“一帮一、一对红”的方式，让识字的帮助文盲，先进者帮助落后者，年轻的帮助中年或老年，子女帮助母亲或父亲，要求七十岁以上的老人尽量得会背毛主席语录三十条；五十岁至七十岁之间的尽量得会背五十条；三十岁至五十岁的人必须得会背八十条；十六岁至三十岁的必须至少会背一百条。我以革委会的名义通知程岗学校小学升级时分数高低无所谓，不及格或者零分也可以，但必须得会背毛主席语录五十条，小学升初中，除了背那五十条语录外，还必须会背“老三篇”（《为人民服务》、《纪念白求恩》、《愚公移山》）。

我用一个冬天的时间，绞尽脑汁，四处取经，在程岗创立了“三统一”（门前统一、家里统一、田地统一）和“一帮一、一对红；全村老少学毛选”的火红局面。我采取了超额背会毛主席语录者，以条数奖工分（一条十工分）；不会背的罚工分（少背一条罚二十分），若有抵抗情绪者，立马戴高帽子游街示众（共有三十九人遭此惩罚）的奖惩制度，使村里男男女女、老老少少（除疯子、病人和弱智者）都处在火烫的红色环境里。像人人都是煮在锅里的鱼一样，惊恐乱跳，但谁也出不了锅口。我深刻地明白一个道理：环境就是一切；环境创造一切。近墨者黑，近朱者赤。在延安你很可能就是革命者，在敌占区，谁又能保证你不是反革命的两面派？我希望我能创立一个全县独一无二的新的“红色革命根据地”，希望程岗成为一块新革命的实验田。一个冬天下来，我的努力成果累累，程岗的革命在寒冷中，红流滚滚、如火如荼、火星飞溅。大街小巷的墙上都写满了革命的标语和口号，村里村外的榆树、槐树、皂角树、泡桐树、楝树、椿树上都挂满了革命的苹果和革命的梨（挂满树枝的塑料薄膜上，都画着梨、苹果、柿子、桃、杏等，这些果实上或果实的边上都写有一段语录或是一句毛主席的话）；天空中红色飞舞，街道上红味四溢，地面上红花开放，家庭里红桌红床红箱子。红色的海洋红色的湖，红色的山脉红色的田，红色的思想红色的心，红色的口舌红色的语。姓张的见了姓李的，说:“‘斗私批修’——你喝没有？”答：“‘节约闹革命’——我喝过饭了。”问：“‘要破私立公’——你喝啥饭？”答：“‘不破不立’——老样儿，红薯汤。”张家要到李家借东西，推门进去见了人：“‘为人民服务’——婶，你家的箩筐让我用一用。”婶忙说：“‘我们要发扬白求恩精神’——你拿去用吧，新买的，爱惜一点。”说：“‘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知道了，谢谢婶。”

在那段日子里，你如果有机会走到程岗大队，你就会明白啥儿是“新时期红色革命根据地”，啥人才是“心明眼亮斗志昂”。在宣布我当村革委会主任那一天，四十五岁的平头王镇长在群众大会散了之后，把我叫到会场一角望着我，问：“你二十四岁了？”我说：“二十五岁了，复员一年了。”说：“爱军，你觉悟很高，是块革命的料，但你听我两句话，一是革命不要砸了二程寺，北京连故宫墙上的一根茅草都没动，你要砸了程寺就砸了姓程人的心，就要失掉民心，失道寡助了。二是一定不能忘了抓革命还要促生产，农民是以食为天哩。”我说：“你放心，王镇长，我明白凡是革命文化遗产我们都应尽力去保护。我知道只有抓革命，才能促生产；革命是前提，生产是结果；革命是条件，生产是目的。”我那样说时王镇长以惊奇的目光望我一会儿，拍拍我的肩膀道：“那你就好好革命吧，组织信任你。”

（我没有意识到他这话正是他颠覆社会主义巨大阴谋的一次无意暴露，但后来，是我的智慧将他揭发出来了。）

我知道他王振海王镇长并不一定真的信任我（他是老镇长程天民的人），可我革命的言行举止把王镇长征服了，王镇长对我无可奈何了。我在程岗创造的“三统一”和“一帮一”活动，被我和红梅写成《程岗学毛著经验材料之一》，寄给了县委、县政府，寄给了《九都日报》和《河南日报》，没想到县里还没反应过来，《九都日报》和《河南日报》都在春暖花开时同一天登将出来了，还都加上编者按，称“程岗的经验是全地区和全省农村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学习的榜样”，于是，程岗果然成了全县革命的试验田。

同年三月，程岗大队被县政府命名为“红灯塔大队”（取延安宝塔之意），而我自己则被县委命名为“农民革命急先锋”的荣誉称号。两面红绸黄字的锦旗，赫然挂在了大队部的会议室。这是我革命初获成功的伟大见证。

2．麦秸垛下

无法解决的一对矛盾是我精神的革命和我对红梅肉体的思念。红梅每天都要出现在我面前，她因为被焕发起了女人的热情，因为她天然的热爱抛头露面的个性，使她在成为大队副支书后，脸上那种若隐若现的愁容荡然无存。她变得愈发漂亮和动人，英姿飒爽像支华丽的红缨枪，不失女人之美，又不失革命者的干练和利落。在许多场合里，我们总是那样心领神会，配合默契。每一次开会前，她和我总是先到会场吃碗饭的工夫，在大队的会议室里，我们忍气吞声地相互拥抱和抚摸，亲吻和接触，当听到脚步声，我就正襟危坐地回到那个简陋的主席台（一张柳木桌前的椅子上），她就去摆放着那十几把结结实实的长条凳。散会了，我们本可以在人们走后做魂飞魄散那事儿，可大队长程庆林和民兵营长任贤柱总是死心塌地陪着我说话到最后，鱼不离水样一直把我送到家门口（阶级情，鱼水爱）。他们还总是关心热爱地对红梅说：“你先回去吧，一个女人家，桃儿在家等你哩。”红梅就很无奈地望望我，我说：“你走吧，路上小心点。”她就只好走去了。志同道合的革命者像甩不掉影子一样，把我和红梅的情爱立竿见影地隔绝了。有一次，散会后我明明确确地说：“都走吧，红梅留下我俩商量一个事。”可在人走之后，我和红梅刚把衣服解开，我刚把红梅抱上拼在一起做床的三根长凳上，大队的院子里就又有了脚步声，冷汗就轰的一下出满了两身子。

我从会议室里走出来：“谁？”

“我。支书，是我。”一个叫小民的基干民兵在会议室的窗前走来走去说。

我说：“你干啥？”

民兵说：“营长让我在这放着哨，说形势复杂，上个月东小头儿的大队干部开完会回家被人捅了一刀子。说一定让我等你和夏副支书研究完了事儿把你们送到家门口。”

民兵营长，我的好战友，我的好兄弟，我恨不得在你的裆里踢一脚，在你们脸上掴打几耳光。回到会议室，红梅还在灯光下面系扣整头发，脸上的慌汗如刚刚洗过了脸。那一夜，我们就在民兵的脚步声中，在会议室的门和窗间的墙壁下，站在那儿憋着呼吸把那件事儿做完了。做完了我们谁都没有魂飞魄散那感觉，没有心愉神悦那感觉，我们像万不得已在泥水里洗了一次澡，洗过了觉得更脏了更需要找一眼泉水痛快淋漓地洗一遍。我们脸对脸地坐在两条凳子上手拉着手，听着门外基干民兵有节奏的脚步声，她说：

“我们这样终有一天会出大事的，会被人发现的。会把你我的革命前程葬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