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革命者的思念

尝了蜜就知道红薯不甜了，它失去了先前没见过蜜时的味道了。红薯就是红薯，红薯永远不是蜜。

我知道她叫夏红梅，是老镇长程天民家的儿媳妇，娘家是县城东关人。她男人叫程庆东，初中和我是同学，后来我到县城读高中，他到地区师范读了书。再后来，我当兵到军营保家卫国了，他就毕业回到程岗镇做中学老师了。我们革命和反革命的人生从此分道扬镳了。

这些资料是我在我娘那儿知道的。我去程家岗上看了娘。那岗上原有的十几户人家搬到岗下后，有几间草房欲倒未倒，还坚忍不拔地立在哪儿，有几个老人这样那样的原因都还依旧住在那。我到我家的老宅时，我那头发花白的母亲正在剥着玉蜀黍穗儿喂鸡子，看见我她手里的玉蜀黍穗儿掉在地上了，忙慌慌地朝我走几步，扶着一棵树打量我时她的眼上挂了泪。

我说：“娘，我来接你回家的。”

我娘朝我摇了一下头。

我说：“程桂枝要敢对你不好，我就休了她。”

我娘厉眼盯着我。

我说：“我是党员，我要革命，以后他程天青这个支书也得听我的。”

我娘就惊恐不解地审视我，好像他的孩娃有了神经病。革命在没有成功以前，自然都要遭到不解和非议，这是历史已经证明过的经验和教训。我不再和我娘说啥儿。我娘也有落后和愚昧的一方面。

和我娘坐在老宅的院门口，在落日中望着程岗镇的全景和风貌。从十三里河那边开挖来的大渠笔直如筷，流水四季鸣响，从镇后的岗下流过去，像一条永远不弯的绸带绷在山脉下。这当儿，我把目光在水面盯一阵，使眼如洗了一般，待到心明眼亮时，再把目光送到程寺的前节大院里，我就看见了红梅的那个铝饭盒在门框碰掉的红漆还在脚踏石上闪着光。

我说：“她叫啥儿呀？”

老人说：“她叫夏红梅。”

我说：“哪里人？”

老人说：“城里人哩，娘家是城关那儿的。”

我想了一会儿，像是问，又像是自语说：“咋会嫁到程岗呢？城里人咋就会嫁到这偏僻的小镇呢？人往高处走，水往低处流，凭她的长相嫁到九都市里才合适。”

老人看看我。老人像看出我的心思样，解谜开结地慢慢说，她还能咋样呢，程岗也是镇子呀，每月逢五是集日，从四乡来赶集的也是人山人海哩，并不比她们城关那儿的集日人少哩。再一说，人家庆东是在地区念过大学哩，当先生，拿工资，爹又是镇长。人家爹在城关镇当镇长时，她爹在哪儿？她爹在城关镇里扫院子、烧开水，是侍奉镇长的人，她咋会不嫁到程岗镇？她咋会不嫁给庆东那娃呢？

革命就是这样，没有奉献，就没有基础；没有牺牲，就没有成功。她嫁过来那年还不足二十岁，人细白水嫩，是这方圆百里的一枝花。说话大方，做事利落，一天能织出一件城里人穿的洋式毛衣来，要是村里有一堆姑娘媳妇在街上围着她，央求几句，她就会给大伙儿唱城里人才唱的歌曲儿，就会跳她在学校学的洋舞儿。就是这样，简单得如豆子遇水要发芽，枯木逢春要开花，她的欲望和旺盛的虚荣支配了她的人生和命运，也导致了她和我一生命运的辉煌和悲哀。其实是悲壮。

娘说可惜她得了革命狂魔症。病犯不仅不给老镇长烧饭、洗衣裳，还把镇长用过的碗筷到处扔。说老镇长是被她气到寺庙里去住的。说前些天她丢下娃儿、男人就走了，回城里娘家住了几天，回来就说她没回娘家，说她去北京见了毛主席，说毛主席还和她握了手。北京在哪儿？娘问我，却又自己答了说，北京在北边，千里万里呢，她能走到吗？再一说，毛主席是啥哟？那是皇上哩，她能见得到吗？能和他握手吗？说她回到镇上见谁都伸出手来让人家看，说毛主席握的就是那只手。这样她那只手就不拿筷子了，不沾水洗手了，说毛主席手上的热气都还在她的手上哩。你说她不是有了魔病吗？娘问我说，她是不是成了疯子呀？说镇长让程天青去请了老中医，用三个小伙把她按在床铺上，中医在她头上、手上扎了二十多根银针，让她哆哆嗦嗦抖了大半天，然后针一拔，她就不魔了，不再神经了，该做饭时做饭，该喂猪时喂猪，该去庙里给她公爹送饭就去送饭了。

也许我也患上魔症了，革命让我着魔了，夏红梅让我着魔了。我患的是革命和爱情的双魔症。自那天在程寺见了夏红梅，我的脑子里就总是不断地出现她的声音和影儿。只要镇街上喇叭一广播，不管是歌曲还是样板戏，我的身子就会躁动不安，鞋底、裤腿、裤裆和布衫，浑身上下都像着了一把火。这当儿在城郊铁道边上的那一幕戏会清清白白重新回放在我的脑子里，使我长夜难眠，精神委靡，夜不成寝，食不甘味，革命斗志快刀乱麻般被砍倒伐净了。有一夜，我想把身上的旺火熄灭掉，我用手去我的腿上掐，去我的身上掐，把我的阳物掐出了血，可仍然不能把红梅从我脑子里驱逐掉，不能把铁路上那幕戏的大幕关起来。

我病入膏肓了，无可医治了。我知道世界上从来没有救世主，没有什么神仙和皇帝，我们只能自己救自己。我也只能自己救自己。白天时，我在村里走东串西，到程家前街夏红梅家门口闲逛游荡，期望能冷不丁儿见到她，见不到她我就有意远离程岗镇。有个月我一早到乡下我的姑家姨家串亲戚，天不黑不回程岗镇。我还在我舅家干了两天力气活，他家盖房子，我在那和匠人一样垒了两天坯。可回到镇上时，长夜难眠赤县天，到夜半我就不得不去爬在我媳妇桂枝的身子上。爬在桂枝的身上是因为我把她当成了夏红梅，摸她的头，摸她的脸，摸她又粗又短的脚趾头和有些臭味的脚趾甲。这时候她就把灯关上了，半睡半醒地看着我问：“高爱军，你是不是又想让我生了呢？”

我说：“我想再要一个娃儿哩。”

她说：“那你就来吧，别在我身上摸来摸去哩，摸能摸出娃儿吗？”

她不知道我说完那话我就后悔了，不知道我听了她的话身上的火就哗地熄灭了。这已经是我回到程岗镇的第二个月，对桂枝那一丁点的兴味早已荡然不在了。可那时候我是一头猪，我是一条狗，我不是意志坚定的革命者，我不能不对她做事儿，不能不硬着头皮爬到她的身上去。她把灯吹了，做事儿时候她总是把油灯吹灭掉。月光从窗户透进来，寒意也从窗里透进来。屋子里有油灯灭后的黄色焦燎味，有春天暗香的绿色味，还有尘土和被子该晒未晒的潮霉味。孩娃红生和女娃红花睡在床那头，红花的胳膊搭在红生的胸脯上。桂枝过去把他们重新盖了盖，灭了灯就一如往日样坐在床沿上把她的裤衩脱下放在床头上，撩开被子躺下了，说你来吧，你想再让我生个男娃还是女娃哩？我说男娃女娃都可以。她说你来呀，还立在屋里干啥呢？我说窗户里透了风，我把窗户堵一堵。然后我就磨磨蹭蹭拿一件衣服挂在窗户上，把那月光遮住了，把那破窗纸的地方挡住了。她说你来呀，你不是想要娃儿吗？红花满地能跑了，我也想再生一个哩。我不得不慢慢地朝床边移过去。我好像不能不朝床边移过去，好像不移过去她的目光就会翻山越岭，看到我的心里去，看见城郊我和红梅那惊心动魄的一幕戏。红梅花儿开，朵朵放光彩。可是那当儿，我的欲念急流勇退着，身上又冷又寒像一桶井水从头上浇下来，物儿软得如一截霜下的草。我想对她说算了吧，改日再来吧。想对她说我好像有病了，刚才还硬呢，这会儿冷不丁儿风来了，树倒了，鸟雀飞去了。我庆幸我的倒塌和垮下，庆幸我不需要爬在她身上想着夏红梅，想着夏红梅的白皙和身段，想着夏红梅的耸乳和沟壑，想着夏红梅的秀脸和剪发，还有她脚上红柿子似的十个红趾甲。树倒后猴子回窝了，这一夜我可以安安稳稳睡觉了。然就这时候，就在我刚要睡去，不知哪儿的高音喇叭响将起来了。

从喇叭中传来的音乐是《战斗进行曲》。我不知道那音乐是从哪个方向传来的，然却能听出播放那音乐的喇叭似乎筒上裂了一个口，或是它在树上挂久了，风吹雨淋后那喇叭的筒上锈出了一个洞，使那乐曲变得有些哑起来，如同那音乐是从裂缝的竹筒里倒出的响豆儿，刺耳归刺耳，却流畅得没法说，节奏和音符明明朗朗，呈出五彩的云花色，从我家的门缝挤进来，把柳木门推得叽叽嘎嘎响；从窗子的破洞挤进来，把挡在窗上的衣服掀得一起一落飘；从后墙的裂缝中吹进来，把床上的被子吹得瑟瑟抖；从房顶掀开的瓦和泥草缝里灌进来，砸得我浑身的肌肉叮当叮当跳。我被那歌曲和音乐鼓荡了，身上慢慢开始烦躁得如一群蚂蚁在我的脉管里爬，血被加了热，手上、脚上、头发、脖子和隐处的旮旮旯旯都有些黏丝丝的汗。我知道我又将疯起来，感到有无数股力量从四肢开始朝着我的大腿中间跑步集合着，我的物儿又英姿勃发了，青春无限了，它像一根木杆样又竖将起来了，到乐曲播放到“我撂倒一个，俘虏一个，缴获他几支美国枪”时，我看到两条铁轨从遥远的地方伸过来，铁轨旁有漫无边际的庄稼地，红梅赤裸着全身躺在那踩倒的一片庄稼苗上向我招着手。桂枝在床上翻了半个身，问：“你还弄不弄？不弄我可要睡着了。”我朝桂枝点了头，向躺着的红梅走过去。我看见红梅在日光里那浑身发亮的光色了，我闻到那股浓烈的麦苗和红梅身上的香味相混的新鲜肌肤味。我到了床边下了。我把鞋子脱掉了，我把我的军用皮带解开了，我把裤子脱下了。

可是，大喇叭中播放的乐曲呼地一声停止了，和弦断了样无声无息了。

桂枝慢慢从床上坐起来，穿上裤衩点上灯：

“高爱军，你不中用你就不要叫醒我，我明儿天一早还要起床烧饭哩，人哪能天天这样呢？做这事能当饭吃，还是能当衣裳穿？刚从部队回来我让你有几次，你反倒没完没了啦，不中用还想着那事儿！已经回到镇上一个来月啦，你该下地干些啥儿啦，不是军属啦，得不到照顾哩，再不挣工分一家人去喝西北风？”

5． 又一次响起革命的音乐声

当然不会去喝西北风。种地有饭吃，革命也一样有饭吃。就是因为没饭吃才要革命呢。入伍前程天青说过我退伍回来要让我当村干部，就是因为他说让我当干部我才和他女儿桂枝结婚的。许我当干部是他欠我的陪嫁哩，可现在，我让他桂枝生了两个孩娃了，我已经退伍回乡了，是该让他还我陪嫁的时候了。不当村干部我如何在村里呼风唤雨革命呢？不能呼风唤雨、领导社员，我如何领导革命呢？

我决定再去找一次我丈人。我要讨账呢。

吃过早饭桂枝说：“你去哪？今儿队上是去村前地里修渠呢。”我没有答理她。我连看都没看她一眼儿。可我从家里出来时，她却追出来把一张铁锨塞到了我手里。

“少去半天就是四分工。”

我把铁锨扔在了地上。

我走了。

桂枝惘然地立在那。

村胡同中的日光像玻璃一样亮，像革命者的心脏一样亮。邻人们已经吃过饭，拄着铁锨和锄头立在门口等生产队的钟声响起来。我从他们面前走过去，要革命的勇气在我脚下顶着我的脚底把我推到了半空里。村人问：“爱军，吃过饭了吗？”我说：“吃过了，去找一下村支书。”笑着说：“支书不是你的丈人吗？”我说：“在家里是丈人，在村里是工作。”他们就在我身后哧出黄灿灿的笑。我想你们就笑吧，革命后会有一天我叫你们笑你们才能笑，不让你们笑你们只能哭。

他们的笑声把我从程后街送到程中街。

我从一条胡同拐进程中街时，有一道红光突然闪现了。红梅从另一条胡同出现了，她和桂枝的娘家嫂子爱菊并着肩，手里依然提着那个铝饭盒，不消说是又去程庙给她的公爹送饭了。这时候第二生产队出工的钟声已经响起来，许多社员正扛着家伙往村外走出来，她就夹在几个年轻女社员的正中间。我的心开始轰然跳起来，我想起了昨夜儿喇叭里突然响起的《战斗进行曲》，想起来我的坚硬和软弱，不知道该怎样朝着她们迎上去，腿上就有了些微的慌，然脚下的力量却莫名地大起来。真得感谢那光天化日和说说笑笑的社员们，不是这些压制了我心里的旺火，谁都不知道我在红梅面前要做出啥儿事。

这是我回村后第二次见到她。她的衣裳全换了，上身是一件平纹洋布蓝衫儿，裤子是那年月城里流行着的劳动布，脚上是流行着的黑胶军用解放鞋。而我还是那身光芒四射的绿军装。她们一群朝着我走过来，我把双手插在裤子口袋里，故意用拳头把裤胯那儿往两边扯拽着（你们不明白，那些年我的那种做派是时髦，是洋派）。并不是所有的青年人都可以把双手插在裤袋走路的，更不是所有的人都可以把手插进裤袋再用拳头把口袋高高顶起来。那样做证明我读过书，当过兵，见过大世面，胸中有理想，身上有力量。这和红梅穿的劳动布裤和黑胶解放鞋是一个道理儿，是一个阶层儿。我就那样占着道路中央迎着她们走过去，目光像汽车样直来直去朝着她们身上撞，朝着她和爱菊的身上撞，就有人从路中央朝两边躲过去，她也就相随那些人朝路边闪了闪，和我素不相识样把脸扭在半空里，和别人说着话儿要从我身边擦去了。

我说：“喂，我要成立个革命组织你们参加不参加？”

她们就都立下了，望着我，好像我在说疯话。我知道革命在开始的时候最大的敌人就是人们的麻木和愚昧，而启蒙则是唯一的出路和武器。我说：“全国上下，各个民族的革命都风起云涌了，县城里闹得天翻地覆呢，就我们程岗镇还一潭死水哩。”这时候，我看见红梅昂在半空的头朝下压了压，望着我她眯了眯眼睛，像看一个陌生人，像想认识那个陌生人，于是我便指着红梅问爱菊：“嫂子，这是谁？”爱菊便很有些惊讶地说：“你们不认识？这是老镇长家的媳妇呢，人家男人是学校的老师哩。”我就说：“噢，是叫红梅吧，你有文化，又是城里人，我咋就不明白你会不热心革命呢？”

红梅就有些尴尬地立在路边上，脸上挂了一层粉红和僵黄，说：“你是老支书家的女婿吧？听说你是党员哩，一个很有觉悟的人。”

我说：“觉悟谈不上，可我要不革命，我能对得起组织吗？”

爱菊说：“兄弟，参加你的组织给不给记工分？”

我说：“革命咋能计较得失呢？你这问话换个地方早该批斗了。”

有一个年长的社员说，没工分我们饿死呀。然后又有一个人接了一句啥话儿，她们就哈哈笑着去追前边的社员了。

街道上只剩下我和红梅俩。我以为她会和那些人一道走去的，从前边胡同拐着回家的，可她立着没有动，脸上的粉红、僵黄立马厚起来，额头上有了细细一层汗粒儿，且嘴角也叮当叮当地跳响着。我朝前后看了看，满街都是空旷和静寂，一条街上只有我和她。日光明亮无比，四月的温暖中有了初夏热辣辣的躁。我就和她僵在那热辣辣的烦躁里，一时不知该说啥好，是谈革命还是谈思念。这时候，从程家后街传来唤人下地的吆喝声，如一股浑水样从我们头顶漫过去。紧跟着，村里的喇叭响起来，有干部在那喇叭里唤：“到村头会战大渠的社员快些走，迟到的要扣工分啊！”那唤声连叫三遍后，又从喇叭里传来了《东方红》的乐曲声。不消说，那乐曲家喻户晓，人人会唱，谁都熟得如认识自己的爹和娘，可那泥黄色的乐曲朝我俩倾盆降下时，我的身子微微地抖起来，手上又出了一层汗。她的脸忽然也从粉红僵黄转成了黄白色。不知道为啥我们俩的景况会是这样儿。《东方红》那嘹亮的乐曲金光闪闪回荡在程岗镇，前呼后拥流荡在村街上，仿佛如火车开在我们的血管里。我看见那乐曲的音符像葡萄、柿子样从空中落下来，在我们的脚下滚动着。我闻到了赤橙黄绿的音乐那诱人的香味在我俩四周流散着，看见从她那平纹布衫线缝中挤出她的肌肤的气息，闪着薄亮的光泽朝我扑过来。我闻到了那气息中她身上温热柔美的汗味如白丝绒样夹在那肌肤气息里。从那厚密的布纹望进去，我又见她狭长深美的乳沟山河分明地裸在胸脯间，汗就从那沟里狂奔到她雪白的肚子上，又被布衫吸去了。洋布总是没有粗布吸水好，她的布衫上已经有了许多星星点点的汗渍儿。汗渍在蓝布上是一种深黑色，像墨水滴在了她的布衫上。看见她那样，看见她和我一样听到喇叭的声响就不安，我反而平静了，像火光在前，胜利在望了；像革命的曙光已经从窗口照到了我的床铺上。

我把手上的汗在裤子口袋里擦擦说：“红梅，我们一块革命吧。”

她盯着我看一会儿，有些哆嗦地问：

“这些天……你没有在寺庙那儿等我吧？”

我平平静静回答：

“是你说咱俩从前谁也没有见过谁。”

她说：“我可没想到你能这样提得起，放得下。”然后她失落地把头扭到一边去，待再扭回来时，村里的广播没有声息了。她脸上也变得平淡了，像猛然想起的事情把失落盖住了。

“你真的要成立革命组织吗？”

“名都想好了，叫‘红旗飘飘战斗队’。”

“你自个小心点，别叫支书领着人把银针扎到你的头上和手上。”

我笑了。

“我首先就要把他拉下马。不把他拉下程岗镇永远就别想闹革命。”

这当儿，从胡同里传来了脚步声。红梅的脸色又往深处白一下，转身就走了。我追上去叫了一声红梅，说让我看看你的手。她有些莫名其妙地把手伸出来，我极快地摸了一遍她光滑的手指甲，说人来了，你走吧，三天后我就在程岗大队革命成功了。

她走了，手里的铝饭盒一摇一摆的。

从那胡同走出来的竟是夹着书本到学校去教书的她的男人程庆东，几年不见，他鼻梁上架了一副黑眼镜，文质彬彬，天然一副要被革命浪潮席卷的模样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