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以前讲过，清代总督每年平均会收十八万两陋规。那么如果曾国藩真收了这么多，除去官场应酬之外，他每年会节余十五万两。曾国藩在两江总督和直隶总督这两个大清帝国内最重要的总督位置上一共做了十二年。那么就是说，曾国藩的身后遗产可能高达一百八十万两白银。

那么曾国藩真的积攒了这么多钱吗？显然没有。

同治七年十一月，他在家信中说，他到那时为止所有的积蓄，一共一万八千两。

这笔钱就是他为自己准备的养老钱：“余罢官后或取作终老之资，已极丰裕矣。”就是说，他打算将来退休回家后就靠这笔钱养老。他认为这个数目肯定够花了。

本来应该有一百八十万两，实际上只有一万八千两。差了一百倍。那么，曾国藩的钱都花到哪儿去了呢？

第一，是他拒绝了很多灰色收入，就像我们前面所说，他不收下属官员送给他的见面礼。

第二，各衙门送的陋规，他大部分都拒绝了。一年只收三万两。

第三条，就是陋规收入如果有节余，他不会纳入私囊。同治七年，曾国藩北上就任直隶总督。他在“后路粮台”的“小金库”剩余的银子共三万两左右。如前所述，这三万两小金库他带到北京花掉了两万。剩下的一万，怎么办呢？在曾国藩时代，官员们通常的做法是把小金库中节余的钱装进自己的腰包，“向来总督去任时，此款皆入宦囊”。曾国藩却没有这样做。他写了封信给曾纪泽说：此笔款项，散去可也（凡散财最忌有名）。 

就是说，要想办法捐掉，捐钱的时候，还一定不要留名。曾国藩曾经说过：“余生平以享大名为忧，若清廉之名，尤恐折福也。”就是说，别人都愿意享有大名，我不愿意。而且我还特别不愿意享有清官之名，不愿意别人叫我清官。

这是为什么呢？曾国藩的想法很简单，你名声太大，就容易引起别人的注目和指摘，不利于自己踏踏实实做大事。

通过以上事例我们可以得出结论：曾国藩像每个地方大吏一样，建有自己的小金库。但是小金库中的结余，他并不像其他官员那样带走。

这样我们就可以理解为什么曾国藩身后没有什么积累了。

虽然一生出将入相、封侯开府、位极人臣，但是曾国藩晚年的心境其实是很落寞的。虽然他早年立下内圣外王之志，并为此奋斗了一生。然而在垂暮之年，他突然发现，自己用尽一生精力换来的“同治中兴”不过是一片虚假繁荣。大清王朝，已经走到了末路。

自诩为“好汉”的曾国藩在晚年失去了当年的豪气。悲观和失望成了他晚年生命的主色调。他经常和身边的幕僚赵烈文谈起清朝的前途，有一次他说：“京城水泉皆枯，御河断流，朝无君子，人事偾乱，恐非能久之道。”“吾日夜望死，忧见宗社之陨。”就是说，我那次去北京见皇帝，发现京城许多地方泉水都枯竭了，连御河都断流了。这是不好的征兆。现在，朝中没有正人君子，用人行政一片混乱，看来这个王朝，挺不了几天了。我真想早点死，不想活着看到王朝灭亡。

他还在家书中对弟弟曾国潢说：

诸事棘手，焦灼之际，未尝不思遁入眼闭箱子之中，昂然甘寝，万事不视，或比今日人世差觉快乐。

也就是说，工作压力太大的时候，他很想直接躺到棺材里去，人死了就能心安理得地好好休息了，那样还比活着更快乐些。

曾国藩之所以如此绝望，是因为对大清王朝的现状深为失望。 

同治十一年二月初四，曾国藩期盼的这个长夜快乐之期终于到来了。这一天下午五点，曾国藩结束了一天辛苦的公事后，由孩子陪着，到总督府西花园散步。走着走着，突然脚步不稳，身子向一旁一歪。原来是突发脑出血。在旁边陪他散步的曾纪泽忙问：“纳履未安耶？”就是说，是鞋没穿好吗？曾国藩说：“吾觉足麻也”。曾纪泽与随从赶紧将他扶住，曾国藩“渐不能行，即以抽搐”。曾纪泽赶紧叫人搬来一把椅子，让他坐在其中，然后抬入花厅。家人全都围了过来。曾国藩已不能说话，坐了三刻之后，就与世长辞，终年六十一岁。

前面我们说过，对于自己的身后事，曾国藩早有打算。他存在江宁布政使衙门的一万八千两养廉银，除了养老之外，还打算用来办丧事。然而这笔他自以为“极丰裕”的养老钱，被事实证明并不充裕。

曾国藩生前很早就留下遗嘱，嘱咐孩子们给自己办丧事时不可收礼：“余若长逝，灵枢自以由运河搬运回江南，归湘为便……沿途谢绝一切，概不收礼。”

然而，一品大员、中兴元老的丧事，毕竟要办得体面风光一些。曾国藩只留下一万多两，如果动用这笔款项，曾家其他人的生活显然就要受影响。所以曾国荃建议曾纪泽不要遵守曾国藩的遗嘱。曾国荃说，因为“哲人既萎，身后应办之事实非巨万可以了”。至少要一万两才能办下来，所以，“交谊非至厚者，自以固却为是，然如少泉中堂之类，似亦可以酌受”。

不过曾纪泽拒绝了此项建议。他坚持“不受奠分，百事皆从撙节”。李鸿章带了两千两白银南下奔丧，曾纪泽坚决不要。连李鸿章的都不要，别人的更不能要了。曾国藩的丧事，前前后后花了一万多两银子。可以说曾国藩生平积蓄，基本上都花在了丧事上。因此我们也可以说，曾国藩没留下遗产。

这正好符合了曾国藩的心愿。曾国藩从青年时代起就打定主意“不靠做官发财”，他晚年在给曾纪泽的信中说：“余将来不积银钱留与儿孙。”一生的信条是不留金钱给子孙。当初之所以拒绝将小金库余款搬回家中，就是因为这一点。

曾国藩一生，只留下了两项财产。一项，是那座被命名为“富厚堂”的宅第。

我们来到今天的荷叶镇，会看到一座规模很大的乡间侯府，匾额上写着“富厚堂”三个大字，这座大院总占地面积四万多平方米，主体建筑近一万平方米，，由三正六横组成，看起来很是气派。

曾国藩不是一直不同意家中大兴土木、“造房起屋”吗，这座侯府是怎么来的呢？

这就要讲到曾国藩的第二项遗产，那就是书籍。在个人生活上，只有一项，曾国藩舍得花钱，那就是买书。在给曾纪泽的信中，接“余将来不积银钱留与儿孙”的下一句是“惟书籍尚思买耳”。曾国藩愿意把书作为遗产，传给子孙后代。他多次对曾纪泽说：“买书不可不多。”因为书籍属于精神财富，它对子孙后代只有好处，没有坏处。

同治五年，曾国藩打算辞官回家养老。所以命曾纪泽在湖南老家修理一处老房子，以备告老回家后定居。他要求曾纪泽节俭行事，尽量低调：“门外挂匾不可写侯府相府字样。天下多难，此等均未必可靠，但挂宫太保第一匾而已。”就是说，门上匾额不能写上侯府什么的，只写宫太保第四个字就可以了，不要太高调。

曾纪泽当然表示要遵从曾国藩的意愿了。不过他又汇报说，打算在宅中兴建一座藏书楼，曾国藩欣然同意：“家中造楼藏书，本系应办之事。”

曾国藩的本意是花上几百两银子，修修老房子就好，不料同治六年房子修好后，曾纪泽向他汇报，说一共花了七千串铜钱，也就是大约五千两白银。曾国藩一听，远远超出他的计划，大为恼火。二月十三日，曾国藩写信责备曾纪泽和具体办理此事的曾国潢，说：

修理旧屋，何以花钱至七千串之多？即新造一屋，亦不应费钱许多。余生平以大官之家买田起屋为可愧之事，不料我家竟尔行之。澄叔诸事皆能体我之心，独用财太奢与我意大不相合。凡居官不可有清名，若名清而实不清，尤为造物所怒……

就是说，修个旧房子怎么能花到七千串？就是盖新房子也花不了这么多啊。我一辈子立誓不靠做官发财，认为当了官就回家广买田地建大房屋是一件令人羞愧的事，不料我自己却就做了这样的事，报应啊！

接到曾国藩的信后，曾纪泽吓坏了，曾国潢倒不着急。他知道怎么解释才能令曾国藩满意。他回信给曾国藩说，这个房子花钱如此之多，主要都花到那个藏书楼上了，为了让藏书楼坚固永久，他们想了很多办法：“富厚堂造书屋七间，芳六、科二毫不荒唐半点，盖以地基昔系涝田，石脚砌丈余而后平土面，此中工价已占千馀串：通体用青砖，料木多杉树，尤非可以寻常计算也……”

就是说，这个书房造得很坚固，因为地基比较软，所以用石头砌了一丈深的基础，这就花了一千串。而通体用青砖，木材都用的杉木，这也花了很多钱。

曾国潢深知，曾国藩处处都可节俭，只有藏书舍得花钱。所以讲清楚这些钱是怎么用的，曾国藩的气就会消了。确实，今天我们参观曾国藩这座故居中的藏书楼，会发现它的设计和建造确乎有别于宅内的其他建筑。虽然贵为侯府，但是富厚堂中的大部分建筑或外包青砖，内用土坯，或者前脸用青砖，其他部分用土坯，比土财主还俭省。只有这座藏书楼舍得血本，一楼外走廊全以花岗岩为柱，为的是防白蚁；一至三楼通体用青砖，都修有专用上下书籍的通道。二楼四周有外走廊，可以晒书；书室辟在三楼。整个藏书楼所用木料都是上好杉木。顶层四周均开设窗户，四面通风，可避免藏书霉变。和宅内其他建筑比起来，这座藏书楼确乎别具匠心，花费了曾氏叔侄不少心力。

果然，经曾国潢这样一番解释，曾国藩也不再批评了。这座藏书楼也成了曾国藩留下的唯一一座“豪华建筑”。事实上，它后来已经成为江南最大的私家藏书楼之一，虽远不及苏浙的“天一阁”等有名，但规模则比它们还要大。里面藏书达到三十万卷，其中不乏珍本。可惜曾国藩告老还乡的愿望一直没能实现，因此到死也没能亲眼见到这座藏书楼。在曾国藩身后，这些藏书及文件中最珍贵的部分，被曾宝荪、曾约农带去了台湾，现在寄存在台湾“故宫博物院”。“富厚堂”其他的当时认为比较珍贵的藏书，共计两百多担，一九五○年冬被湖南省文管会运往长沙封存，侥幸躲过了文化大革命，现在存在湖南省图书馆和省博物馆。至于其他大部分，几十万卷当时认为没什么价值的藏书，在经历“土改”“四清”“文化大革命”之后，都不知去向了。这些书在解放后被认为是废物，“土改”的时候，村民发现这些废物还有点用处，他们把曾家线装书的上下空白的部分裁掉，订成小本子，用来记账，其他的都扔掉了。今天我们到藏书楼上，看到架上还零星躺着线装书，其实这是些影印件或是从附近村民家收来的旧书，只是摆摆样子，曾家原来的藏书，一本也没有了。

这是曾国藩的遗产情况。

曾国藩去世之后，曾家断绝了最重要的收入来源，所以生活一直很不宽裕。曾国藩死后第五年，其子曾纪鸿因家人病重，缺钱医治，不得不托左宗棠向远在新疆的刘锦棠借钱。左宗棠知道这个事情之后，十分感动，送了他三百两银子，过后还写信告诉自己的儿子说：“以中兴元老之子，而不免饥困，可以见文正之清节足为后世法矣。”就是说，这样一个官二代，有功之臣的后代，现在这样穷，可见曾国藩确实是一个清官。

其实曾家人当初如果想要发财，实在是有太多机会了。比如很多人就通过曾国藩亲手创立的两淮盐票发了横财。这些盐票起初定价很便宜，而利息却非常高，比今天的原始股还赚钱。据曾氏后人讲：每张盐票的票价二百两，后来卖到二万两，每年的利息就有三四千两；当时的社会，家里只要有一张盐票，那就是富翁了。当时社会上因盐票发家的太多了。江西著名的富商周扶九原本为一介贫民，在长沙的布庄里做店员。有一次，他替店主去扬州收账。欠账之人一时手中无钱，愿以盐票抵偿，而店主不知道盐票是怎么回事，不同意。周扶九当机立断，自己借钱拿下盐票。凭这几张盐票，他迅速成为富翁，后来身家多达四千五百万两。

但是曾国藩当初明令家里人谁也不许买盐票。按曾国藩当时的权势，让自己或家里人用化号，买上一二百张盐票，是易如反掌的事情，而且并不违法。一张赚两万元，一二百张就是大约两百万到四百万两。可是曾国藩没有这样做。

曾国藩的清廉，虽然他自己生前不事张扬，不想让别人知道，但身后当然不可避免地被人提及。薛福成拟的《代李伯相拟陈督臣忠勋事实疏》中有这样一段：

曾国藩平生清廉俭朴，自持如寒素之人。所应得的养廉钱，都用于公务，自己不曾盖房买地。衣食都很俭省，每顿饭不过四样菜；儿女婚嫁，费用规定不得超过二百两银子，以此作为家训。但是遇到友军发不了饷，灾民吃不上饭，以及地方上应该兴办的公务，他从不惜以自己节省的俸禄，来补充公款的不足。（“其本身清俭，一如寒素。官中廉俸，尽举以充官中之用，未尝置屋一廛，增田一区。疏食菲衣，自甘淡泊，每食不得过四簋。男女婚嫁，不得过二百金，垂为家训。有唐杨绾宋李沆之遗风。而邻军困穷，灾民饥馑，与夫地方应办之事，则不惜以禄俸之赢余，助公用之不给。”）

这种叙述，应该说是实事求是。

综观曾国藩一生，他的为官风格十分独特。一方面，曾国藩确实是一个清官。他的“清”货真价实，问心无愧。在现存资料中，我们找不到曾国藩把任何一分公款装入自己腰包的记录。他终生生活俭朴，“夜饭不荤”。晚年位高名重，其鞋袜仍由夫人及儿媳女儿制作。在晚清时代确实算得上相当清廉。但另一方面，曾国藩的逸事中缺少“囊橐萧然”、“贫不能殓”、在官府里种菜吃这样容易涌动人悲情的极端化情节。在中国人眼里，真正的清官，必须“清可见底”，一尘不染，清到成为海瑞式的“自虐狂”或者“受虐狂”，才叫人佩服。曾国藩远没有清到这个程度。如果给清官分类的话，曾国藩应该归入“非典型类清官”。也就是说，骨子里清廉刻苦，表面上和光同尘。这是因为曾国藩的志向不是做“清官”，而是做大事。

以海瑞为代表的传统清官，他们的特点是宁折不弯，只承认字面上的规章制度，而对事实存在的潜规则绝不妥协。所以海瑞拒绝任何灰色收入，工资不够花，不得不在官署之中自辟菜园才能维持生活，而偶尔买几斤肉也能成为“轰动性事件”。

然而这样一清到底的清官，只能成为官场上的公敌，无法获得别人的配合。海瑞一清如水，必然反衬出他人的不洁。因此海瑞一生被官场排挤打击，无法调动一切可能的力量，来办成一些真正有益国计民生的大事。

曾国藩不想成为海瑞式的清官。他刻苦自砺，全力内圣，是为了达到外王之业。因此，他做事更重效果，而非虚名。曾国藩从自身经验总结出，一个人特立独行，必然为众所排斥：“人之好名，谁不如我？我有美名，则人必有受不美之名者。相形之际，盖难为情。”因此官场之中，行事过于方刚者，表面上似乎是强者，实际上却是弱者。这片土地上真正的强者，是表面上看起来柔弱退让、含蓄包容之人。因此，曾国藩有意取海瑞一尘不染之实，却竭力避免一清如水之名。他的选择，远比做“清官”更复杂更沉重。因此，他才具有大力量，才能成就大事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