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面我们讲到，曾国藩带兵之后，往家寄的钱很少。不过湘乡曾氏在咸丰八年之后，却迅速富裕起来。富裕的最主要标志，就是住房水平的变化。

在曾国藩带兵打仗以前，曾家只有两座住房，一座就是嘉庆年间建于荷叶白杨坪的老屋，曾国藩出生在这里。它原本只是一座普通的湖南乡下宅院，在曾国藩做官之后呢，投资进行过两次改建，改建之后，变成了一座三进四横的中等规模的住宅，曾国藩的父亲给它命名叫白玉堂。另一座则是位于荷叶乡良江村的黄金堂，这是在曾国藩做京官时候建成的，但规模不大，还不及改建后的白玉堂大。所以在曾国藩带兵打仗以前，从住宅上看，老曾家不过就是湖南乡下一个很普通的地主家庭。

但是从咸丰八年开始，就不一样了。这一年，曾国藩的弟弟曾国荃在荷叶的大坪村开始建设一座庞大的宅第，叫“大夫第”。这座宅第不但和老曾家原有的白玉堂、黄金堂比起来，是一座豪宅。甚至在整个湖南省，规模也是数一数二。它总建筑面积达十三万平方米，光天井就有二十四个。整个建筑分成三大部分，一字排开，绵延将近一公里长。远处看去，这座“大夫第”殿阁重重，犹如王宫帝府。有些湖南老乡“讥之……以为似庙宇”。就是说曾国荃哪是建了一座房子，分明是盖了个大庙。除了规模宏大之外，这个“大夫第”用料也十分讲究。通体都是以珍贵的楠木、樟木、梨木建成，石料全部是花岗岩，那些七八米高的柱子居然都是用一块块完整的花岗岩凿成，耗资之大可想而知。

除了曾国荃的这座“大夫第”之外，咸丰八年之后，曾氏家族在湘乡还陆续修起了许多宅第，比如曾国潢所修的“修善堂”和“万宜堂”。这些宅第，与老屋“白玉堂”“黄金堂”一起，后来被人总称为曾氏“十堂”。湘乡曾氏的宅第，此时完全是大地主的规模了。

那么，老曾家怎么突然暴富起来了呢？盖这些房子的钱，是从哪儿来的呢？

这些主要是曾国荃的贡献。

曾国藩一共有四个弟弟，大弟曾国潢，二弟曾国华，三弟曾国荃，四弟曾国葆。曾国荃比曾国藩小十三岁，在族中大排行第九，所以人们后来都叫他曾老九。在几个弟弟中，他最聪明能干，因此从小就被曾国藩器重，曾国藩曾经有一句诗，叫“屈指老沅真白眉”，就是说，在我的几个弟弟当中，你将来肯定是最有出息的一个。不过曾国荃的科举之路并不顺利，考了很多回，只考了一个优贡，比秀才高那么一点而已。所以后来他转而弃文从武，跟着曾国藩带兵打仗。事实证明他确实是块带兵的料，凭借军功，很快就获得了一品顶戴，后来一直做到总督的高位。

不过曾国荃的性格和曾国藩可完全不同。曾国藩性格很内向，谨慎而持重；曾国荃却非常外向，胆子大性子急，做事大手大脚。曾国藩在金钱上对自己要求很严，曾国荃却很贪财。他第一次带兵，就发了点小财，弄到了几百两银子的外快，事后他写信给在家里主持家务的二哥曾国潢，这封信的原文是这么说的：

弟此次之出，冒昧从事戎行，较真廉洁、能干之人论之，则抱愧实多。

就是说我这次投笔从戎，所作所为，确实称不是上廉洁。这说明曾国荃手脚一开始就不那么干净。那么对曾国荃这种作风，曾国藩很不高兴，当时就把曾国荃批评了一顿，要求他要向自己学习，分外的钱，一文也不能要。所以在咸丰八年之前，曾国荃不得不处处约束自己，没能发什么大财。

但是，从咸丰八年开始，事情开始发生变化。曾国藩对弟弟的要求不再那么严格了。

这个变化的原因，说起来有点长。

我们以前说过，曾国藩出山创建湘军的时候，正在家里给母亲守孝。所以他不是以现任的官员身份，而是以在籍侍郎，也就是离任的副部长的身份带兵的。现官不如现管，你一个副部长，在北京部里可能说话算数，但是在湖南地方上，说话就不算数了。所以湖南地方官员在练兵的事上，不怎么配合曾国藩。再加上曾国藩这个人呢，作风清廉，一尘不染，为人强硬这种做法在官场上与别人格格不入。晚清官场很腐败，别人办点事都收钱，你曾国藩不收钱。别人处理一件事得三个月，你三天就处理完了，这不是显得别人不好吗？所以官场上大家都讨厌他。带兵打仗要招人，要花钱，可是地方官们既不给他人，也不给他钱，曾国藩处处碰钉子。所以曾国藩和皇帝要求，你得给我一个总督或者巡抚的职务，我才能带好这个兵。但是咸丰皇帝这个人心眼很小，对曾国藩这样的汉族将领很不信任，说什么也不给他督抚之职，搞得曾国藩非常郁闷。恰好咸丰七年年初，曾国藩的父亲去世了，曾国藩借这个机会，扔下军队回到乡下老家守孝去了，并且和皇帝摊了牌，你要是不给我个总督或者巡抚当当，我就不干了。当时天下的形势是什么样的呢？是所有正规军对太平军都没办法，只有湘军能顶得住。所以曾国藩以为皇帝能答应他的要求。没想到咸丰顺水推舟，批准他回家守制三年，实际上就是解除了他的兵权。曾国藩辛辛苦苦干了这么些年，白干了。

所以在老家守孝的曾国藩，心情非常恶劣。他像一个闭关的和尚一样，把自己关在屋子里，苦苦思索自己哪些方面做得不好，为什么和官场、和皇帝的关系都处得这么差，落得这样一个下场。经过深入反省，他发现自己在官场之上一再碰壁，碰得鼻青脸肿，不光是因为皇帝小心眼，也不光是其他官员品质太坏。他自己的个性、脾气也有很多缺陷。他在官场上，原则性太强，说话太冲，办事太直，不按潜规则办事，很容易引起他人的反感。经过痛苦反思，曾国藩终于认识到，这片土地上的潜规则不是一两个人能扫荡的。要想做成大事，你就必须在一定程度上和光同尘，与大家同流合污。只有海纳百川，藏污纳垢，你才能团结所有能团结的人，调动所有能调动的力量，和你一起做事。

所以经过一年多在家守孝，曾国藩发生了很大变化。咸丰八年，因为军事上吃紧，咸丰皇帝不得不又一次命令曾国藩出山，这一次，官场上的人发现曾国藩如同变了个人。他对人更客气了，更有礼貌了，做事也开始注意遵守官场上的潜规则了。遵守潜规则的一个重要表现，就是他对部下们在金钱上的要求不再像以前那样严了。他反省道：“余昔在军营，不妄保举，不乱用钱，是以人心不附。”就是说我以前做事，不随便提拔人，也不敢放手花钱，所以大家都不愿意追随他。再次出山之后，曾国藩对部下在金钱方面的要求比以前宽松了很多。他说：“凡带勇之人，皆不免稍肥私囊，余不能禁人之不苟取，但求我身不苟取。”就是说，现在带兵的人，都难免有点发财的想法。对别人弄些钱，我不再管了，但是我自己还是一文钱也不装入私囊。

曾国藩这种对金钱态度上的变化，也反映到自己家庭里，那就是对曾国荃的约束，也比以前宽松多了。

咸丰八年五月初五日，曾国藩在家里给在军队中的曾国荃写了一封信，信中说：

弟之取与，与塔罗杨彭二李诸公相仿，有其不及，无或过也。尽可如此办理，不必多疑。

这是什么意思呢？意思是说，只要你不比塔齐布、罗泽南、彭玉麟、杨载福及李续宾兄弟这些人做得过分，就没关系，在规则允许的范围内，你可以捞钱。正如我们前面提到的，李续宾带兵六年，积金数万两。这封信，意味着曾国藩家庭经济政策的重大改变，等于放开了曾国荃身上的缰绳，让他在发财致富之路上一路向前驰骋。所以曾国荃就顺理成章地成了改变曾氏家族经济面貌的主要支柱。

当时军队打仗有一个惯例，就是攻下一个城市，是要放手抢上一阵战利品的。过去，曾国藩对于这种做法一直是严格禁止的，但是再度出山之后，他却开始对这个做法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曾国荃就是通过这样的做法发了财。在曾国藩写了这封信后几个月，咸丰八年八月，曾国荃攻克了一个重要的城市——吉安府。仗刚打完，曾国荃就派人往家里送了一笔银子。这笔钱，显然就是战利品。第一次弄到这么多钱的曾国荃还有些不好意思，怕在家里主持家务的二哥曾国潢责备他，专门给曾国潢写了封信，封中解释说：

惟数年应有之薪水杂款微有羡余，不得不携归，为家中应用之费，实愧对老亲与老兄平日之直节清名耳。祈兄宽看一层，勿哂责阿弟，是为至感！

就是说，我这几年啊，攒了些银子，送到家里，供家里花用吧！我这种做法，实在是辜负了咱们大哥平时对我的教诲。二哥你就别责备我了！

在这封信中，曾国荃说明这次寄回家的钱财是什么：

特派公夫等顺解二竿之数，又凑花边元洋约共三封，约三百零两，系交弟妇。并衣服、书籍、旗伞、夏布、什物等件，另列一单。

二竿之数，就是两千两。就是说，这次一共送回家两千三百两白银。两千两家里公用，三百两给自己的妻子。此外还有衣服、布料什么的。

曾国荃在信中还特别嘱咐，在搬运财物时“不必另呼雇工，恐其宣传于外，弟得贪名也”。就是说搬银子时，自己家人搬，别让别人知道。可见，曾国荃头一次往家里运这么多战利品，自己心里还有点害怕。

开了吉安这个头之后，曾国荃以后就轻车熟路了。以后曾国荃又攻陷景德镇、安庆等数座名城，每攻下一座城市，他都要回家一次。正如曾纪芬所说：

每克一名城，奏一凯战，必请假回家一次，颇以求田问舍自晦。

每回一次家，他都要买些田产，扩大一下家业。不过事实上，每一次曾国荃运回家中的财产，远没有大家传说的那样多，也不过就是几千两白银，处于整个湘军将领中的平均水平。曾国荃并没有比别人做得更过分，这一点我下面还要再讲。

当然，曾国荃部最臭名昭著的一次抢劫，是同治三年六月攻陷天京后。到现在人们还在争论，曾国荃在天京是不是发过一笔大财。有一种野史说：

闻忠襄于此中获资数千万。除报效若干外，其馀悉辇于家。

也就是说，曾国荃这一战，收获上千万两白银，除了给上级送点外，都送回自己老家了。事实是不是如此呢？经过分析比较史料，我认为，这种说法绝对是大大地夸张了。曾国荃在天京城破后，并没有捞多少钱。

确实，同治三年，曾国荃经过多年艰苦的攻城战，终于攻陷了太平天国首都天京，夺下了镇压太平天国的首功。

“天京”是太平天国经营多年的大本营，人们传说城中金银如山，财货似海。在入城之前，湘军将士们都知道，这是湘军最大也是最后一次发财机会，大家都想最后再发一笔横财。所以在先头部队把天京城城墙炸开一道口子后，湘军士兵不听号令，争先恐后杀进城里，奔着金银财宝去了。史料记载：

时中军亲兵传令出六成队，留四成守营，而兵勇贪破城功利，皆违令赴前敌，中军至无一人。

就是说，连曾国荃的亲兵卫队都不听指挥了。曾国荃想让他们六成人进城杀敌，四成留下来看守大本营。结果，城墙一破，所有人都跑进城里去了。

曾国荃对部下的心理状态心知肚明。他清楚，大家如此争先恐后，不是为了杀敌，而是为了发财。但是他没有采取任何约束措施，因为曾国荃这个人以护犊子闻名。湘军多年来，欠士兵的军饷非常多，曾国荃想通过这种方式，对部下进行点弥补。曾国藩此时已经派他的幕僚赵烈文到曾国荃这里指导军务。赵烈文一看这个情况啊，劝曾国荃管管士兵，不要让他们抢得太狠，曾国荃居然发了脾气。

赵烈文说：

傍晚闻各军入城后，贪掠夺，颇乱伍。余又见中军各勇留营者皆去搜括，甚至各棚厮役皆去，担负相属于道。余恐事中变，劝中丞再出镇压。中丞时乏甚，闻言意颇忤，张目曰： “君欲余何往？ ”余曰： “闻缺口甚大，恐当亲往堵御。”中丞摇首不答。

就是说，他劝曾国荃进城维持纪律，曾国荃冲他发了火。他再劝，曾国荃干脆不理他了。

那么经过一个多月的大烧大杀大抢，曾国荃部下的每个无名小卒都发了横财。他们不仅将城内的金银财物洗劫一空，甚至连房子里的木料也拆下来，从城墙上吊出来，用船一船船运回湖南。时人记载说：“泊船水西门，见城上吊出木料、器具纷纷。”就是说，城门太挤，人们就从城墙上往外吊木料、家具。顿时整个长江中千万只大船，满载从天京抢来的财物妇女，日夜不停地驶向湖南。

经过这场大劫掠，“江宁磁货尽入军中”，太平天国惨淡经营十余年的大量财富，都成了湘军的囊中之物。天京之战，曾国荃一战成名，不过所成却是“老饕”之名。中国人爱传小道消息，而且很多消息一旦经过重重传说，就会夸张到令人无法相信的程度。关于曾国荃这次到底得到了什么好东西，有许多说法。其中最有名的一个说法是天京城破后，曾国荃得到部下所献明珠一串，这串珠子像今天的巨峰葡萄那样大，而且还会放光。“大于指顶，悬之项下，则晶莹的铄，光射须眉。珠凡一百零八颗，配以背云之类，改作朝珠。”

又说“（曾国荃）获一翡翠西瓜，裂一缝，黑斑如子，红质如瓤，朗润鲜明，殆无其匹”。就是说他还得到了一个翡翠西瓜，比大南瓜还大。中间裂开一道缝，里面黑子红瓤，都是天然形成，绝对是无价之宝。

这些传说有鼻子有眼，十分富于轰动效应。不过，这些传说其实都靠不住。比如这个“翡翠西瓜”，其实不是第一次出现在野史传说中。早在嘉庆皇帝抄和珅的家的时候，人们就传说和珅财宝中有这么一个东西。后来人们说孙殿英炸慈禧陵的时候，又说慈禧的棺材里也发现一个“翡翠西瓜”。这个西瓜，做了太多历史故事的道具了。所以这类传说，我们可以置之一边不理。我们要探究的是，曾国荃在这次天京大劫掠中，到底收获多少财产，他是不是通过这次抢劫暴富的呢？

我的结论是，天京之劫虽然很惨烈，但是曾国荃本人并没有从中获得太多财产。

让我们先来看曾国藩驻曾国荃军中做军师的赵烈文的说法。赵烈文在日记中记录了很多湘军抢劫的情况，我们判断，日记中记载的情况是比较真实的。在他后来的日记中，却有这样一段：

同治六年六月十七日，曾国藩与赵烈文“言及沅师收城时事。余云：‘沅师已实无所沾，但前后左右无一人对得住沅师耳。’”。

就是说，在天京之战三年之后，曾国藩和赵烈文聊起这次战争。赵烈文说，虽然曾国荃的部下都参与了抢劫，但是曾国荃本人，却没有捞什么东西。

按赵烈文的这种说法，曾国荃在天京之劫中即使有所收获，也绝对不会是湘军中收获最多之人。

除了赵烈文这个说法以外，还有一些人给曾国荃做过辩解，他们的论点论据，也都比较有说服力。

比如曾国荃的一位朋友说：“国荃甲子（指同治三年）乞病归，倾所储，置田屋，实不过银三万而已。”就是说曾国荃同治三年辞职回家后，他的所有家产，不过三万两白银。我们知道，在回家以前，他做了六年高级将领。湘军高级将领每年的合法收入是五千四百两，那么六年收入就三万二千四百两。而他这次回家所置家业，也不过三万两银子左右。这和他的合法收入大体相仿。

当然，可能还有对史料比较熟悉的读者会说，曾国荃后来的家产达到一百万，这些钱都是从哪儿来的？

确实，徐珂在《清稗类钞》中说：“忠襄资财亦不及百万，不若近今疆吏之数年可致千万也。花农兄尝言：‘忠襄身后，仅有田六千亩，长沙屋二所，湘乡屋一所’。”

这说明曾国荃的家产最终达到了六千亩地，加上三处房屋。按当时物价算，不到一百万两。不过这是他最终的财富，并不是从天京抢的。在带兵六年之后，曾国荃后来再次出山，当过数任巡抚，还做过七年的两江总督。清代的总督，每年光陋规收入就有十多万两，所以他做巡抚总督期间，正常收入也会有一百多万。能捞的人，甚至能弄个千百万。所以我们说他这一百万家产完全能说清来源，我们不能把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轻易套在曾国荃头上。

除了以上证据，《近代名人小传》上还进行了一个很有说服力的辩解：

国荃官鄂抚，至即劾官文提用公款，时文势方煊赫，使已亦有贪行，安敢为此？其后文党佛尔国眷劾荃，亦不及是事，可知传说之诬。

也就是说，曾国荃任湖北巡抚，一到湖北，就弹劾总督官文挪用公款的事。当时官文势力很大，如果曾国荃自己手脚不干净，他怎么敢以此为突破口攻击官文？其后官文的党羽寻找各种材料弹劾曾国荃，也没说过曾国荃贪污。由此可知曾国荃贪污的传说之不实。

通观以上数层，我们可以确定，曾国荃虽然放纵部下抢掠，但自己在天京之劫中的收获并不是特别巨大。曾国荃和曾国藩相比，当然很贪财，但是他的贪财程度，并没有超过湘军将领的平均水平。平心而论，曾国荃毕竟是曾国藩的弟弟，也以“读书人”自居，如果说他贪婪到不顾名节，丧心病狂，那是不可想象的。

那么为什么关于曾九暴富的传说会满天飞并且如此有鼻子有眼呢？

一是以前曾国荃部下在安庆等地抢劫，知道的只是当地人和湘军内部。这一次却不同了。这一次湘军抢回战利品，从南京运输回湖南，距离既远，时间又长，数量又是如此巨大，长江上下各省的人都看见了。而且由于南京地位的重要，朝廷还特意派出重臣，到南京明察暗访。湘军的抢劫行径，一下子上达“天听”，传到慈禧的耳朵里了。

另一个主要原因是曾国荃做事太张扬了。赵烈文说，天京城破之后，曾国荃又做出这样一件骇人听闻之事：“尝见沅师专弁入京，以八百金购笺纸，京中为之沸然。”

派专人花八百两银子跑到北京买几张信纸，这事，确实也只有曾国荃能做得出来。而仅凭这一桩事，曾国荃的贪名，就可以为京中名公巨卿们所确认了。所以曾国荃攻下天京后，人们都说：“世谓其既克江宁，洪杨军中镃货尽为所有。”朝廷因此对他很不满意，迫使他不得不辞职回家。

以上就是曾国藩及其家族在他任总督以前的经济情况。那么，后来曾国藩终于得到了梦寐以求的总督一职。当了总督之后，曾国藩的收入水平又会发生什么变化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