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了做过十二年京官，曾国藩还多年带兵打仗。我们都知道他一生做的最主要的事是镇压太平天国，具体地说，他创建湘军，（从咸丰二年底到同治三年）和太平天国打了近十二年的仗，最终挽救大清王朝于危亡之际。那么，带兵打仗期间，曾国藩的收入和支出水平如何呢？

曾国藩的湘军大帅生涯，可以分为两个阶段。第一段是从咸丰二年底到咸丰十年曾国藩署理两江总督止，也就是他以在籍侍郎身份带兵时期。为方便起见，我将这一时期称为“湘军时期”。第二阶段，则是咸丰十年到同治三年，以两江总督身份带兵时期。

咸丰二年腊月十七，离过年只有十三天了，从北京回到湖南乡下老家正在为母亲守孝的曾国藩却在这个时候告别了老家，匆匆赶往省城长沙。原来，几天前，咸丰皇帝给曾国藩下了一道上谕。因为太平军席卷了两湖地区，咸丰皇帝特别着急，命令在家守孝的曾国藩出山帮助湖南官员兴办“团练”，用今天的话来说，也就是训练“民兵”。曾国藩从此墨绖从戎，从一位文官变成一位武官。

在京官时期，曾国藩曾经立下了“不靠做官发财”的铮铮誓言。不过作为一个穷京官说这个话，其实有点放空炮的意思，因为京官就是想发财也没什么机会。然而，从带兵打仗开始，这个誓言可就真正要受到考验了，因为在晚清时代，带兵是最容易发财的途径。换句话说，晚清军队非常腐败。

那么晚清军队腐败到什么程度呢？晚清军营存在着很多怪现状。第一个怪现状，就是士兵普遍都有第二职业。这些军人一边当着兵，一边还忙着别的事，有人经商做买卖，有人种地，有人杀猪，有人开茶馆，还有人在市场上卖鱼卖肉……鸦片战争期间的定海县官员向上级汇报，当时定海的军人，有一半的真正身份其实不是军人，而是理发匠，是修脚工，有的还是仆人。林则徐也在一封奏折中向皇帝汇报说，鸦片战争期间，长沙的士兵们忙着照顾自己的买卖，没心思好好打仗。他举例说，长沙青石街的双美茶室就是四名绿营兵合伙经营的。其实这种情况清朝皇帝们心里也很清楚。比如嘉庆皇帝在上谕中就曾经讲过，士兵们不会打仗，就是因为他们“在外兼习手艺，训练生疏”。

那么，原本以打仗为职业的士兵，怎么会出现“小贩化”倾向呢？

这也是清代“薄俸制”惹的祸。

我们前面讲过，清代对文官实行“薄俸制”，就是给他们开很低的工资，其实军队也是这样。

清代一名普通军人的收入是多少呢？绿营兵平均每月收入白银一两三钱六分，此外还有大米三斗，加一起也不到二两银子。我们要注意，这不是一个人的收入，因为那时候妇女不工作，所以军人还要养家糊口。这点钱，按今天的币值，不到四百块钱，养活一家人，根本不够。所以清代军队才出现经商潮。士兵纷纷经营第二职业，忙着挣钱糊口，军队训练的时候，他们能躲就躲，实在躲不过去，就雇人顶替自己。所以清代史料说，操练之时“兵丁等往往正身不到，私自雇人替代，有名无实”。你说这样一支军队，还谈什么战斗力呢？这是第一个怪现状，士兵经营第二职业。

第二个怪现状，是部队广泛经营第三产业。士兵们做点小买卖，军官们则玩大的。军官普遍动用军事装备来经商赚钱。比如鸦片战争时期任福建道员的张集馨记载：“漳郡城外有军工厂，每月督造战船一只，以为巡缉之用。其实水师将船领去，或赁与商贾贩货运米，或赁与官府往来差使。”也就是说福建水师每月都会造一只战船，但是这些船都被水师军官租给商人贩运大米，或者租给官府用作官船，至于收入呢，当然就纳入军官们的私囊了。还有的地方部队靠出租军事用地赚钱。如浙江军队把自己的操场租给地方上用，因为操场处于城里，地段好，地价高。操场是用来训练的，这样就搞得军队没有地方进行训练。当然，晚清军队最令人痛恨的事，是他们走私护私，违法犯罪。在鸦片战争以前，广东水师就大肆收受贿赂，听任犯罪分子在海上走私鸦片而不管，有时甚至还出军舰为这些鸦片贩子保驾护航。

以上种种贪腐行为，大部分都是朝野皆知的公开秘密，但是在大清朝却长年都这样，难以取缔。主要原因，当然是清代军官收入也不高。清代高级军官，比如绿营提督，官居从一品，比地方上的总督级别还高点，每年的法定收入是多少呢？不过才八十一两，虽然此外还有八百八十两的养廉银，加到一起，年收入也不足千两。这点收入，根本不能满足他们日常生活和官场应酬的需要。因为军队里面，盛行大吃大喝，这点工资还不够他们请客吃饭的，所以他们只能利用手中的权力来非法寻租。这些情况，从道光皇帝到咸丰皇帝都很清楚，但是皇帝们也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因为他们舍不得给军官们涨工资，所以这些非法收入已经成为军队中招待费的来源，如果取缔了这些收入，必然就影响军队的“稳定”。

因此，我们说，军队的“薄俸制”与文官的“薄俸制”一样，都是一种非常短视的财政制度。从皇帝的视角来看，“薄俸制”为国家节省了大量财政经费，是件好事儿。但事实上这是典型的占小便宜吃大亏。

吃了什么大亏呢？第一个严重后果是军队训练水平下降，战斗力几乎为零。

清代中前期，军队还比较有战斗力，所以乾隆时代还创造了十全武功，打了很多胜仗。但到了曾国藩时代，国家正规军已经打不了仗了。道光二十九年秋天，俄罗斯有一位叫科瓦列夫斯基的外交官，出使中国，他在卢沟桥边参观了一次八旗军队的火炮射击训练。他在自己写的游记（叫《窥视紫禁城》）中这样描写他所见到的景象：

他说本来观炮仪式是大清帝国军界的重要活动，规模盛大，层次很高，“即使皇帝不能亲自前来，也要派亲信要员前来观摩”。因此科瓦列夫斯基以为参加演习的士兵一定会精神抖擞，军容整齐。但来到现场，他惊讶地发现，八旗官兵精神状态非常散漫。他在书中说：“军士们有的漫不经心地坐在帐篷里，抽着小烟袋。有的边吃早点边与卖小吃的聊天，还有的人在缝补裤子。似乎没有人关心即将举行的操演。”

等演习开始，科氏发现整个过程敷衍了事，毫不认真：“操演开始了……一位参领……摆了一个奇怪的姿势，挥了一下手中的旗子，射击便开始了。砰，大炮响了一声，炮弹根本没飞出去，就落在大炮旁边。参领放下旗子，表示射击很成功。”

这样的演习，简直就是儿戏。所以观摩之后，科氏得出结论说：“中国的炮兵和欧洲的炮兵根本没法相比，中国人打炮和欧洲人只有一个相同之处，就是大炮发出的响声是一样的，其他方面都不一样。”

这是俄罗斯人的报告。

中国官员的汇报也很让人吃惊。道光十四年（一八三四年）冬，两广总督卢坤检阅广东水师。水师各营选出精兵强将，到总督面前比试武艺，比试什么呢，比射箭打枪。不料一场比试下来，几百个军人当中，有七十八人都脱靶了，也就是说一枪一箭都不中。有二百二十六人打了许多发，射了很多次，就中了一枪或者一箭，这个结果让卢坤大跌眼镜。

这样一支毫无专业精神的军队，不唯在英国人的大炮面前一触即溃，甚至在武器装备远远落后于自己的太平军面前也一样不堪一击。道光三十年，广西巡抚周天爵带兵去镇压太平军。周天爵在回忆录中说，出征那一天，他带领的这些士兵居然如同徘徊在屠宰场门口的猪和羊一样，说什么也迈不动步。周天爵一生气打了他们几下，这些人和女孩子一样，在路边哇哇大哭起来了。（“于是二月初一日出省，带兵一百名，如驻马嵬坡，皆不愿走也；路上募一百名又如石壕吏，未走先哭。”）

等到真正作战之时，这些人更是一个个裹足不前，让他无计可施。他写道：

惜我兵一百名如见鹯之雀，一百勇如裹足之羊，无一动者。我手刃二人，光淮而（用）箭射杀二人，亦无应者。撼山易，撼岳家军难，不意如此。

他说，这些士兵如同麻雀见了老鹰，绵羊见了老虎，根本迈不动步。他亲手杀了两个人，另一个军官用箭射死两个，还是没有人向前冲杀。你说这样的军队，能镇压得了太平天国吗？

曾国藩是一介书生，没当过兵，也从来没有摸过武器。但是他毕竟从道光二十九年起，兼任过数年的“兵部左侍郎”，所以他对清朝军队现状很了解。他认为，国家正规军腐败习气已经“深入膏肓”，没法治了。要挽救这个国家，只有一个办法，那就是“赤地立新”，抛开正规军，从头开始，自己动手练出一支崭新的湘军。所以，到了长沙之后，曾国藩就向咸丰皇帝汇报说，我按您的命令，来训练民兵，不过我这支民兵，可不光是要保护乡里，我希望他们发挥比正规军还要大的作用。

曾国藩创建湘军，在制度上最引人注目的一点，就是实行厚饷原则。因为他深知军饷太低是军队风气败坏的主要原因。所以他规定的湘军士兵的收入，是国家正规军的三倍左右。这样高的军饷标准，使士兵能够专心训练，这就为湘军形成战斗力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对于湘军军官，曾国藩更是采用高薪养廉的政策。湘军中级军官，每月的纯收入可达一百五十两，一年就是一千八百两。我们前面说了，正规军中的高级军官一年还不到一千两，中级军官只有三五百两。湘军中级军官的收入，是正规军同级军官的三倍到六倍。湘军高级军官收入更高。曾国藩规定，统帅一万人的高级军官，每年净收入五千四百两，这个数字，是国家正规军同级别的六倍左右。因此，很多湘军军官光靠工资都发了财。比如湘军中很有名的名将李续宾，带兵六年，积攒了几万两白银。

曾国藩是湘军最高统帅，我们如果仅以统帅一万人这个级别的军官收入计算，曾国藩一年净收入也可达五千四百两，这个数字，比做侍郎时的五六百两，增长了八倍左右。要是这样算，他带兵十一年半，他的合法工资收入就可达六万多两。更何况曾国藩在湘军财政上，实行“一支笔”的管理方法，也就是说他对湘军的所有收入都有绝对的支配权。湘军不是国家正规军，没有国家拨款，军费基本上都由曾国藩自筹，那么怎么花当然也都由曾国藩自己一个人说了算。从咸丰三年创建湘军到同治三年镇压完太平军，曾国藩先后报销军费近三千万两，如果想贪污点，搞个一二百万，实在是太轻松的事了。

但曾国藩却没有因此而发财致富。虽然赚的钱比以前多了许多倍，但是曾国藩寄回家里的钱，却比以前当京官时还要少了。

带兵之后他第一次寄钱回家，是离家将近两年后的咸丰四年底，寄了多少呢？一百五十两。咸丰五年一年，我们查资料，他没有寄钱回家。咸丰六年他又往家寄了一百两。我大致算了一下，曾国藩带军之后，每年寄回家中的银两，平均一百两。而他在做京官的后期，每年寄回家的，我们以前说过，是二百两，就是说，从军之后少了一半。

为什么收入高了寄回家的银子反而少了呢？

第一个原因，是曾国藩出山打仗时发过“不要钱”的誓言。刚刚出山的时候，为了表明自己的决心，曾国藩曾经给湖南各界写了一封公开信，信誓旦旦地说：“国藩奉命以来……惟有‘不要钱，不怕死’六字时时自矢以质鬼神，以对君父，即借以号召吾乡之豪杰。”就是说，他一定要在金钱这方面，给大家做一个表率。既然对家乡父老发下了“不要钱”的誓言，曾国藩自然不可能像其他人那样，往家里头大笔寄钱，叫人家对他指指点点。

第二个原因是曾国藩深知廉洁才出战斗力，所以他对军队中的廉政建设一直抓得很紧。他对军官们反复提醒说：士兵们对一个军官服不服气，有两点，一是打仗时你敢不敢冲在前面，二就是看你在钱上头，干不干净。只有你本身不贪污，士兵才服你，打仗时才听你的指挥。（“弁勇之于本营将领，他事尚不深求，惟银钱之洁否，保举之当否，则众目眈眈，以此相伺；众口啧啧，以此相讥。惟自处于廉……有以服弁勇之心。”）

因为曾国藩很注重廉政，所以湘军的风气和当时的正规军完全不同。咸丰十一年，有一个叫赵烈文的文人，来到湘军大营拜访曾国藩，后来这个人成了曾国藩的幕僚。他在日记当中曾经记载了他所见到的景象。他说：

湘军营中规矩甚严，黎明即起，每日二操，武弁皆令赤足穿草鞋，营中无一人吸食鸦片者。

也就是说，曾国藩的湘军，每天黎明就起床，士兵都光着脚穿草鞋，军中没有一个人吸鸦片。

他又说：

吾八年春，省吾兄于秣营，遍观长濠营垒，识其兵帅，与此间有异：一、营中饮食，咄嗟立办，客至无不留饮，而此间客至，方谋到城中饭肆买菜，客卒不及候而罢。二、营官及随身亲勇皆华服，此皆如田人，不可辨识。此五者，严既胜懈，俭复胜奢。呜呼，一成一败，非偶然矣！

也就是说，咸丰八年，赵烈文曾经到清朝正规军建立的江南大营去过一次，他发现那里的风气，与湘军这里完全不同。正规军的大营里头，成天大吃大喝，一来客人，厨子马上能做出一席丰盛的酒菜。这儿呢，来了客人，根本没有饭，只能到城里的饭店去买饭，客人往往等不及就走了。正规军那里，军官和随从亲兵们都穿得很漂亮、很讲究。这儿呢，军官们一个个都穿得像农民似的。

所以赵烈文看到这些之后，非常感动，说曾国藩“忠清艰苦，至于如此，可为流涕”，让人感动得要流泪。

所以，虽然采用厚饷高薪政策，但是湘军和国家正规军比起来，其实是远比正规军省钱的。道光三十年至咸丰三年春，清廷用九万多正规军来镇压太平军，两年多的时间，就花掉了二千五百一十万余两军饷，还没取得胜利。而曾国藩创建的湘军，从咸丰三年到同治三年止，苦战近十二年终于把太平军镇压下去，湘军人数最后发展到十二万人，那么十二年间一共花了多少钱呢，也仅花了二千九百万两左右。由此可见湘军整体上是很节约的，湘军的军费利用效率比正规军不知道高出多少倍。

以上就是我们说的曾国藩做军官时不往家里寄钱的两个原因。除此之外，还有一个原因，那就是出于教育子女的考虑。

咸丰五年，曾国藩给弟弟曾国潢写过一封信，信中说：

子孙之贫富，各有命定。命果应富，虽无私产亦必自有饭吃；命果应贫，虽有私产，亦仍归于无饭可吃。兄阅历数十年，于人世之穷通得失思之烂熟。

就是说，子孙后代，有没有钱，都有定数。有的人，你不留什么私产，他一样能吃饭。有的人，你给他多少钱，他都给你败光了。我人生阅历几十年，对这个看得很透了。

这段话背后，隐藏着曾国藩独特的金钱观：曾国藩认为，奢侈的生活环境不利于子孙的发展。

曾国藩日记中记载，他有一次与左宗棠聊天。左宗棠对他说，人生一世，不要给子孙们留什么遗产：“收积银钱货物，固无益于子孙，即收积书籍字画，亦未必不为子孙之累。”不光不要给他们留金钱，也别留什么字画古玩之类。为什么呢？因为穷人家的孩子才有奋斗精神，富人家的孩子往往不争气，因为富人家的孩子有依靠、有指望。我不争气，钱也够我花了。所以曾国藩说，大富之家，不利于一个人良好成长。他说：“凡世家子弟，衣食起居，无一不与寒士相同，庶几可以成大器。若沾染富贵气习，则难望有成。”就是说，富人家的孩子，如果从小艰苦朴素，懂得约束自己，将来才可能成大器。如果从小锦衣玉食，肯定没大出息。所以他说他决不“畜积银钱为儿子衣食之需，盖儿子若贤，则不靠宦囊亦能自觅衣食；儿子若不肖，则多积一钱，渠将多造一孽，后来淫佚作恶，必且大玷家声”。就是说，我这个孩子将来要是有出息，我没有遗产，他也能生活得不错。要是没出息，我给他留太多钱，反而是帮他造孽。多留一文钱，他就会多造一孽。

所以，曾国藩不往家里寄银子，一个主要原因是从家庭教育这个角度考虑，担心败坏了家风。

那么曾国藩带兵那么多年，积攒的合法工资都用到哪儿了呢？

第一是用于军队开支了。咸丰七年曾国藩回老家时曾给曾国荃写过一封信，信中说：“余有浙盐赢余万五千两在江省……余嘱其解交藩库充饷。”

也就是说，他在江苏有一笔一万五千两的收入，本来是可以归个人支配的，他交到省财政，补充军饷了。

第二个方向是用于地方公益事务。

还是在老家期间，他写信给弟弟曾国荃，要求他把军队中多余的钱用来救济士绅百姓。因为战火所到之处，百姓流离失所，他说你遇到生活不下去的穷人，就给他们些银子。给的时候，还不要留名。

在另一封信中，曾国藩说过这样的话：“余在外立志以爱民为主，在江西捐银不少。”这更说明他把大量的钱财都用来施舍他人了。宁可把钱捐掉，也不寄回家里，像曾国藩这样的人，实在非常少见。

高薪政策，使除了曾国藩之外的湘军将领都发家致富了。人们说：“故一充营官统领，无不立富，家中起房造屋。”一当上中级军官，家里就开始造房子了。征战十多年之后，湘军将领“人人足于财，十万以上赀殆百数”。就是说有十万两家产的人可达一百人之多。特别是攻下天京城之后，大批湘军将领带着金银财宝荣归故里，长沙城内顿时“甲等峥嵘”“簪缨叠起”，新增“宫保第”，也就是一年内新落成的官宅达十余家之多。湘乡县的变化更大。湘乡籍将领章合才，回家后在白田一带置了六千多亩良田，又在田间建成两座大庄园。另一位将领陈湜回家的时候，运了好几十船金银财物，所以人称“陈百万”。

然而湘军最高统帅曾国藩，却始终保持着清贫。咸丰八年，因为曾家四兄弟当中有人已经发财致富了，曾国藩就要求家里分家。这年年底分完家后，曾国藩分到了一座叫“黄金堂”的小宅院，此外还有五十五亩地。曾国藩表示很满意。一座小宅院和五十五亩地，这就是带兵打仗多年后他在湖南乡下的全部财产。曾国藩确实做到了自己誓言的不要钱不怕死。

那么，曾家四兄弟当中，是谁发财致富了呢？又富到什么程度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