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国藩的收入与支出”这个题目，换句学术一点的话说，就是曾国藩的个人经济生活。再换句更通俗的话，就是他这辈子挣了多少钱，是怎么挣的，又是怎么花的。

可以说，曾国藩的研究到现今为止已经很全面了。但是，只有一个领域现在还是空白，那就是曾国藩的收入与支出。曾国藩一生到底挣了多少钱？这里面有没有过灰色收入？这些钱又花到了哪些方面？他有没有按照官场潜规则给别人送过礼？是怎么送的？他身后留下了多少遗产？这些问题，几乎没有人研究过。

要讲清曾国藩的收入与支出，先要了解当官之前，曾国藩家里，是个什么收入水平。

曾国藩是嘉庆十六年（一八一一年）出生在湖南省长沙府湘乡县荷叶塘，道光十八年，也就是二十七周岁时中了进士，步入清朝公务员队伍。在进入公务员队伍前，曾国藩家是穷是富？

以前我们上学工作经常需要填一些表，其中有一栏叫“家庭出身”或者叫“成分”。如果在清朝也要填成分的话，曾国藩应该在表上填上“地主”二字。不过为了准确，前面应该加上一个“小”字，就是小地主。嘉庆十六年曾国藩出生时，他家里共有一百亩田地，家里人口有多少？有祖父母、父母、叔婶、大姐，再加上他，一共八口人，人均十二亩半。

学者们研究的结果，晚清时代中国的人均田地在两三亩左右，曾国藩家的人均土地，是平均数的四倍多。毛泽东的出生地与曾国藩相距不远，毛泽东在延安的时候，曾经和斯诺说过，他家里当初有四口人，有二十二亩地，人均五亩多，就可算成富农。以此标准判断，曾国藩家成分被定为小地主当无疑义。

和我们想象中的地主成天大鱼大肉不同，在普遍贫困化的晚清，小地主的生活也仅止于吃饱糙米饭，顶多偶尔还可以吃到半个咸鸭蛋下酒而已。曾国藩家是在祖父曾玉屏手里发达起来的，曾玉屏一生勤苦，成为小地主后，虽然家里雇了长工，但是他还是坚持自己下地种菜，养猪养鱼，一天到晚也不闲着。甚至在曾国藩点了翰林成了京官后，祖父仍然亲自下地拾粪、种菜。在祖父曾玉屏的带领下，曾家形成了勤奋节俭的家风。曾国藩和弟弟们课余时间常干放牛、砍柴之类的零活。为了补贴家用，几兄弟甚至还到集市上叫卖过菜篮子，到采石场帮人推过运碑车。

因此我们可以说，在曾国藩当官以前，曾家是湖南乡下一个非常普通的人家，生活并不宽裕。所以后来曾国藩参加科举考试的花销，对老曾家都构成了相当沉重的负担。道光十六年曾国藩到北京参考会试，没考上。第二年又一次上京，家中就拿不出路费了。“称贷于族戚家，携钱三十二缗以行。抵都中，余三缗耳。时公车寒苦者，无以逾公矣！”就是说，和亲戚朋友好不容易借到三十二串铜钱，上了路，到北京时，花得只剩三吊了。当时参加考试的人里头，很少有比曾国藩更穷的了。

那么，曾国藩家是什么时候由穷变富的呢？当然是从曾国藩中进士开始。道光十八年春，北京传来喜讯，二十七岁的曾国藩成了进士，随后又被授翰林院庶吉士，就是俗话说的点了翰林。从捷报传到曾国藩老家那一刻起，湘乡曾家的排场立马就变了。大批上等的木器家具运进了曾家宅院，祖父曾玉屏和父亲曾麟书出门应酬时也开始坐轿子了。曾家日常生活虽然不是天天大鱼大肉，但是请客时已经能上“海菜”就是高级宴席了。这就是所谓的“鲤鱼一跃过龙门”。那么曾家的经济情况为什么能一夜之间翻天覆地呢？是曾国藩获得了大笔工资收入吗？那倒不是。

虽然中了进士，步入仕途，但并不是马上就有大笔收入。翰林院庶吉士两年之内是没有工资的。所以曾家经济翻身，不是靠的曾国藩的工资。

那靠的是什么呢？是曾国藩的进士身份。一个人一旦成了进士，在当时人看来，就成了一只极具投资价值的潜力股。《儒林外史》中的一个情节，相信大家都很熟悉，说是范进在未中举前，家里穷得借碗米都借不到。他的老丈人胡屠户，非常看不起他，成天对他骂骂咧咧。但是中了举人之后，马上就不一样了，胡屠户再也不敢跟范进耀武扬威了，在范进面前大气也不敢出。原来范进连穷朋友都没有几个，一中举人，城里的张乡绅马上坐了轿来拜访。一看范进家太穷，马上把自己一座大院子借给范进住。自那之后，紧接着又有许多人来巴结范进；有送田产的，有送店房的，还有那些破落户干脆投身为仆，给他做仆役。不到两三个月，范进家奴仆丫鬟都全了。

曾国藩家里的情况和范进家非常相似。作为新科进士翰林公，曾国藩前途实在不可限量。混得最不济也是个知县，那要是混得好的，部堂总督大学士，也都在意料之中。所以捷报传出，前来攀附者立刻络绎不绝。在曾国藩点翰林之前，曾家尽力巴结，也不过能认识几个衙门里的衙役。点了翰林之后，湘乡县令马上坐着八抬大轿，前来曾家拜访，和曾国藩弟弟们称兄道弟，把手言欢，又把曾国藩的父亲曾麟书称为“老太爷”，曾麟书心里那是非常得意。

那么虽然没什么工资收入，但是曾国藩成了进士，却使老曾家有了几条收入渠道：第一是接受馈赠，收受贺礼；第二是借钱，大家都乐意借钱给他家。第三，则是作为绅士调解民间的纠纷，也可以获得报酬。

先讲第一条。

点了翰林之后，曾国藩请假回家，衣锦还乡，在老家待了一年。这一年他没闲着。干什么呢？到湖南各地去拜客，通过收人家的贺礼，为将来进京当官筹集“资本”。

有人可能奇怪，当京官还需要“资本”吗？那是当然。清代的官僚制度和今天有很大不同。首先，传统时代交通不便，进京当官，需要雇车雇马，花掉一笔很大的路费。一般来说，要一二百两。这笔钱国家不给你报销。其次，翰林等官员工资很低，而大清帝国又无公款消费这一说。清政府不但不提供住房和公车，甚至连官服都得你自己买。既然身为帝国官员，自然需要较为体面的住房、体面的服装，直至体面的仆人。所以在北京当官，花销十分大。特别是刚到北京的时候，需要租房子，买官服，你得带上起码上千两白银进京。所以在清代，甚至有人中进士后因为家中没钱，就没法进京当官。比如戊戌变法时著名的“戊戌六君子”之一的刘光第，中进士后钦点刑部主事，这是多大的一个好事儿，就因为家境贫困，拿不出钱，一度不想就任。后来还是别人接济他，才勉强做了京官。所以曾国藩这次回家最主要的任务就是“筹资”，而筹资最主要的方式就是“拜客”。为什么拜客能筹到钱呢？因为新科进士主动登门拜访，那么一般人家都得好吃好喝好招待，临走还得送上几两银子做贺礼。一家送几两，走的人家多了，积少成多，就有钱了。

所以从道光十八年年底回到湖南老家，到道光十九年（一八三九年）十一月离家进京，曾国藩在老家一共待了二百九十六天，这期间他花了一百九十八天，用来拜客。也就是说，回家这一年，他十分之七的时间都用于拜客了。

道光十九年正月十六日，曾国藩正式开始拜客。出了位新科进士翰林公，自然是方圆百十里内的轰动性事件，对这只崭新的潜力股，大家表现出极大的投资热情。曾国藩每到一地，都受到隆重欢迎，不但摆酒款待（常有海参席、鱼翅席），有的还请戏班前来助兴（如四月十一日日记载，“是日唱剧，客甚多”。），临走时都会给一笔钱。

他到的第一家是岳父欧阳家。岳父在欧阳宗祠大开筵宴，请客八席。在《湘乡曾氏文献》中，有一本曾国藩亲笔所记的“流水账簿”，专门记载他这一段拜客收入。从中我们可以查到，岳父送给他大钱就是十二贯零八百文，相当于八两白银。

除了拜自己的亲戚朋友之外，曾国藩最重要的拜访对象是各地的官员。为什么？因为官员都有钱。说不好听的，这就是赤裸裸的“打秋风”了，然而官员们一般来讲都心甘情愿送曾国藩钱。因为彼此都是官场中人，而官场生存，最重要的就是关系网络。多个朋友多条路，谁知道哪块云彩有雨？所以官员的赠送普遍比其他人要重一些。比如八月二十二日，他到武冈州城。知州杨超任“请酒极丰，又送席”，又送银二十两。

除了亲戚、朋友、地方官员之外，曾国藩拜客还有一类对象很有意思，那就是湘乡人在其他县里所开店铺，凡是湘乡老乡开的店，不论当铺、纸行、布店还是杂货店，曾国藩一概拜到。这种拜访，目的就是赤裸裸地敛财了。而这些小老板对这个新科大老爷当然不敢怠慢，多多少少都给点钱，有的还恭恭敬敬请他喝酒。因为在传统时代，商人社会地位低下，经营风险很多。结识了一位翰林，自然只有好处没有坏处。

曾国藩拜客，拜得非常辛苦。他一共出去跑了四次，每次都要跑好几个县，一路风餐露宿，足迹遍布湖南湘乡、宁乡、衡阳、清泉、耒阳、永兴、邵阳、武冈、新化、安化等十多个县州。我在地图上画出他的拜访路线，一段一段往起加，算出他二百天之内，跑了一千五百公里左右，也就是三千里左右，简直是个迷你版的长征了。他一共拜了多少家呢？将近两千家人家。简直像一个化缘的和尚一家一家去收钱，真是不容易。那么四次拜客收入总共多少呢？收入还是不错的。在曾国藩留下的账本中，每一笔收入都有详细记载。我一笔笔加起来，细细算了笔账，最后的结果是，折算成白银，收入共为一千四百八十九两一钱二分。

需要介绍一点，就是清代一两白银的购买力实际上是很高的。我们经常看电视剧，里面的大侠到了饭店吃过饭，经常一扔就是三五十两白银，这就反映出编剧对清代币值不太了解。事实上，清代的一两白银能买将近一百斤大米，这些大米今天至少值二百元人民币。所以可以大致说一两白银的购买力相当于今天的二百元钱。也就是说，曾国藩的拜客收入，合今天人民币二十九万元，堪称是一笔巨款了。

嘉庆道光时期，物价水平很低。猪肉一斤多少钱？五六十文，就是五六十个大钱。鸭蛋一个二文，就是两个大钱。黄瓜每斤二文，葱每斤五文。至于一亩良田，只要三十多两银子。这样说来，曾国藩的拜客收入，可以买五六十亩良田，或者四万斤猪肉。这笔钱不是小数。

但是有了这些钱，到北京当官可能仍然不够用。所以曾国藩还曾经主动向他人借钱，比如道光十九年四月，他在日记中记载说：“向大启借钱为进京路费，大启已诺。”向他人借钱，这是他筹资的第二个渠道。

第三个渠道，就是“干预地方公事”。

读过《曾国藩家书》的人都知道，曾国藩当官之后，在写给父亲和弟弟的信中，经常要求他们洁身自好，不要结交官府，不要干预地方公事。其实这是他后来的认识，道光十九年里，他自己就干预过好几回地方公事。

比如道光十九年二月，曾国藩的朋友朱尧阶典当别人的一处田地。典当到手，这块地的旧佃户却阻挠新佃户下地耕种。这种情况下，曾国藩的进士身份就发挥作用了。曾国藩在日记中写道，他“辰后（八点钟）带（彭简贤）上永丰分司处法禁（给以刑法处罚）”。带人将那个强悍不服的旧佃户抓送到了有关部门。

几天后，三月初五日，曾国藩在日记中又提到，朱尧阶写了两张状子，托他到县里去告状。他当时就熟门熟路地告诉朱尧阶，说此刻县令正主持“县考”考试，不太方便，且等考试后再告。

通过这些记载，我们可以看出二十九岁的新科进士曾国藩此时已经是地方上的重要角色，和官府关系很密切。此时的新科翰林年轻气盛，连父母官都已经不放在眼里。那年五月份，曾氏家族和别的家族发生纠纷，“彼此殴伤”。他写信给县令宋某，托县令帮曾家说话，然而宋县令“亦未甚究”，没给他面子。于是新科进士曾国藩勃然大怒，“是夜又作书让（责备）宋公也”，也就是写了封信，去骂宋县令。

曾国藩如此干预公事，是不是可以称得上土豪劣绅？那倒不是。

绅士在中国底层社会一直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一般情况下，地方官接到民间普通纠纷的案子，通常不会开堂审案。一看民间这种小打小闹的事儿，通常会让当事人去找绅士们调解。学者黄宗智研究认为，在告到县官的这类小案子当中，可能有百分之四十是通过绅士调解解决的。所以曾国藩的此些举动在当时很常见。当然，做这些工作，绝大多数时候不是无偿的。一般来说，调解成功后会获得相当丰厚的酬谢。张仲礼先生说，做调解工作，是许多乡绅的主要收入来源。我们大致估计，曾国藩调解这类案子，每次可获得几十两银子。

由于有了以上这些财源，曾家的经济情况与以前当然就大大不同了。在以前，曾国藩衣着朴素，经年不过一件长衫而已。但是中进士一段时间之后，曾国藩统计自己置办的衣服，列了这样一个清单，里面已有如下内容：

羊皮袍一件，呢皮马褂、灰袍套、呢袍套、珍珠毛袍套、厚绵绸小袄、薄棉布小袄、棉袍套、绵圆袍、绵套裤、棉马褂、绒领、棉小帽、秋帽、秋领、线绉夹马褂……

可见他的衣服已经很讲究了。他出门时也有了排场，日记中记载“仆一人，肩舆八人”，就是八抬大轿，还有一个随身的仆人。这个排场经常引得路边农民们纷纷驻足观看。原来那些和曾国藩抬头不见低头见的老乡邻居现在对“曾大老爷”的态度也发生了巨变。曾国藩日记记载，有一次他回家之后，本家曾永兴见到他，居然手足无措，吓得说不出话来。那么曾国藩本人的“官派”“威仪”也就可想而知了。

通过以上梳理，我们可以发现，入京为官以前的曾国藩，从气质到观念，与其他普通乡下读书人并无本质上的不同。湖南乡下长大的他，想的只是出人头地，光宗耀祖，居身行事，一遵地方陋习。如果不是经过日后的一番脱胎换骨，他不免也是晚清官场一名庸庸碌碌的官员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