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真实区分为控构真实、世相真实、生命真实和灵魂深度真实，这其实是在写作中把浑然天成刀劈斧砍为零七碎八。但也正因为一个屠夫武断残暴地把一个生命肢解开来，我们才得以深入到生命体的内部，看到生命的五脏六腑和对生命有害无益的阑尾。控构真实正是一个人体的阑尾，世相真实是人体的皮肉，生命真实是现实主义之人体的骨架，而灵魂真实是人体之骨髓。有了这些，才完整地构成了现实主义的人体结构，包括对文学百害无益的后社会主义时期的控构现实主义。

当然，在今天中国的后社会主义时期的创作中，现实主义的复杂性在于这四种真实境层彼此的隔离又都有网漏的存在。第一层真实很容易就可以突破层隔，借来或盗得第二层真实的脸谱，来化妆或装点自己的空洞。这也是第一层控构真实在前社会主义时期合法化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到了后社会主义时期的发展与“成熟”。中国读者单纯得可爱，面对文学的真实，常常如从远乡进城的孩子，要么憎恨文学如农民工对城市的情感，要么热爱文学如那单纯的乡下孩子，觉得都市的垃圾箱和厕所都好得无以言表。控构真实的空洞写作，只要去世相真实中借一些人物世俗的脂粉，都可以让一些拙劣、投机的批评家和乡下孩子般可爱的读者击掌、欢笑和落泪，在报纸、电视和网络媒体上攥起双拳来欢呼和跳跃。一些永远都是好好先生的批评家和今天发达而失去良知的媒体合谋欺骗着读者。读者被蒙骗在鼓里，相信控构真实是多么的生活、存在和真切，因为那些故事中的人物，站在高高的脚手架上，面向他们要教育的众生说了几句世俗的人话、粗话和做了吻合世俗行为的几个动作。比如那些拿奖小说和泛滥在影屏中着力控构的典型人物之“新英雄”，因为爱骂人和敢于向女性表达粗鲁的爱，而被读者、观众和因顶着批评家的帽子混饭而日理万机的读书人谈论表述为“史诗”和人物画廊中新的“这一个”。其结果，得利的是作者和那些批评家，被污辱和被损害的是被愚弄的读者们。

控构真实常常越过真实层的网漏去借来世相真实的技法来掩盖自己的空洞、虚假和向权力献媚的姿式和行为，但它决不会在越过世相真实之后，再向生命真实去讨要和请求。因为世相真实多可证明它的“真实性”，而生命真实却可恰恰证明它的虚伪性。一如这些人总是拿鲁迅来佐证自己的深刻和正确，而决不会真的在写作中把鲁迅之笔握在自己手里样。

其实，在世相真实中，最成功的周作人、张爱玲和胡兰成，是可以给他们许多切实营养的，可又恰恰因为政治立场的隔阂让他们无法接受周作人、胡兰成和张爱玲的写作与作品。沈从文也是他们最好借鉴以修饰自己文学性的装点和挂饰，可毕竟沈从文的许多小说，又远远走进了生命之真实。《边城》的空灵又是控构真实中难以接纳和融入的。高尔基也不被人提及了。保尔·柯察金也不被人提及了。文学失去了源头的榜样，总会有一种被悬置的摇晃，这是控构真实在文学内部的不安与焦躁。但无论如何要明白这一点：如果以为控构真实是如气球和芒刺的关系样，一捅就破，会真相大白，瘫倒在地，那就大错特错了。控构真实是在发展的，向世相真实的靠拢不仅是技法和无奈，而且是它“艺术”的完善和修补。

世相真实因为对控构真实的艺术支持会获得权力对它经典地位的肯定和权力对其艺术成就的反支持。这其中张爱玲是不在其列的。在世相真实中，民间世相真实也大约得不到太多的偿还和贴补，而最得益于支持与补贴的，是那些社会世相真实的作家与作品。但民间世相真实的写作，因疏于社会世相真实的笔墨，更可以用于对民间世相的描写，因此更贴近于民间人和底层人的生存本相，无论美的或丑的，善的或恶的，都更易于接近或踏入生命真实的境层内，达到世相真实与生命真实的完美结合，获取世相与生命的双层认同，从而可以更牢靠、久远地进入经典的行列。如沈从文的《萧萧》、《丈夫》和《长河》，张爱玲的《金锁记》、《倾城之恋》和《红玫瑰与白玫瑰》等。

世相小说是中国传统小说中最庞大、强劲的一脉，仿佛《三言二拍》样让人喜爱和称颂，即便它不融入生命真实或不太多地融入生命真实的血肉，也依旧可以经典到让人们喜爱得倘若存有怀疑与不敬，就会招到群攻的可能性。如大家面对《受戒》和《大淖纪事》，估约就是这样的景况。而就我自己言，并不把这两篇小说看做它有多么伟大和了得，之所以这样，是因为它其中确实未含太多生命的品质和血脉的流动感。实在说，它的确是太难得的两篇小说佳品与妙文，每每闲暇时，我也会忽然翻出这两篇小说默读几段，如品味忘在时间角落的酒。毕竟，“小说是语言的艺术”，这话太深入人心，又有太多的实践品。而这两篇小说又毫无疑问，在“语言艺术”上是有太多妙处可去圈点品咂的。然而说到底，世相小说不走入生命的真实与生命的真相，也就只能停留在流传和可供人品咂的箱柜里，而不会走入使人惊叹、愕然的伟大里。

在现代文学中，鲁迅是把世相小说带入并推进至生命真实的第一人。生命真实成为了世相小说的方向和境界，在鲁迅的笔下得到了完美的展示和抒写。因为生命真实而使鲁迅走入了伟大的行列。而生命真实与灵魂深度真实则不是存有网漏的孔眼，而是有着一条幽深的通道和秘径。单单是因为生命的真实，我们大约不会把鲁迅推高至“第一人”的座椅与高度，而鲁迅在写作中把生命真实朝向灵魂真实的引进与抵达，才是鲁迅作为“第一人”的鼎足和基座。

当小说从生命真实向灵魂深度真实抵进时，我们把鲁迅和托尔斯泰与陀思妥耶夫斯基放在一个平面展桌上考查和比对，或者以阅读的感受为灵魂之天平，把鲁迅小说中人物的灵魂（如《阿Q正传》中的阿Q）和《复活》中的玛丝洛娃，《罪与罚》中的拉斯柯尔尼科夫与《卡拉马佐夫兄弟》中的阿廖沙的灵魂都放在同一天平上，我们不得不说拉斯柯尔尼科夫、阿廖沙和玛丝洛娃，其中每一个灵魂的重量，都可能（仅是可能）把阿Q灵魂所占有的那端天平压得或多或少地翘起来。所以，我们总是把这种比对放诸一边，少谈或不谈。再或不得不谈时，显出语言的谨慎与矜持。这说明了我们在现实主义写作中的自尊与虚荣，也说明了我们对鲁迅的诚敬与诚爱。其实，伟大的鲁迅是不会在意我们这种比对的，不会在意我们把他的灵魂和人物的灵魂都放在心灵感受的天平上，一如鲁迅当年不在意诺贝尔文学奖。他的大度和谦逊，可以让我们说出那样的话：在灵魂的深度真实上，有大灵魂，也有小灵魂。有的灵魂重，自然也会有些灵魂轻。宛若我们不愿认同鲁迅笔下的人物是小灵魂（如华老栓），我们不会否认玛丝洛娃、阿廖沙和拉斯柯尔尼科夫的灵魂是现实主义真实最高境界中的大灵魂。

（陀思妥耶夫斯基和曹雪芹）这两位作家虽然信仰不同，但都有一颗人世间最柔和、最善良、最仁慈的伟大心灵。这是任何知识体系都无法比拟的心灵。这两颗都是极为敏感，尤其是对人间苦难都极为敏感。陀思妥耶夫斯基被苦难抓住了灵魂，曹雪芹也被苦难抓住了灵魂。只是他们一个倾向于拥抱苦难，一个倾向于超越苦难。这两位天才的眼里都充满了眼泪，无论是感激的眼泪，还是伤感的眼泪，都是浓浓的大悲悯的爱的眼泪。他们两人造成了两座世界文学的高峰，风格不同，但都告诉我们：创造大文学作品，无论守持什么立场和“主义”，都应当拥有大爱与大悲悯精神。一切千古绝唱，首先是心灵情感深处大爱的绝响。刘再复、刘剑梅：《共悟红楼》，第231页，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9。

刘再复和女儿刘剑梅在这儿讨论的大爱，大约也就是灵魂的重量。是大灵魂与小灵魂的区别。但是，在我们迟来的现代文学中，鲁迅以他伟大的生命，已经给我们展示了一个作家灵魂真实的写作，而我们已经大可不去苛求他什么灵魂深度和大灵魂与小灵魂的轻重了。

无论是控构真实，还是世相真实、生命真实或灵魂深度真实，在现实主义创作中都是不能排它而独立存在的。如果可以把控构真实从现实主义中剔除不谈，把世相经验真实、生命经验真实、灵魂深度真实作为递进的深度和高度的文学境层，它们彼此依靠、渗透和借鉴，但其作品表现出的真实境层的根本相貌是可以清晰区别的。一如世相真实很可能走入生命真实样，生命真实也很可能走进灵魂真实乃至灵魂的深度真实。就是在世相真实的作品中，也常常让我们体会到作家的笔，有意无意就穿越了生命的真实之层，抵达到了灵魂真实之境界，如沈从文和张爱玲的一些小说。但终归，我们还不能把那些小说与鲁迅的小说并论为它们是生命的真实或灵魂深度之真实。这如同我们不可以把鲁迅的小说与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小说笼统地并论为它们都写进了灵魂深度的真实里。在生命与灵魂的维度上，沈从文、萧红、张爱玲等与鲁迅是有着差别的。前者的彼此之间也是有着轻重深浅的，宛如契诃夫、屠格涅夫和托尔斯泰与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灵魂维度上的不同样。

然而，沈从文和张爱玲都在世相真实的现实主义创作中，为我们实践了从世相到生命再到灵魂的可能性。鲁迅、契诃夫、莫泊桑、托尔斯泰、屠格涅夫、陀思妥耶夫斯基、巴尔扎克、雨果、福楼拜、司汤达等也都告诉我们，即便你如何地进行生命真实、灵魂真实的描摹与创作，小说也都离不开对世相的描摹与考察。有时候，愈是生命与灵魂，反需要更加的世相与世俗。这也就是真实互相的依赖和不可分割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