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库切转述的有关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写作生平中有这样一段文字：

弗兰克弗兰克，陀思妥耶夫斯基传记作者。曾不无夸张地说陀思妥耶夫斯基是个“文学无产者，不得不为了挣工资而写作”。各种原因迫使陀思妥耶夫斯基从事繁重的文学写作，这使他倍感厌烦。《罪与罚》出版大获全胜，此前又曾发表《白痴》，但就连这些也平复不了他心头低人一等的感觉。屠格涅夫和托尔斯泰在评论界的声誉（以及每页文稿所获稿酬）都比他高。他嫉恨这些对手，他们有的是时间和闲暇，还有继承得来的大笔财产；他盼望有一天也能写真正重大的主题，好与他们一较高下，证明自己不比他们差。他为一部抱负不凡的作品草拟了非常详细的提纲，原先的名字叫《无神论》，后又改为《一个大罪人的生平》，企图以此让人承认自己是个严肃作家。但这些提纲和草稿后来不得不拼拼凑凑写进了《群魔》，而杰作的写作任务又再次推迟。库切：《异乡人的国度》，汪洪章译，杭州，浙江文艺出版社，2010。

这是一段相当有趣的记述，它至少告诉我们两个讯息：一是在屠格涅夫和托尔斯泰面前，陀思妥耶夫斯基有低人一等的感觉；二是之所以低人一等，是因为他以为自己没有写出“重大主题”的小说，于是他渴望有朝一日，他自己也写“重大主题”，也成为严肃作家。在那个俄罗斯的文学时代，陀思妥耶夫斯基一方面曾经私下里暗称托尔斯泰和屠格涅夫的作品是“土地贵族乡绅文学”，属于失去的时代。另一方面，他又很想写“重大主题”，去做“严肃作家”。无论是考查俄罗斯十九世纪伟大的文学时代，还是浏览十九世纪批判现实主义伟大作家们的大多数作品，他们有一个共性，就是每个作家的作品都尽力剖析、揭示他所处时代的复杂性和变化，故事与人物，都在广阔的社会背景下展开和发展。舍此，你就难以走入“伟大”的行列，就不一定属于“严肃作家”。现实主义作家作品中的经典人物，一定是复杂社会孕育的产物。陀思妥耶夫斯基恰恰不是那样的写作。他的小说有着和十九世纪俄罗斯社会现实强烈的结合，但却没有屠格涅夫和托尔斯泰小说那样阔大的社会背景，如《战争与和平》和《父与子》等。而复杂、阔大的社会背景，是现实主义小说立足天下的坚固靠山，是现实主义常常取得轰动的埋在宏大叙事背后的炸药，是陀思妥耶夫斯基说的“重大主题”和“严肃写作。”而这一点又恰恰是他所缺少的。为此，陀思妥耶夫斯基深感苦恼，似乎技不如人。但陀思妥耶夫斯基没有想到，正是他的写作，为现实主义的真实境层——灵魂的深度真实提供了不朽的范本，使现实主义在那时候更加丰富和具有新的开拓和创造力。同时，也正是他的写作，为二十世纪文学天翻地覆的变化，提供了桥梁和过渡，为二十世纪的现代小说，打开了可能的门扉。

灵魂的深度真实——这是现实主义小说真实的最高境界。是建立在生命真实之上的对现实主义真实新的掘进和求索。在十九世纪伟大的作家中，有许多作家都在生命真实的层面直抵灵魂的真实。但很难有一个像陀思妥耶夫斯基那样，在他的鸿篇巨制中，会从故事的第一页开始，直到最后一页结束，都是对人的灵魂深度的展示和描绘，会让人物的灵魂在无限丰富的颤抖中发出真实刺眼的光芒。前辈翻译家金岳霖对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研究翻译，让中国的读者较早感受了灵魂深度真实是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伟大基石，也是现实主义真实至深、至高的境界。而且这种灵魂的真实，不是一个细节、一个情节或一段故事，而是一部、几部小说的全部，是一个伟大作家的毕生。

陀思妥耶夫斯基出身于社会下层，熟悉贫民区污秽的小巷和阴暗潮湿的斗室里贫苦无告的人们的生活，对他们的命运感同身受，寄予了深切的同情。正因为作者对社会下层贫苦人民寄予了深切的同情，他才能对人们的悲痛、苦难和屈辱作出如此深刻、逼真的描写，使读者处于千万人受苦受难的悲怆凄恻的气氛中，从而激起对资本主义制度的愤怒和憎恨。在十九世纪的俄国古典文学中，他首先把都市贫民的悲惨遭遇引进了文学。他是俄国小市民阶层的一名代言人。陀思妥耶夫斯基：《罪与罚》序言，第3页，岳麟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4。

这是相当“中国式”的传统对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理解，至今还在一定程度上误导着许多读者对现实主义的欣赏和现实主义作家的一些写作。弗洛伊德也深爱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作品，称《卡拉马佐夫兄弟》是迄今为止最壮丽的小说。但弗洛伊德是从心理去理解“壮丽的小说”的，并不是人物的灵魂。如果就现实主义之灵魂——最深层真实这个角度去谈陀氏的写作，毫无疑问是他把现实主义的真实境层，全面提高和推进到了超越人之生命真实的人的灵魂深度之真实的真实境层。陀思妥耶夫斯基把现实主义之真实推到了最后的绝处，从而让现实主义的真实画上了句号，走向了尾声，使二十世纪小说不得不调头转向，重新开始。

灵魂的真实，让现实主义从高峰开始跌落，这不知是现实主义写作之大幸，还是一种真实在现实主义文学中必然路径上的葬曲。但陀思妥耶夫斯基在为现实主义小说的真实吹响灵魂葬曲的时候，把灵魂最真实的行为、呼吸和颤抖，铺洒在了文学的途道上。以《罪与罚》为例，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拉斯柯尔尼科夫的灵魂展现，是从他的内心蠕动开始的。当他无力交纳女房东的房租而不得不躲避房东离开时，就“从某个时候开始，他动不动就发火，情绪紧张，仿佛犯了忧郁症似的。他常常深思得出神，爱孤独，甚至怕见女房东。贫困逼得他透不过气来；可是近来连这种贫困的境况他也不觉得苦恼了”陀思妥耶夫斯基：《罪与罚》第1页，岳麟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4。。

然而，随着这些内心铺排的开始，拉斯柯尔尼科夫这个前大学生，迅速从人物走入了灵魂：

天色已经十分昏暗，这时，他被一阵可怕的叫喊声惊醒了。天哪，这是一阵什么叫喊声啊！一阵阵那么不自然的声音，那样的哀号、狂叫、咬牙切齿声，眼泪、殴打和谩骂，他还没有听见过，也没看见过。他也想象不出这样的残暴和这样的狂乱。现在，他忽然听到女房东的声音，不觉猛吃一惊。她痛苦、尖叫、边哭边数落，匆忙地、急促地、不连贯地，所以弄不清楚她在哀求什么——当然在哀求别再揍她，因为她在楼梯上遭到了毒打。由于愤怒和发狂，揍她的人变得那么怕人，听起来只是一片嘶哑声，但这个揍她的人也还在说什么，也说得很快，含混不清，急不可耐，上气不接下气。拉斯柯尔尼科夫忽然像一片树叶般地哆嗦起来……

拉斯柯尔尼科夫浑身软弱无力，倒在沙发上，但已经不能合眼了；他躺了约摸半个钟头，心里痛苦非凡，并且吓得要命，真受不了呀，这么大的惊吓他从来没有经受过……陀思妥耶夫斯基：《罪与罚》，第130~131页，岳麟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4。

这是一段女房东遭到暴打的逼真描写，但实质上却是拉斯柯尔尼科夫发烧中的一种幻觉。这种幻觉正是拉斯柯尔尼科夫的灵魂从常人走向罪恶的杀人之后的灵魂惊颤，是他在杀掉女房东后灵魂颤抖的自语和坦白。而终于第一次因故到了警察局时，拉斯柯尔尼科夫的灵魂，则在颤抖中开始了辩驳和抗争：

……从远古的时代起，到后来的莱喀古士、梭伦、穆罕默德和拿破仑等，他们无一例外都是罪犯，唯一的原因是由于他们都制定了新的法律，从而破坏了被社会公认为神圣不可侵犯的、从祖先传下来的古代法律。当然，他们也不怕流血，只要流血（有时十分天真的人们为维护古代的法律而英勇地流血）能对他们有利。甚至值得注意的是，人类社会中绝大多数的这些恩人和建立者都是非常可怕的刽子手……至于我把人分成平凡和不平凡的两类，我承认这样划分有些武断，但是我也并不坚持数字上的不可变更。我只是相信我的主要观点。这个观点就是：人按照天性法则，大致可以分成两类：一类是低级的人（平凡的），也就是，可以说，他们是一种仅为繁殖同类的材料；而另一类则是这样的一种人，就是说，具有天禀和才华的人，在当时的社会里能发表新见解的人……第一类人就是一种材料，他们大抵都是天生保守，循规蹈矩、活着必须服从并乐意听命于人……第二类人呢，他们都犯法，都是破坏者，或者想要去破坏……陀思妥耶夫斯基：《罪与罚》，第302~303页，岳麟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4。

然而，在索尼雅面前，在爱的面前，拉斯柯尔尼科夫为罪恶辩驳的灵魂又因爱而发生了变化：

杀了人后，我不会成为谁的恩人，或者一辈子像蜘蛛一样，把一切东西都捉到网里，从它们身上吮吸活命的血，在那个时刻，我应当毫不在乎的！索尼雅，我杀人的时候，需要的主要不是金钱；我需要的主要不是金钱，而是别的东西……这一切，我现在都知道了……你要了解我：如果我那样思考问题，我决不会再杀人。我必须弄清促使我出此下策的另一个问题：当时我要知道，要快些知道，我同大家一样是只虱子呢，还是一个人？我能越过，还是不能越过！我敢于俯身去拾取权力呢，还是不敢？我只是发抖的畜生呢，还是我有权力……

……

可是我是怎样杀的呢？难道人家是这样杀人吗？难道人家像我当时那样去杀人吗？……难道我杀死了老太婆吗？我杀死的是我自己，不是老太婆！我就这样一下毁了我自己，永远毁了！……是魔鬼杀死这个老太婆的，不是我……陀思妥耶夫斯基：《罪与罚》，第487页，岳麟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4。

爱是伟大的。当宗教和爱成为一体时，就是罪恶的灵魂也会发出耀眼温暖的光芒。法律可以不追究一个人的罪恶，但活着的灵魂不会对这些不管不顾。拉斯柯尔尼科夫的一切，皆源于他是罪人，是个杀人犯，又有一颗活着的灵魂。灵魂是罪恶的敌人，又是罪恶的同党。在《罪与罚》中，拉斯柯尔尼科夫的灵魂一刻也没有停止过灵魂是罪恶的敌人还是朋友的挣扎和抗争，它让拉斯柯尔尼科夫一刻一分一秒也没有安宁过，直到那颤抖的、活着的灵魂战胜了他罪恶的内心，成为罪恶的胜利者：

他（拉斯柯尔尼科夫）贪婪地向左右观看，神情紧张地细瞧着每个东西，但他的注意力怎样也集中不到一个东西上；一切东西都悄悄地溜过了。“再过一个星期，再过一个月，我将会坐在囚车里驶过这座桥，被押解到什么地方去，那时我会怎样看这条河呢？最好记住它。”这个念头在他的脑海里闪过。“这是一块招牌，那时我会怎样念这些字母呢？”……

……他忽然想起了索尼雅的话：“到十字街头去，向人们跪下磕头，吻土地，因为你对它们也犯了罪，大声地告诉所有的人：‘我是凶手’！”想起这些话，他不觉浑身哆嗦起来。在这一段时间里，特别是在最后几小时里，他心里这么强烈地感到束手无策的苦闷和惊慌不安，所以紧紧地抓住这个涌现出那纯洁的、从未有过的和丰满的感情的机会。这种感情和疾病发作一样，在他心里骤然涌现出来：像一星火花在心灵里燃烧起来，突然像火一样烧遍了全身。他一下子浑身瘫软了，泪如泉涌，他立即在地上伏倒了……

他跪在广场中央，在地上磕头，怀着快乐和幸福的心情吻了这片肮脏的土地。他站起来，跪下磕头。

……（路上那些向他叫喊的声音）使拉斯柯尔尼科夫不敢叫喊“我是凶手！”可是这句话也许要从他嘴里跳出来，但及时缩住了。他沉着地忍着这些叫喊，不朝四下看一眼，径直地穿过胡同向警察局走去（自首）……陀思妥耶夫斯基：《罪与罚》，第612~613页，岳麟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4。

一个前大学生从行凶杀人，到为自己的行为自我辩驳，再到最终经受不了自己灵魂对自己的审判而去亲吻肮脏的大地后到警察局自首——洋洋四十五万言的《罪与罚》，把拉斯柯尔尼科夫的灵魂颤抖浓墨重彩地刻写出来。这种超越人之常人生命的灵魂真实，在二十世纪伟大现实主义的行列，除了陀思妥耶夫斯基，再也没有比他的写作更有力的例证。而且最为重要的，是陀思妥耶夫斯基让拉斯柯尔尼科夫的灵魂发出了照耀人类的光芒——并不仅仅是为了灵魂真实而停留在死灵魂的血肉上。让灵魂呼吸的真实发出照耀人类精神之光的，还有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卡拉马佐夫兄弟》中的阿廖沙。阿廖沙对罪恶与苦难的理解，比拉斯柯尔尼科夫更为宽阔和博大，因此，这灵魂的光芒也更为耀眼和温暖：

他（阿廖沙）在门廊上没有停步，就迅速地走下台阶。他充满喜悦的心灵渴求自由、空旷和广阔。天空布满寂静地闪烁着光芒的繁星，宽阔而望不到边地罩在他的头上。从天顶到地平线，还不很清楚的银河幻成两道。清晰而万籁俱静的黑夜覆盖在大地上，教堂的白色尖塔和金黄色圆顶在青玉色的夜空中闪光……阿廖沙站在那里，看着，忽然直挺挺地扑倒在地上。

他不知道为什么要拥抱大地，他自己也弄不清楚为什么他这样抑制不住地想吻它，吻个遍，他带着哭声吻着，流下许多眼泪，而且疯狂地发誓要爱它，永远爱它。“向大地洒下你快乐的泪，并且爱你的眼泪……”陀思妥耶夫斯基：《卡拉马佐夫兄弟》第三部第一卷“阿廖沙”末段。

让灵魂深度的真实发出照耀人类精神的光芒，这是在灵魂真实上“大灵魂”与“小灵魂”的区分。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写作，刻写出了无数人物灵魂的实在，也让阿廖沙和拉斯柯尔尼科夫等在人物的灵魂上闪烁、照耀出大灵魂的光芒。这种对灵魂真实的追究和提升，使陀氏完成了对十九世纪现实主义的超越和对真实最终穷尽的刻写，使后来者面对现实主义的主旨——真实时，宛若一棵小草在大树下的无奈生长，所有的努力，都必须在那树下呼吸和摆动。正因为这样，让人们感到二十世纪文学的变化，既是自然随时间的到来，也是一种十九世纪真实的强大对二十世纪写作的逼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