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9节 第二十九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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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嘟——”一辆轿车停在了校园里,紧接着从车上走下几个挎公文包的人。
秦校长迎上前去,笑着对走在前面的人说:“王局长,欢迎您莅临我们学校指导工作。”
“我们是来调查一件事的。”王局长板着脸说。
“王局长,什么事?”秦校长吃惊地问。
“到办公室再说!”王局长头也不回,径直向校长室走去。
听到汽车声,老师们纷纷抬起头来,透过玻璃窗向外望去。
“老师们,我们学校要出事了。”刘正义很神秘地说。
“你怎么知道呢?”罗英杰问。
“你们看,来的那几个人,西装革履,风度翩翩,准是上边来的大人物。哎,走在最前面的那个人不就是我们县教育局的王局长嘛。你们怎么忘了,秦国良老师的追悼会,不就是王局长致的悼词吗?我们学校要是不出事,他会到我们我们这儿来?”
“对呀,我也想起来了,那个人就是王局长。”辛玉信说。
过了几天,老师们就都知道了,王局长是为调查张建国弄虚作假的事儿而来的。在前一阶段的民办教师转正工作中,张建国给王玉花老师提供了假学历、假论文等不少虚假材料,并给钟英梅老师改了教龄,让她提前两年参加了县师范的招生考试。有人写人民来信向上边反映了此事,县教育局和县纪律检查委员会组成了联合调查组。进过调查取证,他们认为来信反映的情况基本属实。结果,张建国受到了党内察看一年、撤销他的高山中学副校长职务的处分。王玉花的民办教师转正资格被取消,钟英梅也被县师范学校开除了。
张建国又回到了他从前工作过的镇中心小学。没过多久,他通过在县人事局当副局长的哥哥的关系,来到县城的一所小学,当了一名小学教师。钟英梅也离开了我们学校,来到了一所偏僻的山村小学。
再后来,我听说,钟英梅结婚了,嫁给了一个大她七八岁腰缠万贯的大老板。
两年后的的一个黄昏,我有事去镇政府。办完事走出镇政府大院,不想却在大街上邂逅了钟英梅。我们相互点了点头,算是打了个招呼。
我们俩僵持了好一会儿。 钟英梅终于先说话了:“李老师,听说你师专毕业了。”
“毕业都一年多了,这不又回到了咱们的学校。”我回答。
“时间过得真快啊。”钟英梅叹了一口气。
“光阴似箭,日月如梭,岁月不饶人啊。”我随口说了一句。
“如果时光可以倒流,如果人生可以重新选择,那该多好!”钟英梅说。
从她怅然若失的表情中,我看到她生活的并不快乐。我努力安慰着她:“钟英梅,你千万不要灰心丧气。去年9月7日,国务院办公厅下发了关于解决民办教师问题的通知,通知中说民办教师是我国中小学教师的重要组成部分,长期以来,广大民办教师为发展我国的农村教育事业做出了重大贡献。党中央、国务院十分重视和关心民办教师,提出了争取到本世纪末基本解决民办教师问题的目标。有小道消息说,不是今年就是明年,我省的民办教师就要全部转正。你可要耐心等待啊,毕竟干了这么多年。”
“李老师,愿不愿意到我家坐坐?我家就在附近。”说着,钟英梅向街东边的一排房子指了指。
“时间不早了,改日我再登门拜访。”我转身要走。
“那就算了。”钟英梅幽幽地说。
刚走出几步,我好像听到身后有抽泣声,猛一回头,我看见泪水如断了线的珠子从钟英梅的脸上纷纷滚落下来。
吃过晚饭,英英早已坐在电视机旁准时收看她所喜爱的言情剧了。
我来到书桌前,随手拿起了桌子上的一本书,打开一看,是现代作家沈从文的小说《边城》,于是我读了下去:“……溪边有一座白色小塔,塔下住了一户单独的人家。这人家只一个老人,一个女孩子,一只黄狗。”
刚看了第一段,我就看不下去了。这篇小说我已经看了好几遍了。我知道,这个女孩子叫翠翠,一个天真无邪伶俐乖巧稚态可掬的15岁女孩,她与青山绿水作伴,在风和日丽里长大,心灵没有沾染一丝尘埃。美丽可爱的翠翠,多像从前的钟英梅啊!那时,我们是多么快乐,多么幸福。汶河岸边,校园小路上,宿舍里,曾留下过我俩多少欢声笑语。没想到,后来她竟然和张建国做出了那种事。我怎能和这种水性杨花的女人厮守终生呢?我愤然离她而去,与单纯可爱的英英结为伉俪。而今,我已师专毕业,成了一名公办教师,每天都过得很充实很幸福。听说钟英梅自从嫁给了那个老板,就没有过一天舒心快乐的日子,老板依仗着自己手中有几个臭钱,在外面寻花问柳,包养情人,回家后还对她拳打脚踢,百般摧残。现在想来,当时我作出的那个决定,对于钟英梅,是不是太残酷了?
“文生,都10点多了,快睡觉吧,明天你还要上班呢。”英英解开鞋带,脱掉鞋子,上了床。
“英英,你先睡吧,我再看一会儿书。”我想平静一下自己杂乱无章的心情,就随口哄骗她说。
“文生,那你也得帮我把裤子脱下来。”说着,英英就平躺在了床上。
我放下书,来到床边,两只手捏住她的裤脚,用力一拉,就把英英的裤子脱下来了,露出了她那纤细白嫩的大腿 。在我的记忆里,英梅也有和英英一样,也有这样白嫩诱人的玉腿,我曾经多次抚摸过,我怎么会忘记呢。
墙上的石英钟敲了11下,我也感觉有点困倦了,我准备脱衣上床休息。我掀开被子,刚想躺下,已经熟睡的英英翻了个身,露出了白玉般的臂膀,饱满如梨的双乳,我的心中顿时就产生了一个冲动……
“李老师,你来得正好,赶紧到会议室去,校长有重要事情要告诉老师们。”早上我一到学校,就碰见了正招呼着老师们开会的刘正义老师。
我刚找了个座位坐下, 秦校长就红光满面地走进了会议室。他用手捋了捋稀疏斑白的头发,清了清嗓子,大声地说:“老师们,今天我很高兴很理直气壮地告诉你们,省政府已经下达了文件,全省所有符合条件的在编民办教师,一律转为公办教师。老秦、老辛、杜老师、刘老师、王老师,你们终于熬到头了。在这里,我先向你们表示热烈的祝贺!”说着,秦校长就鼓起掌来。
老师们也使劲地拍起了手,整个会议室里响起了经久不息的雷鸣般的掌声,一直传出很远,很远……
秦校长很激动,他摆了一下手,示意老师们先静一静,他继续往下说: “这些年来,广大教师,特别是民办教师,在条件艰苦、待遇较低的工作环境下,不计得失,默默无闻,无怨无悔,无私奉献,把自己的大好青春献给了中国乡村的基础教育事业,撑起了我国农村基础教育的‘大梁’,为农村的‘扫盲’工作,为普及九年义务教育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党中央、国务院一直十分重视和关心民办教师,贯彻实施了‘关、转、招、辞、退’的方针,特别是最近几年,国家通过多种形式解决民办教师问题,民办教师的数量越来越少。今天,民办教师全部转正,这就意味着撑起我国农村基础教育的民办教师将在我国成为历史。这样的党就是伟大光荣正确的党,这样的政府就是明智的政府。”
“我们终于有出头之日了。感谢党,感谢政府!感谢党,感谢政府!……”秦义原显然是高兴极了,翻来覆去地重复着这两句话。
辛玉信苍老的脸上也现出了笑容,杜玉梅、王玉花两位女老师的眼里噙着晶莹的泪花。刘正义呢,呆呆地坐在那儿,只知道痴痴地笑。
“你们五位转正的教师,还需要填写一个表,今天下午还要报到镇教管办呢。”秦校长交代说。
刘正义走到秦校长跟前,领回了他们要填的表,发给了秦义原、辛玉信、杜玉梅和王玉花。
老师们刚要走,秦校长站起来:“老师们,民办教师转正是一件大喜事,今天上午老师们在一块吃顿饭,好好地庆贺庆贺。菜就不用伙房炒了,我已经给金山酒店打了电话,放学的时候他们就送过来。”
会议结束了,寂静的高山中学立即就热闹起来。老师们插上了彩旗,燃起了鞭炮,震耳欲聋的鞭炮声响了很长一段时间。
就在老师们推杯换盏觥筹交错的时候,这所学校里唯一的代课教师高庆春没有惊动任何人,一个人悄悄地来到办公室,收拾了一下自己的东西,在把自己用了多年的办公桌擦得干干净净后,噙着眼泪依依不舍地离开了。
他知道,这是民办教师的最后一批转正。这次转正的条件很宽松,只要是1985年12月31日前参加工作的在编民办教师,就转为公办教师,从此就再也没有“民办教师”这个称谓了。只可惜自己是1986年8月来到学校的,只是比别人晚了半年多,自己就赶不上民办教师这趟末班车了,就只能是一名代课教师了。由于错过了代课教师转民办教师的机会,自己自然就不能转为公办教师,这是他早就预料到的。这些年,自己之所以还干着代课教师,是期望着奇迹出现。去年全县所有代课教师和尚未分配的师范院校的学生参加中小学教师招考,自己自然不是这些刚刚毕业的大学生的对手,结果他以6分之差再次错过机会。唉!这都是命啊,怨不得谁。
43岁的高庆春老师已渐渐老去,头上的白发,脸上的皱纹和年龄一起增长。为了生存,为了养家糊口,从学校回来的第二天,他就坐上了去县城的公共汽车,他想重新寻找属于自己的生存方式。
汽车进站了,高庆春揉了揉惺忪的睡眼,提着破旧的皮包,走出了车站大门。
他从皮包里摸出一个火烧、一块咸菜,边走边啃。自己的家离公路远,要坐车需要走一段很长的土路。今天早上为了赶车,他天不亮就起了床,把自己需要带的东西都塞进了皮包,比如自己的身份证,比如自己当代课教师时获得的一本本荣誉证书。这些东西,说不定什么时候就可能用得上。皮包虽然破旧了点,但他舍不得扔掉,这是他在镇文化站工作时,镇党委王书记送给他的。自己的东西,也只有这一件能拿得出手在众人面前炫耀一下,是万万不能扔掉的。
他一边走,一边向从他身边经过的人打听去新火车站的路。原来的火车站他知道,这几年县里搞旧城改造,把好好的县城拆得面目全非,一幢幢大楼拔地而起。再说,他已经有好几年没来县城了。行走在水泥森林里,他有点眼晕,感觉自己像是进了神话传说中的迷宫,他分不清东西南北了。
县城火车站是一个过往的小站,冷冷清清,只有七八个提着大包小包的人聚集在火车站进站口,高庆春赶紧凑了上去。这些从青岛打工回来的民工看了看眼前这位老实巴交的中年男子,疑惑地说:“你没出去打过工吧?我们干了半年多,工钱还没有要回来呢,现在的老板,简直是王八蛋,良心都被狗吃了,比当年的日本鬼子还坏。”
他原想跟他们打听些信息,希望能找到活干,没想到一开始就碰了一鼻子灰。他不气馁,没有立即离开火车站,他密切注意着三三两两从车站出来的民工,他不时凑上去搭讪。
下午两点多了,他感觉又累又饿。于是,他走到火车站广场旁边的一个商店,买了一袋方便面,向人家要了一杯热水,凑合着吃了顿午饭。
从公社文化站的临时工到代课教师,高庆春整整干了23年。“当教师,我把家当穷了,人也熬老了。”这些天,他经常这样想。当代课教师的第二年,他的老婆得了胃癌,为给老婆治病,他至今仍背着两万多元的债务。今年女儿以超出本科录取线10分的成绩被一所大学录取,但他实在拿不出那么多的学费。看着泪流满面的女儿,他心如刀割。“我参加工作23年,没想到这么窝囊,自己没有上大学,那是自己的命不好。如今女儿考上了大学,自己却没钱圆她的大学梦。”女儿被迫弃学,他懊恼不已。眼下,女儿正在县城的一所高中复读,他想找份工作给女儿多挣一些学费。
当天,高庆春没有找到工作,晚上他躺在火车站的长椅上呆了一宿。
这天早上,高庆春看到水泥杆子上贴的一则“招工信息”,他一路打听着来到一家化肥厂应聘当装卸工。工作人员打量了他一番后,说:“你的年龄太大了,这种出力气的活你干不了。”
下午,高庆春又来到一家公司,工作人员给了他一张表格。当他在年龄一栏填上“43”时,对方盯着他的脸看了好一阵子,看得他浑身不自在。最后,在对方不信任的眼神下,他默默地离开了。这一天,他去了五六家用人单位,几乎没有一家愿意用他。他自己清楚:“我除了能当个老师,没有一技之长。这20多年,要是自己不当代课教师,早早地外出打工,学上一门技术,我人生的境况绝不是现在的样子。我即使不能大红大紫,也能步入小康;即使不能平步青云,也能小成气候。用不着现在这样,把生活之绳深深地勒进肉里。但不这样,自己又能如何?进工厂没技术,做生意没本钱,只能靠出卖自己廉价的劳动力。”路上,他一边闷闷地想着,一边用舌头舔着干裂的嘴唇。
已经在县城火车站呆了三天了,高庆春口袋里的钱也不多了,他不敢坐出租车,不敢打电话。这天下午,他直奔一家货运公司。看见从屋里走出一个老板模样的人,他赶紧走上前去,很和气地说:“同志,我想找点活干。”
这个人看了他一眼,问:“你愿不愿意干装卸?”
高庆春说:“我愿意,只要能挣钱就行。”
那人说:“那你就跟着我走吧。”
高庆春问:“在哪里干?”
那人说:“到河滩里装沙子,再跟车到工地上把沙子卸下来。”
“那一个月多少钱?”高庆春问。
“工资是计件的,装卸一车沙子10块钱。”那人说。
“10块钱太少了。”高庆春做出要走的样子。
“已经不少了,一车10块,一天装卸四车就40块,一个月下来就是一千多块,我们公司从不拖欠工资,都是一天一结算。你要是不愿意干,就算了。你睁开眼看一看,现在出来找活干的人有多少,一片一片的,脖子都伸得跟鹅一样。”
高庆春一咬牙,说:“我就试试吧。”
装了一车沙子后,高庆春就大汗淋漓,两腿发软。天黑的时候四车沙子终于装卸完了,他却瘫在地上不动了。这天,高庆春挣了40元,这是他三天来在县城挣到的第一笔钱。“这活儿我干不了,会要命的!”他寻思着再做打算。
休息了一会儿,高庆春给在县城管局的一个远房大叔打了个电话,要他给自己找份工作。
“你要是不嫌弃,就在利民路上扫大街吧,活不累,一月工资600元,你看行不行?”对方说。
“行啊,我现在就过去。”放下电话,高庆春一脸的满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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