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眼光顺着地图上表示河流的蓝色曲线蜿蜒向北，向大渡河的中上游地区,就已感到大山的阴影中轻风习习。就这样，已经有了上路的感觉，在路上行走的感觉。

就这样，就已经看到自己穿行于群山的巨大阴影与明丽的阳光中间,经过许多地方，路不断伸展。我看到人们的服饰、肤色以及精神状态在不知不觉间产生的种种变化，于是，一种投身于人生、投身于广阔大地、投身于艺术的豪迈感情油然而生，这无疑是一种庄重的东西。

这次旅行,以及这个故事从一次笔会的结束处开始。在泸定车站，文友们返回成都,我将在这里乘上另外一辆长途汽车开始我十分习惯的孤独旅行。这是六月，车站上飞扬着尘土与嘈杂的人声,充满了烂熟的杏子的味道、汽车轮胎上橡胶的味道。

现在，我看到了自己和文友们分手时,那一脸漠然的神情。听到播音员以虚假的温柔声音预报车辆班次。这时，一个戴副粗劣墨镜的小伙子靠近了我。他颤抖的手牵了我的袖口，低声说:“你要金子吗?”

我说不要镜子。我以为他是四处贩卖各种低档眼镜的浙江人。

他加重语气说:“金子!”

“多少?”

“有十几斤沙金。”

而据我所知，走私者往往是到这些地方来收购金子，绝对不在这样的地方进行贩卖，我耸耸肩头走开了。这时，去成都的班车也启动了，在引擎的轰鸣声和废气中他又跟上我，要我找个僻静地方看看货色。

他十分执拗地说:“走嘛，去看一看嘛。”他的眼神贪楚而又疯狂。

但他还是失望地离开了我。他像某些精神病患者一样，神情木然，而口中念叨着可能和他根本无缘的东西，那种使我们中国人已变得丧失理智与自尊的东西的名字:金子。现在，我上路了。天空非常美丽，而旅客们却遭受着尘土与酷烈阳光的折磨。我还能清晰地看见自己至哒丹巴县城的模梢坍巴县城的模样:建筑物和我的面孔都沾满了灰尘，都受到酷烈阳光的炙烤而显得了无生气。我看见自己穿过下午四点钟的狭窄的街道，打着哈欠的冷落店铺、散发着热气的房子的阴凉、孤零零的树子的阴凉。一条幽深阴暗的巷道吸引了我，我听见了自己的脚步声在寂静的巷道中回响。从第一个门口探出一个中年汉子的脑袋，他神情痴呆麻木，眼神更是空空洞洞，一无所有。我从这扇没有任何文字说明的门前走了过去，我在巷道里来回两趟也没有见到几个字指点我在哪里可以登记住宿。从巷道那一头穿出,我看见空地里只剩下我站在阳光底下，注视那一排排油漆已经退尽了颜色的窗户。

一个身体单薄的孩子出现在我面前，问我是不是要登记住宿。他伸出蓝色血脉显现得十分清晰的手，牵我进了楼，到了那个刚才有人探出脑袋的房间门前。

“阿爸，生意来了。”

这个娃娃以一种十分老成的口气叫道。

门咿呀一声开了，刚才那个男人的脑袋又伸了出来，他对我说:“我想你是来住店的，可你没有说话我也就算了。”

“真热啊,这天气。”

“刚才我空着，你不登记。这阵我要上街打酱油去了，等等吧。我等你们这些客人大半天了，一个也没等到。现在你就等我十几分钟吧。

我望着他慢吞吞地穿过阴暗凉爽的巷道,进入了微微波动的绚烂阳光中间。他的身影一从我眼光中消失，我的鼻孔中立即扑满了未经阳光照射的木板和蛛网的味道。这仿佛是某种生活方式的味道。那孩子又怯生生地牵了牵我的衣角。

“我阿妈，她死了。还有爷爷、姐姐。”他悄悄说。

我伸出手抚摩他头发稀疏的脑袋，他缩着颈子躲开了。

“你爷爷是什么样子？像你阿爸一样?”

他轻轻地摇摇头：“不一样的。”

孩子低下了小小的脑袋,蹬掉一只鞋子，用脚趾去勾画地上的砖缝。从走道那头射来的光线，照亮了他薄薄而略显透明的耳轮、耳轮上的银色毫毛。

“我的名字叫旦科，叔叔。我爷爷打死过野人。”

他父亲回来了。搭着眼皮走进了房间，门砰的一声关上了。我们隔着门板听见酱油瓶子落上桌面的声响，给门落闩的声响。

孩子踮起脚附耳对我说:“阿爸从来不叫人进我们的房子。”旦科的父亲打开了面向巷道的窗户，一丝不苟地办完登记手续。出来时，手怜着一大串哗哗作响的钥匙，又给自己的房门上了锁。可能他为在唯一的客人面前如此戒备而不太好意思吧。

“县上通知，注意防火。”他讪讪地说。

他开了房门，并向我一一交点屋子里的东西:床、桌子、条凳、水瓶、瓷盆、黑白电视、电视套子……最后，他揭开枕巾说:“看清楚了，下面是两个枕芯。”

我向站在父亲身后的旦科眨眨眼，说:“还有这么多的灰尘。”

这句揶揄的话并没有在那张泛着油汗的脸上引起任何表情变化。他转身走了，留下我独自面对这布满石棉灰尘的房间。县城四周赤裸的岩石中石棉与云母的储量十分丰富。许多读者一定对这种下等旅馆有所体验，它的房间无论空了多久都会留下前一个宿客的气味与痕迹，而这种气昧只会令人在这个陌生的地方倍感孤独。

那个孩子呆呆地望着我掸掉床铺上的灰尘，脸上神情寂静而又忧郁，我叫他坐下来分享饮料和饼干。

“你怎么不上学?”

他含着满口饼干，摇摇头。

“这里不会没有学校吧?”我说。

旦科终于咽下了饼干，说这里有幼儿园、小学、中学，可他爸爸不叫他上学。

“你上过学吗?”

我点点头。

“你叫什么名字，我的名字都告诉你了。”

“阿来。”

“我有个表哥也叫阿来。”

“那我就是你表哥了。”

他突然笑了起来，笑声干燥而又清脆，“不，我们家族的姓是不一样的，我们姓寺朵。”

“我们姓若巴。”

“我表哥死了，我们的村子也完了，你知道先是树子被砍光了，泥石流下来把村子和许多人埋了。我表哥、妈妈、姐姐……”

我不知道如何去安慰这个内心埋葬着如此创痛的孩子。我打开窗帘，一束强光立即照亮了屋子，也照亮了从窗帘上抖落下来的云母碎片，这些可爱的闪着银光的碎片像一些断续的静默的语汇在空气中飘浮，慢慢越过挂在斜坡上的一片参差屋顶。

旦科的眼珠在强光下呈绵羊眼珠那样的灰色。他在我撩起窗帘时举起手遮住阳光,现在,他纤细的手又缓缓地放了下来。

“你想什么？叔叔。”

“哦……给你一样东西。要吗?”我问他。

“不。以前阿妈就不叫我们白要东西。以前村口上常有野人放的野果，我们不要。那个野人只准我爷爷要。别的人要了，他们晚上就进村来发脾气。”他突然话题一转，“你会放电视吗?”不知为什么我摇了摇头。

“那我来给你放。”他一下变得高兴起来，他爬到凳子上，接通天线，打开开关，并调出了清晰的图像。在他认真地拨弄电视时，我从包里取出一叠九寨沟的照片放在他面前。

“你照的?”